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台湾半导体产业腾飞史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受阻，半导体产业长期依赖全球分工，受冲击更大。芯片价格快速上涨，整个产业命悬于半导体产能。美国、欧洲紧急投入数百亿资金试图重振本土半导体制造，加剧了芯片“争夺战”。

半导体，长期是台湾省经济支柱产业。在近几年芯片抢产能之下，台湾半导体龙头公司台积电的强大制造能力引得苹果、高通、AMD纷抢订单。台湾，更受地缘政治影响，炙手可热之外，也游走于风口浪尖。

在八十年代的峥嵘光景里，全球掀起信息技术竞赛，美国、日本、韩国乃至中国台湾角逐半导体市场，政府往往汇集最优秀的人才与最宽松便捷的政策以辅助。但是，全球范围内，产业政策下失败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距，或许与产业政策无关。

本文通过回顾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孕育、腾飞史，以一个产业的脉络追溯台湾经济转型之本。

本文逻辑

一、宁静革命

二、乘芯而起

三、竞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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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宁静革命

1960年，台湾经济部长尹仲容发表了一篇长文《台湾经济十年来的发展之检讨与展望》，这是他对自己执掌台湾经济大权十一年来的经济总结和反思。

他在《发展检讨与展望中》提到，“这十几年来台湾的经济有所进步，但是进步程度仍然不够。”直到1960年，农业仍然是台湾的经济支柱产业。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57%；农产品及加工品出口占总出口的78%。尹仲容认为，台湾需要一场改革。

二战后，欧美世界的时代主旋律是奔腾的经济增长，亚洲的日本，也迎来了经济腾飞的前奏。尹仲容感叹这个时代世界宛如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竞赛场，“落后的地区要追踪进步的国家，进步的国家则更求发展。”

尹仲容的祖籍在湖南邵阳，祖父是清朝进士，父亲担任过县长，家门在当地也是名门望族。南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尹仲容进入建设银行。生逢战乱时代，尹仲容对政治无追求，心仪“经世致用之学”，40年代里，他参与了多项经济事务。

1949年，尹仲容赴台，先后担任中央信托局局长、经济部长，渐渐担起重整台湾经济的重任。此时，台湾的工业基础薄弱，以轻工业为主，主要是电力、水泥、纸业、制糖等。岛内的基础设施在二战期间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害。

尹仲容很早就意识到，台湾经济的弊端在于集中的官僚资本。在整顿、发展台湾经济伊始，他就践行所信奉的经济理念，放弃管制，保护市场价格机制，让市场主体发挥最大活力。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尹仲容也顶住了传统权贵的压力，推动官营改民营，整顿亏损惨重的官营企业，出台政策扶持、引导民营企业。台塑大王王永庆、纺纱厂创始人严庆龄均是通过尹仲容特意挑选、牵头而成就。

1957年，尹仲容再次发起了对外汇制度改革的冲锋，经由与保守派辩论，终于赢得改革机会。1958年，台湾“行政院”公布外汇贸易改进方案，将台湾的复式汇率改单一外汇率，并且放宽进口限制，对原料等进口实施税收优惠。

到1960年，尹仲容全面掌控了台湾的外贸、金融大权，也被称为“经济沙皇”。三年后，尹仲容骤然离世，令人惋惜。

但是，经由尹仲容的治理，台湾对内鼓励民营经济，对外实行开放，此时已然为加入开放的海外市场铺平道路。经由60年代后期一系列直接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台湾经济模式开始锚向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1964年元月，立法院通过“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随后几年内，高雄的两个加工出口区相继设立。台湾当局出台了多项鼓励措施，吸引外商在台投资设厂。

廉价的劳动力、税收优惠和政策的便利度吸引了发达国家在台湾设厂投资，进口原料-加工-再出口的经济模式给台湾带来了经济上的增长。这一时期，台湾也切入了半导体产业，只不过是位居产业下游、投资门槛小、风险小的封测环节。70年代，德州仪器、飞利浦、摩托罗拉纷纷在高雄出口区开设封装测试工厂。到1970年，台湾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农业占总产值比重下降为15%，工业、服务业分别上升到37%、48%。

但显然，仅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是不够的，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也很快遭到了冲击。1971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以进口能源为主的台湾物价随之抬高，1974年，台湾的经济增长率降到1.1%,创下50年代以来的最低。

1973年，蒋经国执政后，提出“十大建设”以提振经济。这十大建设涵盖了岛内的一系列大规模基建工程，包括铁路、公路、机场、造船厂、发电厂、炼钢厂等，总投资达60亿美元。同时，台湾当局也重视起技术的发展，希望能够往本土引入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蒋经国提拔了孙运璿担任经济部长。毕业后，孙运璿在台湾担任电力公司机电处长，十几年来一路从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做到台电总经理。许多人都将孙运璿视为台湾经济现代化的功臣。

孙运璿同为理工科毕业， 1969年访问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时就大受震撼，回台后立即着手，1973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工研院），主要以政府拨款、部门捐助为研究经费来源。从此，工研院就成为了半导体发展的试验田和技术滥觞地，早期在半导体上的设备引进、技术突破均是由工研院一手承包。

要发展技术，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向先进的开发者们学习。孙运璿找到了潘文渊，后者此时正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担任微波研究室主任。潘文渊1937年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无线电系留学，随后便读博、在高校任职。二战后，潘文渊入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一直在美国工作研究。潘文渊一生没有在台湾定居过，但是却成为台湾发展半导体技术的推手，成为技术指导和人才组队的主心骨。他为台湾发展写下积体电路计划草案，随后用尽自己在美国的资源，两地奔走，为台湾半导体技术发展搭建人才团队。

1974年2月7日，南阳街小欣欣豆浆店，一个普通无奇的早晨，一个安静的小吃店，汇聚了台湾政界大佬：经济部长孙运璿、交通部长高玉树、行政院秘书长费驊、电信总局局长方宝贤、工研院院长王兆振、交通部电信研究所所长康宝煌以及潘文渊。一行七人除了潘文渊做研究工作外，都是技术官僚。最终，这群雄心勃勃、踏实奋进的人最终商定以集成电路技术作为台湾岛转型高科技产业的切入点。

7月份，孙运璿发起了一次家宴，邀请了以上的同僚及家眷，诚恳劝导潘文渊能组建一个海外技术顾问团，提前从RCA退休。潘文渊答应了这个请求，8月，潘文渊被聘为经济部顾问。同年，工研院下设了电子工业研究发展中心。在孙云璿大力支持下，立法院通过了一千万美元的积体电路发展计划。

潘文渊在美国发起了召集海外学人组建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TAC）的工作，许多华人工程师响应号召，为台湾的电子工业发展带来最新的行业动态、技术咨询。

在潘文渊的带头下，一批学员来到了海外学习，同时找寻合适的技术授权对象。潘文渊先后分别见过RCA、通用仪器、休斯公司等，最终以350万美元与RCA签订合作；RCA需要代训330人次电路设计、光罩制造、晶圆制作、封装、测试、应用与生产管理等人才。1977年，台湾第一家晶圆体示范工厂落地，这一工作全程由工研院负责。

初步掌握了产品线技术后，工研院也十分清楚应交由企业发展，此时台湾政府亦十分坚持“民营化”。不过此时民间对于半导体投资并不感冒，最终仍是在政府牵头融资下，台湾的第一家半导体企业联华电子成立。工研院当时就将从RCA学习的产品线技术以低价授权生产的方式全无保留给了联电，同时，工研院还向联电转移了四十多位技术人员，其中包括后来掌舵联电的曹兴诚。

技术人员，是台湾自主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星星之火，工研院就是这拢火苗的源头。工研院有着“台湾总经理制造机”的封号。据统计，由工研院转入企业的员工超过一万五千名，这些人接受过技术培训后，亲身沉入一线市场，掌舵半导体企业发展。

可以说，台湾聚集资金、人才引进半导体技术，并且大胆向企业开放，主动推进其落地产业、落地市场。到这一步，台湾的“土壤”已经为产业发展调试出合适的酸碱度、湿润度，静待一个个种子自然萌芽、成长。

潘文渊、孙震等人是半导体的技术引路人，但是孙运璿、李国鼎等技术官僚的影响力也不可或缺。前工研院董事长孙震为《硅说台湾》一书的推荐中写道：“虽然整个计划的创意和构想来自潘文渊先生，我相信大家都同意孙运璿部长是这场宁静革命的主帅。”

02

乘芯而起

内外交困之际，日本政府开始谋变，通产省调整产业扶持方向，改变干预手段和力度。

早在1961年，日本政府就成立了产业结构调查会成立，该机构承担起了产业政策设计的主要任务。1964年5月，该机构与产业合理化审议会合并成为产业结构审议会。

80年代，是台湾半导体本土企业崛起的节点，也是自力更生的第一步。

联华电子成立第三年，工研院“转移”来的曹兴诚开始担任总经理。曹兴诚年少涉世，头脑灵活，在台湾建国中学念书时，曾与三轮车夫、工人同租铁皮屋。

曹兴诚不仅在专业技术上胜人一筹，在企业管理上同样有天赋。面对台湾半导体的第一家本土企业，他为联电创立了一套鼓励创新的管理制度，包括员工分红入股制、四班两轮制、鼓励员工创业。联电的企业制度开了先河，后来也成为千万家台本土半导体公司的制度样板。

70年代后期，美国、日本都在抢夺半导体技术高地。经历了经济腾飞的日本，此刻正在全力转型高新技术产业结构，在半导体技术研发上与美国经历着一场激烈的竞赛。

1976年，得知IBM计划1980年研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在日本的产业政策部门通商产业省支持下，日本电子技术综合院研究所联合日本电气、东芝、日立等五家计算机企业，共出资446亿日元,日本政府以免息贷款形式补助291亿日元，研究院与企业中的顶级技术专家们开始努力攻克这一大型项目。1980年，研究组实现了突破1微米加工精度大关的目标,使得制造100万位存储器成为可能。

继日本这样通过政府牵头的“后发力量”实现了技术水平飞跃后，台湾也希望能够以相同模式迎头赶上。1984年工研院带头，出资7000万美元，也开始了大型集成电路计划。但是技术研发后，台湾发现了自身产业上的一个缺陷：没有制造能力。出于紧急弥补的措施，台湾建设了第一家晶圆代工厂。但是，未与市场衔接，这家代工厂之后基本处于闲置状态。

1985年，受邀回台湾的张忠谋看上了这家晶圆代工厂。三年前，孙运璿就给张忠谋发函邀请他回台湾任职。此时的张忠谋身居德州仪器的核心高层，国际市场商战经验丰富老道，曾带领德州仪器在DRAM内存市场上打败过英特尔。当时这事并未谈妥，台湾这群技术官僚却没有放弃对这位大将的游说。

两年后的张忠谋回台担任多职：工研院院长、联电的董事长。更重要的是，此时他预判了一个新的行业风口，那就是纯粹的晶圆代工环节。

半导体行业的进步一步步在验证着摩尔定律。随着制程的缩小，晶圆精细加工的要求提升，芯片制造环节的投资金额高速增长，这对当时以IDM模式为主的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况且，贯通了设计、制造、封测的企业，要管理跨领域的业务和人才，对多元、开放的管理制度要求极高。相较之下，晶圆代工厂有着更轻的运营成本。这个过程也印证了斯密定律，持续扩大的国际市场深化了全球化的专业分工，台湾代工厂抓住了这一机会。

此时，台湾岛内的芯片设计创业公司如火如荼，这也意味着，随着先进制程的加速，芯片制造能力将十分珍贵。未来有一天，争夺芯片产能将成为半导体产业里最火热的一环。显然，如今的趋势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越到先进制程，行业集中度越高。

张忠谋对行业的敏锐度超出常人，决心创立一家芯片制造企业。1986年，台湾的李国鼎牵头募资，最终民间投资3500万美元占24.1%，飞利浦投资4000万美元占27.6%。台湾政府投资7000万美元占48.3％，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就此创立，张忠谋担任董事长。台积电定位晶圆代工厂，成为这一模式先驱，真正意义上抢占了一个行业的“黄金时期”。许多人将台积电的起飞，视为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起飞。

其实，关于是谁率先提出开辟芯片代工厂之路的说法仍有争议。1984年，曹兴诚就向张忠谋提交了一份创立芯片代工厂的计划书，但是后者当时并未所动。

台积电创立初期，需要一点点跟IDM企业分抢市场。凭借个人能力，张忠谋谈成了和英特尔的一个大单。然而考察过工厂后，英特尔发现台积电的生产流程存在许多缺陷，张忠谋稳下心志，将台积电的工艺打磨到最佳，然后发力效率，最终完成了这笔订单。

随后，英伟达等一批芯片设计企业也发现了找晶圆代工厂合作的好处，订单渐渐送上门来。但每年台积电都需要向IBM支付专利授权费用。张忠谋一心一意做好晶圆代工，这更要求纵向深化，先进技术上勇攀高峰。2003年，台积电拒绝了IBM的铜制程工艺，决心自己研发。到2004年，台积电拿下了全球一半的芯片代工订单，位列半导体行业规模前十。

现如今，台积电在芯片代工上已经遥遥领先，全球能够制造5nm晶圆仅仅只有台积电、intel、三星三家公司。台积电这个庞然大物带动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群的旺盛发展，但这不是全部。

联电、台积电这些台湾半导体先驱自然起到了领头人的作用，但真正促使台湾半导体产业群生龙活虎、澎湃发展的关键仍然是匹配了市场需求。1990年代后期，潮水般的半导体创业公司在台湾涌现。大多数公司最初创立时只有几个人，但是强化了半导体产业突出的垂直分工特点，多数公司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环，譬如细分至硅片制造、引线框制造等，但是也能实现良好的盈利，在台湾的半导体生态圈中健康存活下来。

其实，制造领域同样藏龙卧虎，台湾在全球晶圆代工市场上的制霸占有率说明了这一点。一些人认为，制造领域往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制造的下一步应该是“中国品牌”，但其实不然。精密仪器的制造同样需要高度专业化的工艺、设备、工序配合。工艺至精，永远都需要更强的技术、材料学研究支持。

现如今，台湾半导体产业下有密集繁多的产业分支，而每一个分支都已历经二十余载的磨练，纵向层面不断向专业化程度发展，这才是台湾半导体产业群的功力所在。有些企业规模不算大，但是基于其在专业化上的制胜，也有着良好的盈利状况。观察台湾的半导体崛起，给人脚踏实地而非隔空嫁接之感。

当前，全球前十大专属晶圆代工公司中，中国台湾有五家：台积电、联电、力积电、世界先进、稳懋，中国大陆有两家：中芯国际、华虹集团。

03

竞争秩序

泡沫危机爆发后，市场清算让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本企业经历了长期的挣扎、彷徨与艰难转型。这时，日本经济学界更多反思的是货币政策的问题，而不是产业政策。整个九十年代，日本的货币政策都比较谨慎，同时产业政策也顺势退出。

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继续使用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就在今年2月份，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洲芯片法案》，计划在八年内投入超430亿欧元，以技术投资、人才培养、企业融资等方式支持芯片产业。此前，美国众议院也推动了美国2022半导体制造竞争的法案。

欧盟与美国此举，无疑是希望能够将半导体产业实现本土化。

一项高新科技产业是否能够在政府意志、集中人才、金钱下成功培植起来？答案永远是不确定的。受不同的历史环境影响，谁也无法预判产业的发展方向，唯有市场主体在与市场的交易中得出答案。

就半导体现行产业规律来看，我们所能够判断的是，当前半导体已经是一个分工高度全球化的产业。SIA曾经报告过一家芯片公司的生产流程：日本生产的硅晶圆运往美国，美国进行晶圆处理，随后运往马来西亚进行封装/测试，最后运往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对芯片进行加工/组装成终端产品再卖到美国。之所以形成半导体全球分工的产业链，同样是企业在成本考量下自发驱动，而将半导体本土化，其实是逆趋势而行。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台湾当时集中政府力量发展半导体产业？它的成功，是偶然的幸运吗？

经过50年代尹仲容对台湾经济的治理，已经打好了基础。70年代，“扶持心理”下，台湾地区仍然在使用一些产业政策，只不过，政府的政策在“基建”层面发挥作用，而同时台湾经济自由化的程度越来越强。

1979年，台湾颁布了“科学技术发展方案”，把配合经济建设、增进民众福祉、建立自主安防体系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三大目标。当然，台湾政府也指定了资讯电子、机械工业与广电科技、生物技术等六项为重点产业。在具体的措施上，台湾政府通过投资、人才引进等方面，譬如大力发展创业投资事业，凡投资高技术领域的企业退税20%，并且面向投资“策略性产业”的企业发放专项贷款和补助金。

但是伴随着制度的健全，比起强烈的政策引导，台湾政府渐渐发挥起“基建”作用，比如工研院的技术滥觞、新竹科学园的产业环境、支持自由竞争等等。

80年代张忠谋回台，其实是当时大批人才回流台湾的一个缩影。1983年，台湾公布了“加速培育和延揽高级科技人才方案”，提出对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1983-1997年，海外人才以平均42%的增速回到台湾地区。据统计，1991年园区内134家高科技企业中，海外学者回岛创立的达到68家。【3】

张忠谋掌舵下，2021年台积电在全球晶圆代工厂市占率达56%，在先进制程、工艺控制、成本经营上均遥遥领先同行。技术的突破仍然来自人才。台积电内部的技术人才大军十分强悍，一万多位年资15以上的资深技术人员是其中坚力量，为台积电锻造出强大而优质的产能。

曹兴诚也十分强调本土人才的重要性。“要有一个机制，能够把这个世界一流的人才，而且不限于华人，能够拉回来，这是很重要的。这方面我在台湾倒是做了不少工作。”

1980年，新竹科学园区成立。之所以选在新竹，是因为这里有着强大的教育人才资源，台湾清华大学、工研院、交通大学等等均在附近，这为入驻企业提供了便利的人才输送机制，聚集工业园区更让产业链上下游的要素快速整合，产业磨合快速成熟。现在，竹科已然成为了聚集台湾龙头电路、通讯、光电、精密机械产业的科技基地。

同时，台湾政府大力扶持半导体技术，但是接轨到市场这一面如具体的业务转型、企业规划发展，从不干扰。头几家半导体企业，与工研院和政府关系密切，可以说是“师出同门”，但是它们一开始就保持着强烈的竞争意识，这是对市场的尊重。台积电、联电这两家半导体双雄在客户与业务、在先进技术乃至在资本并购上的拼搏都是台湾半导体崛起历史中十分精彩的一个篇章。在这段风云时期，台湾当局也从不限制竞争，维护独大。

台积电上市后，台湾政府所占股权也渐渐退出。如今，台积电股权中，台湾行政院发展基金管理会持股6.38%；新制劳工退休基金持股0.92%。

相比之下，早已抢到半导体先机的日本，在80年代的产业政策执行有所不同。实际上，此时日本的产业政策已经退出了具体的领域，而是转为上游扶持基础学科与技术研究。

现如今，日本企业大多都退出了IC终端产品市场，也转移出了芯片制造产业链。许多人都将其与美日半导体贸易战相提，认为是美国迫使日本签订的《日美半导体保证协定》导致了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渐渐没落。当然，面对日本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国的反倾销税和贸易制裁的确使日本半导体企业重伤，但是日本却乘此转向了半导体产业的上游。

半导体的上游，是基础材料和化学工艺的研究，唯有在底层研究上有所突破，半导体的设计、制造技艺上才可能实现飞跃式创新。2019年，日本宣布对韩国执行经济制裁，限制半导体材料中的光刻胶、高纯度氟化氢气体，OLED显示面板材料中的含氟聚酰亚胺对韩出口，可谓是真正卡住了韩国发展半导体的“脖子”。

台湾经济学家蒋硕杰曾经撰文分析过台湾经济起飞的原因。在他看来，早期台湾政府最初就受为流行的观念影响，实现进口限制、维持低利率而吃了苦头。而后期台湾经济的起飞是因为台湾政府坚持了贸易自由、均衡汇率和市场利率。在蒋硕杰等一行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台湾政府在70年代末建立货币市场，到80年代末，通过《银行法》修正案，明确央行不再订立存贷款利率上下限。

政府主导下的产业能否成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随机赛，洞见睿智的决策者、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全球产业交际的风口均有可能促成一个产业的成功。然而，自由、开放的市场秩序却是其必需品。

参考文献：

【1】台湾往事与迷途，智本社；

【2】半导体产业的故事—台湾篇，荣大一姐，2018年；

【3】台湾高科技产业政策的发展与变化，朱斌、雷德森，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