秦艳君 | 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研究趋向及其动因

编者按

民国学人对明史的改造是对明末清初撰写明代史的承继，是乾嘉考据学者整理前代正史的继续；社会环境是促使其形成的重要因素，新材料的出现亦为其形成提供了可能。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研究趋向，经历了从民族主义的感性认识，向学术层面理性认知的转变，是民国社会、政治、文化交织互动的产物，有其自身的特点。

摘要

鉴于清人对钦定《明史》的过度赞扬与有意回避，在晚清民国社会相对自由的环境下，民国学人明确指出了《明史》存在的不足，并以此为前提，产生了改造《明史》的想法。由于章太炎、陈守实、黄云眉、吴晗、孟森等对改造《明史》的相继推动，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个体观念逐渐形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研究趋向，进而他们提出了考证、补辑、整理、重编以及设计整体构想等改造方案。这一研究趋向的形成，并非只是基于《明史》评价这一前提，更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动因。这是对明末清初撰写明代史的承继，是乾嘉考据学者整理前代正史的继续；社会环境是促使其形成的重要因素，新材料的出现亦为其形成提供了可能。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研究趋向，经历了从民族主义的感性认识，向学术层面理性认知的转变，是民国社会、政治、文化交织互动的产物，有其自身的特点。

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研究趋向；社会文化动因

作者简介

秦艳君，女，山西晋城人，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学史、学术史研究。

文章来源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25-131页。

明史研究起于明人所修的本朝史，中经清人官私所修的明代史书，至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呈现出传统与当代结合、与社会文化交织的特点，产生了异于前代的独特研究视野和方法，诚如南炳文所言，“明史研究与20 世纪以前的传统史学相比面貌大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主要表现是：为帝王撰写家谱式的狭窄研究，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广阔领域、多种角度的研究所替代；在研究的观点方法上大多不再是鼓吹三纲五常、颂古非今，或简单地罗列历史现象，而是应用新观点（如进化论、唯物史观、现代自然科学的见解）、新体例（如章节体、传记文学体），使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为适应现实斗争或生活的需要，注重与之相关内容的研究，如明末与南明史、明代东北地区及满族先世史、以抗倭为主的中日关系史、郑和下西洋、中欧关系史等，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也是其时明史研究令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颇具新见、很有价值的明史研究成果，对此后的明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梳理民国时期明史研究的学术遗产，总结民国明史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对当代明史研究将大有裨益。本文拟以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研究趋向为出发点，探析民国明史研究特殊的社会文化魅力。

清朝钦定的《明史》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料，由于清朝政治文化的限制，严格意义上的《明史》研究始于民国时期，姜胜利《20世纪〈明史〉研究述评》一文即指出，“对《明史》的认真研究与评论，当是在清亡之后。其契机是20世纪初的议修清史”。该文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明史》研究的详细状况，着重分析了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认为30-40年代是20世纪《明史》研究的两个重要阶段之一，“多注重于编纂过程的梳理和稿本的辨正”。徐泓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明史研究》第二章第三节中，就《明史》编纂之研究与校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往民国《明史》研究，一般从专题论文和著述的内容出发，分析民国学人对《明史》编纂和稿本的认识与考辨。从民国学人《明史》研究的群体和观念视角看，相当一部分史家提出了改造《明史》的想法，并且对改造《明史》存在的困难、如何进行改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本文就近代学人对民国《明史》改造的前提、内容及动因等略作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 防禁与解禁：民国《明史》的再评价

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前提，即他们认识到《明史》本身存在诸多问题，故而涉及对《明史》的评价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学者对《明史》的评价是针对清人对《明史》的评价而言的。《明史》自颁布以来，在清代颇享赞誉，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评论非赵翼莫属，他谓：“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钱大昕亦有“议论平允，考稽详核，前代诸史莫能及也”之评价。此外，包世臣等史家对其亦多褒扬。即使有史家发现问题，也多避而不谈，“清代史学大师考证史事,及表志注释之补辑，可谓空前绝后。然多致力于旧史，而近代史则鲜及，有所顾忌故也”，甚至“论史苛若章实斋，且禁口无评”。清人对《明史》出乎常理的赞誉与躲闪，不得不令人质疑。尽管在清中后期礼亲王昭琏、魏源等对《明史》提出了异议，但基本是针对《明史稿》而言。故陈守实有言：“自来评斠《明史》者鲜有讥议及此，盖皆以《明史》之修，称年甚久，易人甚多，搜罗详核，斟酌至当，谓可驾宋元而上并班范。即有訾议，亦多在史稿而不及《明史》。此则又因清儒以钦定二字为防禁，不欲多所论列以触无妄之祸，非有爱于《明史》也”。故《明史》在清代的盛誉并非与其本身的水平相当，“防禁”二字或许道出了清儒的心声。

民国学者对《明史》持批评态度，一方面因为清人的回避态度，另一方面因为清亡解禁之后的宽松氛围。“‘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 墨子·亲士第一》）《明史》之所以被推崇，亦即其所以被谤詈，世无绝对的善，物固莫能两全也”。吴晗这句话总结得可谓精妙，由是，章太炎、陈守实、孟森、黄云眉、吴晗等纷纷论及了《明史》的缺点和不足，但综合而言，陈守实的概括较为全面，认为：

《明史》之失，略可指数者：（一）清帝之禁钳太甚，致事多曲讳。（二）因学派门户之偏见，致颠倒失实。（三）搜访之漏略。（四）明清关系多失真相。（五）弘光迄永历之终，史实多缺。

清朝政治意识形态的钳制，致使有关于明清关系、南明王朝及有碍于清朝统治的王学思想、史料与其他史实，在《明史》中多不记载，《明史》之失显而易见。孟森就此曾明确指出，《明史》的疏漏，史文抵牾、重复，“反为小疵，根本之病，在隐没事实，不足传信”，并且具体谈到，“《明史》所以有须隐没之事实，即在清代与明本身之关系”。近代学人如此不遗余力地大谈《明史》的缺点，无非是希望明史研究者能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毕竟《明史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文献，如若不加辨别而任意利用，是有违于历史真实的。

科学与理性是民国学人对《明史》评价的标准。陈守实《明史抉微》一文在提出《明史》五点不足之后，通过“清帝之文字禁钳影响史事”“ 学派门户之见牵及史事”“修史人物略评”几个子标题详加论述，并就《明史》中存在的问题，作“明史谬误论纠（一）”“明史谬误论纠（二）”。陈守实有理有据地论证《明史》之缺失，其目的是要还原《明史》的本真面目。吴晗《明史小评》《读史札记：明史》两篇文章皆是在梳理前人对《明史》全面论述的基础上，分析《明史》存在的问题。陈守实、吴晗是民国改造《明史》趋向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表述与分析充分反映了民国学人对改造《明史》的求是态度。

二 设想与践行：改造《明史》研究趋向的形成及具体表现

基于对《明史》缺点的认识，民国学人根据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相继提出了改造《明史》的设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

（一）改造《明史》研究趋向的形成

改造《明史》，最初由谁提出，尚未可知。但民国以来，早已有人论述并梳理改造《明史》这一学术现象，因此，在民国时期，确实存在学人改造《明史》这一研究趋向。陈守实曾言：“改造《明史》，近人倡之”，尽管他没有随即说明近人为何指，但在前文爬疏《明史》之失的脉络中，已经有了细致的论述，其文曰：

论史稿之失，始于礼亲王《啸亭杂录》。而兼论《明史》之失者，始于魏默深（源）、李申耆（兆洛）。……至近儒章太炎（炳麟），始极论之，欲依据吴兴温氏《南疆佚史》搜集明季事状，作《后明史》以继万氏。谓三帝当著纪，而鲁监国、郑成功宜作世家，将相如何腾蛟、瞿式耜、堵允锡、刘文秀、李定国辈，以及金、李、孙、李、郝之徒，皆宜录入以著劝戒。武进顾实亦有改造《明史》之说，是则于无讳之世而抉弃一切禁钳，昌言以剔其利弊者也。

文中指出，章太炎欲作《后明史》以继万季野，补《明史》对南明历史的缺失；顾实亦有改造《明史》的说法。章太炎改造《明史》之说，源于其所作《〈南疆逸史〉序》，而该文作于 1906 年，足见改造《明史》的观念出现很早，并非某个史家个体的行为。

其后，朱希祖为谢国桢所写的 《晚明史籍考序》，论及民国学人欲作晚明史的过程，谈道：

余自二十五年前游学日本，初留意于晚明史籍，其时二三师友，亦尝弘奖斯风，余杭章先生……仪真刘氏，亦颇欲著后明书，预征章先生为序，今存于文集内，其条目可考也。其时东京上海，声气相应，顺德邓氏，乃大事搜辑，野史遗文，遐迩荟萃，断简零篇，邮之以学报，鸿文巨册，汇之以丛编，由是《南疆逸史》足本出，而杨氏十二跋遂传布于宇内，明季史籍之目，蔚为大观矣……民国既建，海上有《痛史》之刻，有《明遗民录》之作，方期此等巨制，日出不匮，俾得汇辑丛残，完成信史；讵料十余年来，此风日就衰歇，盖群众心期，往往随一时之风气，而非思千秋之绝业也。

他认为，清末民初章太炎欲作《后明史》，刘师培欲作《后明书》，邓实亦搜集相关的史料，作有《痛史》之刻，《明遗民录》之作，一时间形成了作晚明史的风气。此后十余年渐趋平静，只有少数人，包括谢国桢、朱希祖本人还致力于这项工作，秉持初心。补作晚明史是改造《明史》的一部分，且章太炎、刘师培等都提出了改造《明史》的愿望，故补作晚明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趋向。

据前人总结和笔者个人所及，改造《明史》的民国学人及其改造之观念（此“改造之观念”是指学者有意识地对《明史》改造的设想与规划），可概见如下。

章太炎于 1906 年提出“搜集季明事状，欲作《后明史》以继万氏”，并于 1924 年在《与柳翼谋》书信中写道：“《明史》世称佳史，盖以上比宋、元则为简练翔实耳。然乾隆重修，已有不逮《史稿》者，而万氏原本则较《史稿》更信，恐其中恶讳之文已为王鸿绪删尽也。明世遗文，今存者百不及五，则修改亦难，唯清代发原之际今堪增补”。章太炎欲作《后明史》补《明史》之缺，又恐万稿“恶讳之文”为王鸿绪所删，而修改《明史》，章太炎虽未提出“改造”之概念，但有改造《明史》之实。

陈守实《明史抉微》一文明确使用了改造《明史》的提法，在文中专设附录“《明史》之改造及补辑”一节，正如前文所述，他追溯了改造《明史》的渊源，认为“其事甚难”，并对其进行全面的思考。陈守实改造《明史》的自发意识，以及从学理上梳理其中的发展状况，体现了他对改造《明史》的强烈愿望。

《明史编纂考略》是撰述《明史》编纂过程的经典之作，开篇即阐发了黄云眉作此文的宏旨，谓：“《明史》一书，清代学者以其为钦定之故，率有褒无贬，或钳口不道，以远疑忌……窃谓云崧长于治史，评他史俱极平允，而于《明史》则不免回护……兹先揭其编纂始末于此，就正宏达，亦以见赵氏所言之非为实录，而《明史》之不可不重加估定云”。指出必须对《明史》重加估定，这无非是改造《明史》的另一种说法。

吴晗致力于对《明史》的改造，1933 年至 1935年他连发《明史小评》《读史札记：明史》及《修正明史商榷》三篇文章，强调《明史》有三大不可信，“故议必修正之，然国难纷繁之今日，百事待兴，重修《明史》，岂是易事？……至今世而欲改造《明史》，代远难知，遗籍俱尽”。改造《明史》势在必行，然其难亦可想象。但是“我们纵不能把它重新改造，至少也应该用清儒治学的精神，替它再逐一校勘一过，补缺正误，方不致贻误学者”。吴晗怀着对明史研究的学术理想，尝试对《明史》进行切实可行的改造。

孟森特别重视《明史》中隐没事实的问题，指出：“凡为史所隐没者，因今日讨论清史而发见《明史》之多所缺遗，非将明一代之本纪、列传及各志统加整理补充，不能遂为信史。……此读《明史》者应负纠正之责尤为重要，甚于以往各史也”。在孟森看来，统加整理补充《明史》是治《明史》者之责任，改造《明史》方能使其成为一代信史。郑师许亦有相同的认识，谈到“《明史》根本之病，在于隐没事实，不足传信于人”，进而提出“《明史》之急需整理，已成为史学界所公认，而公私史料复渐渐流布人间，则其整理方案，似亦可得而言”。

此外，李晋华在顾颉刚的帮助和勉励下，专治明史，他们皆认为必须使《明史》“价值得一估定”，李晋华所作《明史纂修考》乃其“研究《明史》之初步工作也”，预想对《明史》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从 1906 年章太炎改造《明史》之发轫，到 1942年郑师许指出对《明史》之整理为学界所公认，在章太炎、陈守实、黄云眉、吴晗、孟森、郑师许、李晋华等人的努力下，改造《明史》逐渐成为民国学人所达成的一种共识。

（二）改造《明史》研究趋向的具体思考与实践

章太炎、陈守实等学术个体产生了改造《明史》的意识，他们对如何改造《明史》各抒己见，并逐渐形成了改造《明史》的学术风气。那么，他们是如何构思改造《明史》的，又具体付诸实践了多少？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方案，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以考证、补辑为主的改造方案，主要代表是陈守实、吴晗、黄云眉。民国时期部分学者亦有考证、补辑《明史》的文章，但是基本就《明史》具体部分加以考证，缺乏整体地改造《明史》的意识，文中略而不论。具体而言，陈守实与吴晗又属于同一类型，盖二者皆以为改造《明史》之难，故而转向《明史》的考证与补辑。陈守实云：

改造《明史》，近人倡之，然其事甚难。明人遗著，十不存一，史料不易搜罗。……又年久代远，耳目之治既穷，裁断无从取准。……史馆史料及一切史著，散佚无存。今欲改造，借资何自。……若云补辑，则颇复近理。

陈守实欲仿明末清初戴子高作《续明史》、钱映江著《南明史》，而作《后明史》之补辑。然“补辑之难，均略计之，有数端焉”，大体为史料之缺失，清廷之钳制，惟王夫之《永历实录》、后人所编的《朱舜水遗书》及全祖望《鲒埼亭集》可补南明之史实，有此困境，陈守实不禁感叹道：“以今日而言补辑，欲取资于书卷，实戛乎其难哉！”观陈氏补辑境况，虽持有改造之念，也曾作部分尝试，但改造之效果不佳。当然，陈氏对改造《明史》趋向的引导作用不可替代。吴晗亦言改造《明史》之难，史料之多散佚、焚毁而不存，“故改造《明史》，势在不可能！”然而，他随即话锋一转指出，“善学之士，自能措置妥当，参插稳健，不患修正之难，第患无此等人”。他认为好学善思之人自能有改造之方法，进而论及如何修正《明史》：其中重复失校者，委迤闭晦者，谀颂堂皇者，姝意诋诮者，凡稍究《明史》者，可洞见主其事者张廷玉之不学无术，类能举之。试缘他书以政（笔者按：原文有误，当为“证”字）之，设心灵以会之，集多数可靠之书，聚众人公正之议，本史例，重改革，愧余不能凭借尺寸，宏兼善之怀也，当不忍肥遁林泉，私考槃之乐，凡我袍泽，岂敢无功哉？有明一代，实中华可歌可泣之焕史，庶不泯于天壤间，百尔学者，勉为其难乎？

最后吴晗呼吁同人共同致力于《明史》的改造,如此改造之难亦不难矣。吴晗改造之方法，大体是清代考证之方法，正如他所谈到的，“用清儒治学的精神，替它再逐一校勘一过，补缺正误”，而且他试举出脱文、错误、事误、重出、矛盾、简失、互异、缺漏、偏据、字讹十条错误的例证，以供他人参考，可见吴晗考证改造《明史》用力之深。

黄云眉“拟将《明史》文字体例事迹材料，一一加以勘核，成《明史考》一书，以明《明史》构成之真相”，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虽然考证《明史》是黄云眉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个预想，但是他本人却将其作为终生的事业，挥洒 40 年岁月，在 1971年完成了 8 册近二百万字的《明史考证》，践行了他在民国时期改造《明史》的构想。全面考证、补辑《明史》看似是改造《明史》的一种讨巧的方法，然而史料缺失、《明史》的卷帙浩繁，从陈守实的补辑之难、吴晗的部分考证，再到黄云眉全面考证的轨迹看，真正能够完成全部考证的唯有黄云眉一人，其中的艰辛可见一斑。

其二，针对《明史》存在的不足，整理、重编有关明代历史的论著，以孟森、李晋华、章太炎为代表。孟森注重《明史》的隐没事实，特别是明清关系问题，故而作《明元清系通纪》，整理、发掘清入关前的历史资料，并另作《明史讲义》，对《明史》中许多史实问题加以考辨，为《明史》改造作出了巨大贡献，开近代以来明史研究之风气。李晋华《明史》研究深受顾颉刚之启发，顾颉刚“常谓苟能以《明实录》及其他史料与《明史》一一校勘之，且一一讨论之，则既可以测《明史》可信之程度，使其价值得一估定，而史家有作，又可备新体《明史》之取材，其有助于史学界者实非浅”。李晋华鉴于此，专攻《明史》，先后作《明代敕撰书考》《明史纂修考》，并“欲将明三百年间事，择其尤要者，一一为之考证，期于谷丰润之后更成《纪事本末》也”。

由此可知，李晋华改造《明史》的最终目的是要重编一部纪事本末体的《明史》，可惜他因病早亡，未能完成夙愿，但他作此两书，并写《明懿文太子生母考》《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等文章，皆可见其改造《明史》的付出和努力。章太炎欲作《后明史》，根据纪传体的要求，细致地安排了具体内容，“盖三帝当著纪，而鲁监国、郑成功宜作世家，将相如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刘文秀、李定国辈，功施赫然，著于招摇旗常。金、李虽尝降虏，穷厄反正，有迷复之功；孙可望、李赤心、郝永忠之徒，疆寇桀黠，空为豺狼，无损于虏，皆宜录入，以著劝戒。其以故官为孑遗之民。三老而外，耆旧尚众。台湾陪属，其方略亦有足多者”。并且为其写作多方搜集资料，倘若其完成是书，当为叙述南明史的佳作。其后他又“以修明鉴，则必较夏燮而有余，如能精为考异，亦足以正《明史》之误”，惜未成。不过章太炎对改造《明史》的设想对后人的南明史著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民国以来，明史研究渐趋专题化，针对《明史》本身的研究日益减少，整理和改编《明史》自然是改造《明史》的一个方向。孟森开创了近代以来的明史研究，为改造《明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李晋华、章太炎皆有重编《明史》的设想，并搜集资料、为撰文作准备，虽未成书，但其努力不容忽视。

其三，改造《明史》整体蓝图的构想，其代表是郑师许。郑师许根据民国的情况及《明史》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改造《明史》的规划，“一、既经流布之史料须先为搜集也。二、近日中外学人专题论文必须参考也。三、推勘比证之法须先为讲求也。四、重编或补注之体例亦须先为决定也”。他认为首先是尽可能地广泛搜集资料，无论是古今中外皆不外乎如是。其次，参考中外史料。近代以来，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互相的借鉴极其必要。第三，考证校勘之法，当然这里指的是传统考证与西方考证相结合的“新考证”方法。第四，在前三者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呈现形式。郑师许这一改造蓝图，构思全面，充分体现了现代学术的专业化、科学化，如今看来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改造方案。

民国学人或以考证、补辑改造《明史》，或以整理、重编改造《明史》，或是对改造《明史》蓝图的设计，集中反映了他们对《明史》本身的关注，对明代历史的重视，为民国的《明史》研究及明代历史的研究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 改造《明史》研究趋向的社会文化动因

由于章太炎、陈守实、黄云眉、吴晗、孟森等对改造《明史》的相继推动，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个体观念逐渐汇聚成学术群体，甚至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研究趋向，有利于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这一研究趋向的形成，并非只是基于《明史》评价这一前提，更有深层的社会文化动因，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对明末清初撰写明代史的承继

中国集中撰写明代历史有两个重要时期，一为明末清初，明遗民著史以寄故国之思；二为清末民初，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满思想促使大量的明史论著出现，补辑和整理《明史》便是其任务之一。故而改造《明史》的观念产生之初，虽有学术方面的思考，却未能脱离现实政治的因素。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撰写后明史的设想，多是晚清民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物。譬如章太炎曾谈道：“昔汉失其鼎，宗子起于坤维。陈寿（字承祚）作《三国志》，始与汉史分离。不纪昭烈，而托微文于杨戏，斯可谓志而晦者。明之史，自万季野述之。季野东南之献民，义无北面，局促虏汉之间，怀不自遂，其述《明史》，讫于思宗之季，圣安以降三叶二十年之纪传，不能悉具。上援承祚之法，《后明史》则不可以不作”。大致为蜀汉亡，陈承祚作《三国志》以表其爱国之志；明亡后，万斯同作《明史》托故国之思，然未完备，故章太炎欲作《后明史》以继万斯同，来表达他对清朝，即其所称的“虏”的不满。因此，章太炎改造《明史》，一方面是对明末清初撰写明代史的承继，一方面是对明末清初民族主义的延续。

但是民国学人对明末清初撰写明代史的承继，并非始终处在民族主义的氛围之中。随着民国的建立，民族主义情绪的衰歇，新文化运动“科学”与“理性”的广泛传播，学者更从学术求真的角度出发，继承明末清初撰写明代史的想法，从而改造《明史》。陈守实即是如此。考虑到改造《明史》的难度，陈守实联想到明末清初补辑明代史的例子，谈到“自甲申三月后，南服播迁，义师蹶起，情实悉泯，二十年中，同于无史。昔戴子高（望）欲作《续明史》，成传数篇，未竟其业。钱映江（绮）著《南明史》三十六卷，亦未行世”，并就续作《后明史》的难易程度及如何改造《明史》进行了深入思考，试图为书写南明史寻求可行的办法。陈守实从补作《南明史》方面对《明史》的改造，无疑是基于学术层面的考量。

（二）乾嘉考据学者整理前代正史的继续

乾嘉以降，考证之学成为学界主流。不仅出现了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三部考证巨著，而且展开了对历代正史考释、补辑的工作。正如梁启超所总结的，有“惠栋之《后汉书补注》，梁玉绳之《史记志疑》《汉书人表考》，钱大昕之《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续汉书辨疑》，梁章钜之《三国志旁证》，周寿昌之《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注补正》，杭世骏之《三国志补注》”。齐思和则分类概括道：“清人整理正史，大约出不了以上所举的注释、补作、改编、三种方法”。二者从不同视角出发，梳理了乾嘉学者整理前代正史的概况。

然而，诚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限于清廷的控制，清人很少有人从官方钦定的角度对《明史》加以注释、补作、改编等整理，仅有王颂蔚的《明史考证捃逸》、刘廷銮的《建文逊国之际月表》、黄大华的《明宰辅考略》与《明七卿考略》等等。民国学人对《明史》的考证改造，正补清人之阙。吴晗特别谈到用清儒的方法一一校勘《明史》，黄云眉亦是如此，《明史考证》“以徐元文兄弟之修史条议，王鸿绪之史例议为两大骨干，兼酌取诸家意见而成”，且以明实录为主要材料。徐氏《修史条例》曰：“诸书有同异者，证之以实录，实录有疏漏纰缪者，又参考诸书，集众家以成一是，所谓博而知要也”。黄云眉考证中以其为指归，参考多种书籍以资互证，以校《明史》之不足。

当然，除了利用传统的考证方法，在改造《明史》的同时，民国学人还注重对域外史籍的使用，在民国时期新的学术环境下，尝试利用新的考证工具。

（三）社会环境是促使改造《明史》的重要因素

人处于社会之中，不可避免要受到社会的制约。章太炎改造《明史》之说的提出受到当时政治排满环境的影响，即是一例。至于他之前是否有学理上的思考，则未可知。

黄云眉对《明史》重加估定、作《明史考证》，则是学术与社会环境交织的产物。1931 年，黄云眉欲纠正《明史》存在的问题，还原明代历史的真相，提出了作《明史考》的打算，但由于人事的牵绊，而未付诸实践。1941 年，时值抗日战争，战争带来的生活与心理压力，促使黄云眉开始撰写《明史考证》，正如他谈道：“故乡沦陷，避居海上，卖应酬文字如寿序墓志之类度日，并开始撰《明史考证》一书，借减南冠之恨”。《明史考》原是黄云眉学术上重新估定《明史》的设想，是否会执行，纯属未知，但是由于战争环境所带来的内心苦闷，促使黄云眉将这一设想渐渐变成了现实。由此可见，黄云眉改造《明史》的设想萌发于学术上的思考，践行于战争环境之中。

民国是一个社会政治环境急剧变化的时代，学术与社会的联系往往较其他时期更为紧密，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研究趋向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便很难具有学术的独立性。尤其是清末民初、抗日战争两个大变动阶段，政权更迭、国家危亡，学界普遍存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学术思潮，改造《明史》的研究趋向很难脱离其间，学术与政治社会环境的互动便成为可能。

（四）新材料的出现为改造《明史》研究趋向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清人之所以对《明史》评价甚少，固然由于朝廷的政治思想控制，同时也是因为史料不足。陈守实曾对“明史料之秽杂及湮佚”作了专门论述，概括罗列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史稿》奏上，史馆中草卷长编,以及一切史料，多散佚，岁月沉沦，永不复睹。（二）雍乾间文字之狱，遗黎著述，引为祸胎，子孙焚弃不遑。即有贤者壁藏箧缄，行世无日，亦多蠹烂，数传而后，即化灰烬。（三）各省疆吏，搜煅禁书，列之章奏，颁从宫廷，官吏不学，微嫌即摧。有关掌故书籍，悉无存遗……（四）乾隆二十二年，删存明末野史。既行世者，重遭割裂，无可凭信。（五）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网罗文献，重加修订，名为崇文，隐施钳遏。偶有违忤，即加更窜。（六）乾嘉文人以记录时事为戒，满纸天王明圣，了无足取。清末坊贾所刊《痛史》等书，又皆郢书燕说，牵强附会。

《明史》撰述之初，史料本就缺乏，再加上史馆修史中的史料散佚，“庄氏史狱”等文字狱对史料的破坏，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府对史料的把控和禁毁，大量的明代史料遭受厄运。因此，清人缺乏对《明史》评价与改造的基础。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与《明实录》的校勘，无疑为改造《明史》提供了条件。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晚清民国以来新材料层数不穷，“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清内阁大库档案作为民国重大史学发现而颇受关注。经过一番辗转，相关的学术机构和个人刊行了大量的史料。自 1930 年始，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明清史料》三编，罗振玉之子罗福颐编辑出版了《明季史料零拾》，这些史料有助于民国时期明史研究的发展。

与此同时，自 20 世纪 30 年代，史语所在傅斯的主持下，李晋华、王崇武等以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本“明实录”为底本，参以广方言馆藏实录抄本等他本进行校勘，尽管在民国时期并未刊行《明实录》的校本，但是却出现了一些相关论著，王崇武的《〈明本纪〉校注》《〈奉天靖难记〉注》二书便是分别结合明实录与抄本完成的。新史料的出现多少能够带动明史研究的发展。

此外，清末民初在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大量的明代书籍得到了整理出版，譬如刘世瑗的《征访明季遗书目》、孙静庵的《明遗民录》、刘承干的《明史例案》等。故宫博物院出版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修订之后的《明史本纪》，并请段琼林作《〈明史本纪〉原本补本异同录》加以校勘和对比。正是因为有大量新史料的出版与发现，改造《明史》的研究趋向才有形成的可能，顾颉刚如是谈到，“余以故都文化机构之努力搜求，使今日所藏之明代史料更多于清初，《明实录》自启祯以前幸无残缺，我辈对于前朝之人与事又得以自由批评，不复如专制时代之多忌讳，常谓苟能以《明实录》及其他史料与《明史》一一校勘之，且一一讨论之，则既可以测《明史》可信之程度，使其价值得一估定，而史家有作，又可备新体《明史》之取材，其有助于史学界者实非浅”。可见民国明史资料的不断增多，政治思想言论相对自由，通过讨论、校勘《明史》中存在的问题，重新估定、改造《明史》的工作也就逐渐为史家所重视。

通过对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研究趋向的脉络与内容的梳理，及动因的分析，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该研究趋向经历了由感性到科学理性的过程。清末民初章太炎等学人多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刺激，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们更多地倾向于从学术层面的思考。譬如，陈守实在思考改造《明史》的过程中，即以清末民初的论述为借鉴，谈道：“今欲改造，借资何自。若循清末过激之论，存种族之隘见，以御史事，即不免矫枉过正之嫌。若过信稗野杂说，则近出痛史之类，半皆残蠹之余。书贾附益成之，广著异闻，难征情实。一意翻案，便成谤书”。应该说，民国中后期的学者受五四运动科学思想的影响，对学术的判断渐趋理性。

第二，该趋向是民国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各因素彼此交织而不可分割。例如，章太炎作《后明史》既是对明末清初补辑明代史的继承，又是对当时民族主义的延续。黄云眉作《明史考证》的想法孕育于学术上的思考，具体的实际操作则为战争所迫。

第三，民国学人改造《明史》的趋向，虽然是对乾嘉学者注释、补辑、改编前代正史的承继，但却有着自身的特点。譬如，改造的形式，出现了用章节体等体例重编《明史》及对《明史》的专题式改造。改造方法上，则尝试利用西方的新考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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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采集：刘 斌

媒体编辑：宋漪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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