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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丨 杨悦
虎年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就有广西南宁、安徽亳州两地相继向社会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
南宁公布的46个号码并非领导个人电话，均由话务员接听代转。亳州公开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81位领导干部手机号码，主要领导电话基本皆为本人接听。
时近一周，媒体探访发现，较之公布电话之初的领导干部手机被“打爆”，这两天电话已经有所减少——“早上六点多以后电话才会打来”。如何平衡工作和接听电话成新命题。
无论是为企业排忧解难，还是为民办实事，公布领导手机号码的初衷都是值得肯定的。少说十年前，就有领导干部公布手机号的先例，相关尝试还能成为“新闻”并引发较大关注，说明没有形成较大影响力。
数字技术推动下，群众的沟通渠道除了传统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信访信箱，还有门户网站的领导留言板、各种政务服务平台。公布领导手机号码的不可替代优势在于，群众能以较低的成本直接连接干部，群众的急难愁盼有了“直通车”，领导干部也能直接听取群众心声和诉求。
而所谓“直通车”，潜在要求公开的领导电话不能假手于人，否则与重复设置12345累赘机构何异？一些缺乏诚意的政治作秀反而会败坏好感。像亳州领导自愿公开个人电话，免去了隐私争议，也要处理好直达直通和效率低下之间的矛盾。
群众和企业给领导干部打电话，不是为了聊天，而是希望问题得到解决。但领导干部既不可能变成“话务员”，事无巨细记下群众反映的每件大大小小的事，也不可能越过不同岗位、不同部门的职责分工包揽一切。提升为民办事的实效和效率，依然要仰仗合理分工和有序协同。
一方面，领导电话要成为差异化的反映渠道，聚焦处理群众不愿意、不方便向基层干部反映的要事，避免纵容“领导出面事情才好解决”违背现代分工协作理念的不良心理。
另一方面，无论何种反映渠道，最终都要由具体的执行部门落实解决，不断拓宽服务渠道、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才是更关键更根本的问题。
【作者】 杨悦
南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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