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相比，中世纪的欧洲为什么没有周期性的农民起义？

自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开始，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中后期都会爆发农民起义，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汉末的黄巾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而明朝也恰恰建立在另一场农民起义的胜利之上，可以说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王朝兴衰更替，历史周而复始的一股重要力量。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古代却鲜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尤其是在人们一贯认为欧洲中世纪黑暗落后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更让人感到困惑。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与欧洲历史农民起义的巨大差异呢？

缺乏认知造成的一种误解

我们认为中国农民起义多，欧洲农民起义少，更多的是出于对双方历史了解程度不同而产生的一种误解。我们从小便通过课本、影视剧等各种方式了解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如《水浒传》便专门描写了这场南北宋交际的梁山泊农民起义。而大部分国人对于欧洲历史所知不多，对于其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更是知之甚少，所以便得出了一个“”我不知道，所以便不存在“的错误认知。

其实在欧洲历史上，农民起义并不在少数，如14世纪中叶，法国王室为筹集在百年战争中被俘国王约翰二世的赎金，大幅增加农民税负，导致了1358年扎克雷起义的爆发。而在稍晚的英国，也爆发了同样激烈的瓦特泰勒起义，起义军一度攻占伦敦，围困了当时英王理查德二世。16世纪，在宗教改革思想的鼓舞下，德国爆发了闵采尔起义，逼得德皇和贵族不得不联手予以镇压。而这些只是一些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规模较小的起义更是难以计数。

扎克雷起义，“扎克雷”意为“乡巴佬”

但总体而言，欧洲农民起义无论是发动频次、规模实力以及产生的影响都无法与中国同期的农民起义相比，而这其中的差距则涉及多方面因素。

农民阶层生活水平的差异

与人们一贯的想法相反，欧洲中世纪在文化、科技方面确实出现了长时间的停滞甚至是倒退，远落后于同时期的中国，但双方民众的生活质量却恰好相反。

据学者推算，中国古代一个自耕农的年均粮食保有量在扣除各种税负后平均约为640斤，而同时代欧洲农奴的年均粮食消费量约为1070斤。威廉入侵英格兰之后，为巩固诺曼人统治进行全国人口和财产普查，并编写了被人戏称为《末日审判书》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当时大部分英国农奴每周都能吃一到两次肉，而这在中国是很难达到的。

威廉一世进行人口土地普查编写的“末日审判书”

进一步深究原因，一方面在于西欧地理位置的优势，其处于地中海暖流和北大西洋暖流交汇处，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适宜耕种，较少出现比较剧烈的气候变化，因此农作物收成更有保障，很少出现较大较长的灾年。另一方面在于欧洲由于邦国林立，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战乱频发，导致人口增加缓慢，人口密度更小，因此平均下来每个人所得粮食供应量更高。此外，欧洲的农奴受契约和庄园法庭的保护，有一定的个人权利，在大部分情况下，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可以得到保护。

因此，除了遇到特别恶劣的天灾人祸外，欧洲的农奴基本能解决温饱问题，而不必为了生计而造反搏命。

统治者对待农民的态度不同

中国自秦始皇开始，两千多年来一直采用君主专制统治，这种统治模式是从上到下一竿子捅到底，即无论中央、州、郡、县还是更小一级的村镇，都是由皇帝派人统治，一切事务的裁定权都归皇帝一人，全国官吏和农民都为了皇帝一人服务，王朝内的一切都是皇帝的个人财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是如此。

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皇帝可以随意使用手中的权力，而不会受到其他力量的制衡，如果遇到好的皇帝自然可以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但大部分情况下，更容易出现庸君、昏君和暴君，这时候皇帝就会对民众进行过度汲取，极尽压榨，如秦汉时期的“什伍之制”，隋唐时期的“大索貌阅”，明代的“大军点户”。

除此之外，各级各地官吏也只将自己看作帝国的打工人，不去考虑民众的感受和反应，除了按律执行皇帝的指令外，还会为了自身利益进一步压榨已经苦不堪言的民众，最终导致民怨沸腾，催生一场又一场的农民起义。

东西方统治方式的差异

而欧洲中世纪施行的一直是封建分封制度，即国王将土地封给诸侯，诸侯将领地再分给下一级诸侯，以此类推。受封者只需对他的上级领主负责，所谓“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便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国王的权力不能向中国皇帝一样，一杆子捅到底，他只能对其领地内的民众拥有管辖权，对于其他诸侯领地的权力十分有限。

这样的制度产生了与中国截然相反的结果，一是国王和诸侯相互制衡，不敢随意挥使手中的权力，过度汲取领地内的民众，即使是非常严苛的政策也不会造成大范围的影响；二是国王和诸侯都将民众视为自己的财产，所以为了自己统治着想，也不会过分压榨领地内的民众。甚至在有些时候，国王和诸侯还会拉拢领地内的民众，与其他势力相对抗。

农民组织起义的条件不同

与中国相比，西欧各国往往因为各种因素难以组织起大规模、足以撼动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

首先，封建割据局面使得农民不再是国王或者诸侯的私有财产，农民拥有“用脚投票”的权力，如果某位诸侯政策过于严苛，他可以选择逃往另外一块政策相对宽松的领地。所以没有一个大范围普适的高压政策迫使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团结起来，因此大部分情况下，农民起义仅限于某一块领地之内，很难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中世纪教会垄断着识字权力从而掌握对圣经的解释权

其次，中世纪欧洲各国农民包括很多骑士和贵族都是文盲，识字权力大部分由教士阶层所掌握，而一支大规模、有组织、有纪律的起义军必须有明确目标、作战计划，也就是说必须有专业人员组织领导，显然欧洲中世纪的农民很难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很多农民起义只是一盘散沙，很快就会因为目标不明确，行动不统一等种种原因而自行消亡。

而中国自隋朝开启科举制度之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知识壁垒便逐渐瓦解，到了唐宋之际，中央及地方上的各级官职已大部分由平民出身的官吏所把持，而科举不中的知识分子更不在少数，这些人为中国农民起义成功组织和发展提供了必备的人才条件，对起义的组织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凝聚和指导作用。

此外，欧洲中世纪实行精兵模式，作战的主力往往由中小贵族和地主乡绅出身的骑士所组成，骑士需要自备马匹、装甲、长剑等装备，而这些装备的花费极其高昂，普通农民家庭是很难支撑起来的。所以大部分农民起义还是以步兵为首，在装甲和攻击武器方面要较正规军差上许多，所以作战实力远弱于正规骑士军，因此很容易被镇压下去。

而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很难控制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缺少优良的战马品种和牧场，所以中国军队大部分靠数量取胜，步兵占据大部分比例，尤其是在精兵悍将镇守边关和拱卫京师的情况下，普通士兵在面对数量庞大的农民军队时，很难占据绝对优势。

中世纪骑士装备

传统观念的束缚

宗教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基督教是其中最好用的一种工具。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着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所有人的精神世界。而教廷为了维护自己在世俗世界的权力，也需要得到各国王侯的支持。所以国王通过武力保护教会的安全，而教会则通过涂油加冕来确立国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也就是说正统的国王是被教廷和上帝所认可的，民众起义反对国王就是反对教会，反对上帝，这对有虔诚信仰的民众来说是很难跨出的一步挑战。所以欧洲历史上虽然爆发了很多农民起义，但最终的诉求也只是要求争取更多的生存和政治权力，却鲜有以推翻国王统治自立为王为起义目的的。

除此之外，欧洲领地的继承制度导致各王国、公国之间复杂混乱的联姻状况，而这种联姻制度发展到后面就形成了一种“欧洲一家亲”的局面，比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号称“欧洲祖母”，很多国家都与其有政治姻亲关系；哈布斯堡家族也正是靠着政治联姻长时间称霸欧陆。

这种局面一方面导致了各国为了争夺王位频繁爆发战争，如英法百年战争、西班牙王位争夺战、波兰王位争夺战，等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这种联姻制度与封建分封制度结合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阶级屏障，将所有不符合条件的人挡在了权力尤其是王权之外，即便偶然取得权柄，也很难获得其他王国的承认。即便天才如拿破仑横扫整个欧陆，在奥皇、英王等老牌王室看来也只是一个缺少历史传承的“暴发户”，最终不得不在多次反法联盟围剿之下放弃帝位，更罔论寻常的农民起义。

哈布斯堡家族通过政治联姻掌握了西欧大半领土

所以欧洲的农民起义虽然在某个领地内爆发，但如果发展壮大可能要面对多个国家的联合打压，如闵采尔起义、胡斯战争等。

而中国的儒家思想虽然宣扬忠君忠臣思想，但很难起到真正宗教那般禁锢人心的洗脑效果，所以中国老百姓虽然平时敬畏皇帝，但在面临生死之际却从来不把皇帝当作真正的“天子”来看待，所以才会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之类“大不敬”的说法。没有思想上的压制，没有明显的等级划分，官逼民反之下很容易产生“造反当皇帝”的念头。

其他影响因素

除了上面这几个主要因素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个人认为对于中外历史农民起义的差别也有很大影响。

第一，人口差距影响。上面我也简单提过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导致各国之间征伐不断，整体人口始终增长缓慢，很难达到土地的生产极限，所以不存在爆发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先决条件。而中国大一统王朝在战时会导致全国范围人口的极速下降，但在治时全国太平，也会在短时间内人口爆发式增长，迅速达到土地的生产极限，除非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否则必然会产生农民起义（或其他形式战争），来解决掉过剩的人口，然后进入下一个王朝更替以及人口增减的历史周期。

中国与西欧同期人口变化曲线（实线为中国）

第二，重商与重农主义的区别。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欧洲自希腊开始都奉行重商主义，各王国的税收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就是市民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商人和手工业者成立很多商会和工会，这些组织在与封建贵族的长期斗争中逐渐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力，如十二世纪开始的城市自治运动等。而国王和诸侯如果想获得更多的税收，首先会触及到这些市民阶层的利益，所以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上市民起义比农民起义更具影响力。如14世纪中叶与扎克雷起义同期爆发的巴黎市民起义。市民阶层缓解了封建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中国一贯奉行重农主义，朝廷上各种苛捐杂税大部分都会落在每一个农民身上，且农民占据王朝大部分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便很容易成为反抗皇权的主流力量。

第三，大一统的弊端。上面我们提到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哪怕是某个地方针对当地官吏的反抗，也会被视为对皇帝的挑战，地方官吏为了推卸责任，也会刻意改变反抗的性质，放大其对中央朝廷的威胁，所以原本只是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最终可能会被迫发展为颠覆王朝的大起义。而地方官吏只是帝国的打工人，并不具有决策权，所以面对农民的暴动，需要层层上报，最终由皇帝来定夺，这个反馈过程加上大一统王朝辽阔疆域所造成的时间差，给了农民军发展壮大的机会，当朝廷再派人围剿之时，星星之火已经燎原。

而欧洲中世纪农奴与贵族的矛盾仅限于领地之内，并不会直接对王权构成威胁，所以欧洲的战争模式一般是农民起义挑战诸侯，诸侯造反挑战王权，很难出现越级挑战的情况。而且欧洲诸侯领地相比中国小得多，且领主对其领地内一切事务具有直接管辖权，一旦出现农民起义，可以在短时间内组织武装迅速扑灭。

综上来看，中国与欧洲由于地理环境、文化宗教尤其是管理制度的不同，造就了双方在农民起义上呈现很大的差异。总的来说，中国由于大一统的局面，很容易导致人口增长过快达到土地的生产极限，而君主专制又形成了对百姓的过度汲取，从而导致农民的生计难以维持不得已揭竿而起，而中央到地方的层层管辖权又延误了镇压暴乱的最佳时机，所以最终酿成颠覆王权的大起义。

而欧洲分裂局面，使其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人口规模很难达到土地生产极限，欧洲农民的生活水平要高于同期的中国农民所以不具备农民起义的先决条件。而封建分封制度，可以让领主在短时间内剿灭领地内的农民暴动，使其很难发展成大范围的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