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其中回到大陆的2位高官太太待遇如何？

1949年渡江战役后，我军如秋风扫落叶般攻占江南各地，整个南中国传檄而定。

国民党在兵败南京、广州、重庆后，最终决定败退台湾，当时除了宝岛和西藏外，全国山河一片红。

其实，蒋介石早早就做了最坏的打算，1947年已经开始经营退路了，内战这几年，他往台湾运送了大量金银、文物，还专门拟定了一份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人员名单。

1949年初，这份名单就开始交由保密局执行，名单上有各类“民国精英人物”，比如文化大师、孔子后代、著名将军等，这里面专门还有一个眷属目录，很多“高官太太”被列入，其中受人关注的有三位，她们后来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

一、文妻霞翟

胡为真，民国36年底在南京出生，尚未正式取名字之前，母亲叶霞翟就先给他取了英文名Victor，因为Victor是胜利的意思，这是为了纪念当时父亲打了胜仗；胡为真正是蒋介石得意门生胡宗南之子。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学生毕业，历经数不清的战役，从东征、北伐、抗日、直到抗战胜利，又紧接着国共内战，胡宗南一直深受“蒋校长”器重，在西北担负相当大的责任（有“西北王”之称）。

在胡为真诞生的前一年，民国35年，胡宗南回到家乡，他的日记写着：“我想到，我的父亲已经去世9年了；民国26年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时，他把我骂一顿，说我已经四十岁了还不结婚，对不起我们家族啊。”

于是胡宗南就找好友戴笠，请他帮忙介绍女朋友。

叶霞翟，是浙江松阳人，念杭州警官学校时成了戴笠的学生；那时叶霞翟从杭州警官学校已经毕业了，正在上海念光华大学（一部分为现华东师范大学）三年级。

有一天，忽然接到戴老师的电报，立刻就到老师的办公室；没多久，一个相貌堂堂的年轻军人出现。

“霞翟啊，这位是胡军长，他很有学问哦，你要好好地向他请教 。”戴笠说完就离开，留下两个年轻人，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彼此留下深刻印象。

胡宗南非常喜欢叶霞翟，一天之内就见了三次面。过没多久，又去看叶霞翟，这次手上还带了一大盆的花。

胡宗南说：“为什么抱这么重的一盆花呢？如果是送你一束花，几天后就要丢掉。而这盆花是需要浇灌的，希望你好好灌溉培植。”就在那年，民国26年6月份，两人订婚了。

没想到，对日抗战开始了，因为抗战可能阵亡，胡宗南不愿连累叶霞翟，两人婚事暂停，这一拖延就过了十年。

抗战延误了婚事，却也让叶霞翟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戴笠跟胡宗南联合支持叶霞翟赴美国念书，先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叶霞翟成了威斯康星大学中，第一个作为中国留学生拿到全额奖学金的学生，也是第一个政治学女博士。

她在民国33年学成，返回中国任教（成都光华大学、金陵大学），一年后抗战胜利，她本来想和胡宗南安稳经营婚姻，无奈国民党倒行逆施发动内战，胡宗南再次上了前线，将屠刀挥向自己的人民。

1948年底，国民党局势急转直下，那时胡宗南总部在西安，拜托好友汤恩伯将军，请其夫人把叶霞翟和胡为真一起带到台湾台北。

因为是借住，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有一天，陈诚（当时台湾省主席）的夫人，来看叶霞翟，两人相谈正欢时，调皮的胡为真，从窗台爬出来掉到院子里去，大哭大闹。

陈夫人说：“我看这样不行，你这地方太小了，请辞修（陈诚）想办法帮你们配个房子。”后来就配到了大安区，当时有一套台湾省政府盖的房子，母子俩就搬了过去，在这里一住就几十年了。

母子当时跟着汤恩伯的夫人一起搭船来台湾，人很多、很挤。最主要是惶惶不定，因为是临时出来，母亲只带了很少的东西，像是一些婴儿用品。

胡为真记得幼年的时候，每次家里吃饭都要生柴火，然后用煤炭，把炭烤起来才能开始煮饭菜，当年刚来台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

后来胡宗南也撤退到台湾，蒋介石怪罪其作战不力，将其“雪藏”，免去一切职务，切断经济来源，胡家生活一度非常窘迫。

当惯了知识分子和官太太的叶霞翟被迫去被服厂工作，每天工作10个小时来赚取微薄的报酬，一做就是五六年。

1957年，蒋介石记起了胡宗南，也许是念旧，给了他一个闲职，叶霞翟才不用再那么劳累。1962年叶霞翟被邀请筹建中华文化学院并担任校监，至此才算生活走上了正轨。

1981年，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研究所所长任上，叶霞翟病逝。

二、难妻若曙

1976年春，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头栽进了北京永定河，从此再也没有上来。而这个老太太，便是国民党著名将领黄维的夫人——蔡若曙。

蔡若曙出身杭州书香门第，长得特别漂亮，当时人形容比明星还要好看，她和黄维相识于南京，是自由恋爱。

1948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黄维上了淮海战场，兵败被捕，直到1975年被释放，蔡若曙如此一个女神般的人物在三十年的时光里，从一个西湖畔的大小姐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妪。

几经迁移，没有固定工作，以一己之力养着一家五口人，得了严重精神分裂，经常会有幻听，在黄维被释放前夕跳河自杀，其境遇令人唏噓。

1948年，黄维把蔡若曙及三个孩子交给亲戚照看，就被蒋介石派往淮海战役战场。

后来淮海兵败，黄维被俘虏，入住功德林战俘监狱。1949年，为防止黄维在功德林投降揭露其罪行，蒋介石把蔡若曙一家人押至台湾。

然而，1953年，蔡若曙托朋友打听到解放军善待战俘，黄维还活着，出于思念丈夫以及厌恶国民党当局，便拖家带口取道香港回归了大陆的怀抱。

刚回到大陆的时候，蔡若曙刚满三十岁，虽然一无所有，但正是一个女人最好的时候，依旧风华绝代。

有很多人给她介绍对象，但她不为所动，表示一定要等着黄维，这期间会自己养活一家人，于是国家给她安排了在北京图书馆上班的工作。

由于黄维是功德林里出名的死硬分子，1959年第一批战犯特赦，没有黄维，蔡若曙因此深受打击，随后就开始得了精神分裂。

虽然身边的人都知道她已经有了精神病，但由于出身书香门第修养好，她非常注意极度克制自己，仍如常在北京工作生活，外人根本看不出来。

将近三十年，三个孩子嫁给狱中的黄维寄钱，一家五口人都靠蔡若曙一个人养活。

就这样，蔡若曙一等就是三十年，从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变成了白发苍苍的精神分裂老太太。一直到1975年，当蔡若曙快要支撑不不下去的时候，黄维出狱了，但是出狱后对蔡若曙说的第一句话是“滚！”

原来，黄维本来就脾气不好，在功德林呆了三十年，看到战犯一个个都出狱，却把气都撒在了妻子身上。

黄维出狱后丝毫不体谅妻子，甚至对她有歧视，这让蔡若曙更难过，常说她拖累了一家人。

一天中午，她吃过精神类药物睡着了，在全家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她一个人出门，走进了永定河。

三、贤妻玉龄

王玉龄是张灵甫娶的最后一位妻子，也是他最心爱的妻子。

王玉龄出身望族，家产丰厚。外祖母是大清两江总督的女儿，祖辈经商，父辈为官，三世同堂。

他们第一次相见，是在理发店。王玉龄回忆：

“那天，他穿一身军装，戴军帽，碰巧坐在我椅子背后。我发现他透过理发的镜子，盯着镜子里面的我打量。”

“我心说，这个人真是讨厌，怎么能这么看着人家，就差把头贴到镜子里面看，于是就瞪他一眼。”

“后来他对我讲，他说幸亏你瞪我一眼，不然的话，如果你要对我笑一笑，我就没兴趣了。”

张灵甫是古板脑筋，传统思想，他觉得女孩子不应该先对男人笑。

之后，张灵甫频繁到王玉龄家做客。开始王玉龄不说话，有时候还故意出门避开他。

她不知道张灵甫多么有名，也不趋附他。张灵甫看中王玉龄的，正是她这种不沽名钓誉的纯真性情。

王玉龄回忆说： “有时候，他给我讲故事。他告诉我，战争爆发前，他在北大读历史系。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野史传奇，他如数家珍。他喜欢讲，我也喜欢听。” “他自己抗战时打仗的故事，却从未讲过。在我面前，他从来没有将战争当作一件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让我也没有这种恐惧，也没有这种感受。”

张灵甫求婚时，王玉龄的母亲非常反对，毕竟两人相差24岁，更何况军人一上战场，谁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而王玉龄认为，日本人都投降了，战争也结束了，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后来经程潜主婚，42岁的张灵甫与17岁的王玉龄结为夫妻。

张灵甫1米87，王玉龄是1米68，英俊潇洒的”抗日名将“配年轻美貌的“豪门深闺”，当时轰动一时。

张灵甫说：“我觉得自己真幸福，我第一次住进了妻子亲手布置的家。”他自言：“终得知己，人生无憾。”

张灵甫在王玉龄面前，从来不讲他得意的事情，也从来不告诉她他最痛苦的事情。王玉龄觉得他很可靠，有时像父亲、有时像朋友，对他非常信赖。

在南京，他们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两人曾携手同游莫愁湖，还合写过一首诗，张灵甫写前两句：“欲遣闲愁且登楼，槛外山青水自流。”

王玉龄写了后两句：“莫愁不知何处去，空留斯楼忆千秋。”

但是刚过19岁生日，王玉龄就接到了丈夫的绝笔信。

1946年8月，张灵甫被蒋介石命令率部投入华东战场，期间写信给爱妻，没有甜言蜜语，只是说家里养的鱼要死了，花也要浇水了。

他还画了一个花园的图样，在图里设计什么花要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种什么花。

不懂得时局紧张的王玉龄，哪里想到，两年后，她竟收到丈夫的绝笔信！当时，他们的儿子才出生不久，自己才刚刚过了19岁生日。

1947年秋，张灵甫的部下杨参谋回来，一进门就跪在王玉龄的面前痛哭，他把张灵甫生前委托的绝笔信交给了她。

王玉龄终身没有再嫁。后来蒋介石将张灵甫的死美化成“杀身成仁”，以此鼓动国民党军队打内战，于是1949年把王玉龄作为“重要军属”带到台湾。

到台湾后，王玉龄不满蒋介石将其当作宣传手段，遂决定出走美国。1952年，王玉龄赴美国求学工作，后加入美国国籍。

1973年，周恩来得知王玉龄的消息，专程邀其回国见面；在周总理的关照之下，她从此可以自由签证出入大陆。

在当时，能享受大陆方面如此待遇的美籍华人除她之外仅有杨振宁，王玉玲知道丈夫的死都是因为蒋介石执意发动内战，因而丝毫不埋怨我党，随后就长居大陆，回到祖国怀抱。

自两岸开始通航，张灵甫的儿子张道宇也在母亲的影响下，开始将工作中心迁往祖国上海，自此便在上海安家乐业。

2003年，王玉龄在上海浦东玫瑰园给丈夫立衣冠冢，碑文是她题给丈夫的诗：

“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

孟良崮战役60年后，79岁高龄的王玉龄与儿子第一次来到丈夫在孟良崮殒命的山洞，她默默放上了一束花环。

得知丈夫的墓将被建在山洞上，她说，“也给我留一个位置。”

王玉龄说，“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在最无依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他死了以后，我一直后悔莫及。我一直很后悔，责备自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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