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精神病院的天才儿子”刷屏背后，是1亿被污名化的精神疾病患者

200 万心理工作者的从业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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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心理界乖巧的喜猫。

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最近，有一篇名为《杭州男子从殡仪馆打来电话：能不能写写我们的天才儿子》的报道，在全网刷屏，引发热议。

报道的主人公名叫金晓宇，6岁时因玩伴从玩具手枪射出的一根针导致左眼失明，到了中学时代突然厌学、情绪大变，大学时被确诊为“躁狂抑郁症”。

父亲金性勇在儿子确诊精神疾病并试图自杀后，查阅了大量的书籍，发现“这类病人一两次自杀未遂后很少再有这个念头，他们会比之前珍惜生命”，同时“这类病人会在精神领域不同凡响，甚至表现出天才性的创造力。”于是安排金晓宇在家养病。

养病期间，金晓宇开始自学了英语、德语、日语，并开始尝试外文翻译。

在父母的支持下，10年来，金晓宇翻译了共22本著作，读遍了浙江图书馆所有外语小说，还照顾了身患阿兹海默症的妈妈生前最后三年。

这对父子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网友。

据人民日报报道：至少七家影视公司表示想拍摄他们的故事。

有媒体表示：这会是中国版的《美丽心灵》——

电影《美丽心灵》，讲述的是以博弈理论蜚声国际的天才数学家小约翰•福布斯-纳什的故事，年轻时的纳什受到精神分裂症的困扰，在深爱他的妻子艾丽西亚的鼓励和帮助下，凭借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和顽强意志，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看起来，这又是一个关于精神疾病天才的美好故事。

但我们不该忽略的是：无论是金晓宇，还是约翰·纳什，他们少数的幸运儿，因为他们能得到身边人的理解与支持。

更广大的精神障碍患者，却没有这样的运气。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障碍患者，不到100个人中，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

而且，这个数据还在上升。

这些人，他们在别人的眼中，不是天才，甚至不是普通人，而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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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由来已久。

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他笔下的“愚人船”中，如此描述前现代社会精神病人的处境：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

而在中国古代，严重的精神病患会被视作家族的耻辱，遭到囚禁、驱逐或流放，所面对的只有流浪和死亡。

直到1898年，第一家精神病院在中国创办成立，精神卫生才开始被当作疾病重视，并确立了“应治尽治”的基本治疗原则。

但直到今天，精神病院里的患者、医生，乃至患者家属都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歧视和排斥。

据《北青深一度》的报道：

2013年的一组数据显示，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内住院治疗患者近300人，其中150余人符合出院条件，当医院联系家属时，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反对。

2017年，北京市安定医院有近800名住院病人，其中两成长期住院，时间最长超过20年，有的病人直到死去，都没能回家。

这些情况的发生，一方面当然有经济负担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后，还会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无法正常融入社会，甚至连带着家属也要承受他人异样的眼光。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1，还能看到有小区打出“拒绝精神病人入住”的口号而上了新闻。

而在百度资讯中，也不乏关于精神病人伤人、扰民的报道。

图片来自网络

这似乎也符合大部分人的认知：精神病患者行为疯癫、举止毫无逻辑，并且会暴力伤人。

这是人们“害怕”精神病患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据调查数据显示：精神病患伤人犯罪的比例远远低于正常人，即使是严重的精神分裂和妄想症患者，出现伤人的行为也不到5%。

而绝大多数的精神患者在病发期间，最显著的表现是害怕出门，并尽可能的回避一切社交活动。

如报道中的金晓宇，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朋友”，回避社交活动。

归根结底，精神类疾病不需要讳莫如深，也并没有那么的神秘，它只是一种种类较多、诱因比较复杂的病症而已。

绝大部分精神障碍患者，如果能经过科学的治疗，都能够得到治愈。

然而，由于严重的社会歧视与偏见，加上我国精神卫生领域长期以来的人才缺失和经费不足，很多精神病院更像是精神病患者的避难所，并且往往成为他们的“最后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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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全球对精神卫生领域的投入都严重不足，治疗供需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在世卫报告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未被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在76%至85%。

中国正在此列。

本该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未被治疗，除了认识不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与庞大的病患人数相对，我国精神病领域的医疗资源供不应求且分布不均，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中国确诊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达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据卫生部调查，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总负担的1/5。

这个沉重的负担，也落到了每一个具体的家庭里。

据统计，重症患者贫困率超50%。从数据上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

北京某精神病院招股书中显示：绝大多数患者治疗费在10万以下，但也不乏治疗费三四十万的患者。

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许多病人家属不愿承担高额诊疗费用，拒绝将已基本康复的患者接出医院，有病人住院甚至超30年。

于是，我国精神疾病治疗领域呈现出一幅颇具荒谬意味的图景：有超过70%的患者该治疗的未被治疗，还有无数人因过渡治疗而占用医疗资源。

同时，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却可能因种种原因，被无辜治疗，占用了精神疾病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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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特殊疾病，目前还没有精确的仪器可以对精神病进行指标性诊断。

更多时候，医院只能凭借病史和临床表现进行诊断，“患者”与“正常人”之间无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册的精神疾病总数接近400种，分为10大类72小类，失眠症、厌食症、酒精依赖、失眠症、自闭症等都在其列。

甚至在1990年5月17日前，“同性恋”也被列在精神病名册当中。

而中国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除执行国际疾病分类（ICD-10）第五章“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所确定的诊断标准外，亦参照中华医学会制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

这比多数国家采用、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美国精神障碍统计与诊断手册第五版（DSM-V）所规定的标准低。

认定标准低的另一面，则是监护人拥有巨大的权利。

中国《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就明确：

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第三十条规定：

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 （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第三十一条规定：

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换句话说，如果家属认为一个人“有伤害自身的危险”，或“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即可将他们眼中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送医治疗。

相关因素的叠加下，可能造成很多人“被精神病”。

新闻报道中不乏一些极端例子，如几年前，有许多网瘾少年，便被父母视为精神有问题，送到杨永信开办的“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接受电击疗法。

该治疗的未治疗，不该治的却可能被过渡治疗。

一方面是对精神疾病的严重污名化，另一方面则是对精神疾病的滥用。

归根到底，还是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缺乏基本的正确认识，充满了误解。

当我们看到金晓宇的新闻，除了被这个家庭的故事感动之外，更该注意到的，是更大多数中国精神病患者的现状，以及容易被人们误解的精神卫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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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们能看到，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在致力于消除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与污名化。

比如，之前喜猫也写过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去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设了大陆首家在精神卫生中心展示精神障碍患者作品的画廊——“600号画廊”，并举行了“精神病学×艺术”的跨界交流会，引导大众，去关注患者的心灵世界。

目的就是希望让公众更了解精神疾病和精神障碍患者，促进外界与精神障碍患者的连通，减少大家的刻板印象。

上海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在2020年就开办了一家名叫“Healing Coffee（治愈咖啡）”的咖啡，由曾经罹患严重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强迫症等等精神类疾病的患者，轮流担任收银员、咖啡师、服务员等不同岗位。

咖啡馆成立的目的，就是消除大众对精神疾病的患者无法从事社会工作的疑虑。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陈智民表示：“作为精神科医生，除了身体健康，我们关注的是出院患者能否身心愉悦地生活，重回生活的正常轨道，活出一个正常人应该有的样子。”

但大多数精神疾病康复患者，面对的是冷酷的现实：

虽然按照相关法律，他们享有回归社会并参与社会性工作的权利，但许多康复患者，却因为找不到工作和社会认同感，又重返医院；

有些则是患者家属不愿意接纳，认为病人待在医院更加省心；

甚至有些社区会要求医院开具患者不会发病的承诺书，才愿意接受康复患者回家居住……

近些年来，精神医院的患者越来越多，可床位却一直紧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那些已经病情稳定的患者无法顺利离开医院。

医生为了让这些精神病患者能走出医院拼尽全力，可来自这个社会的种种偏见，又将他们遣送回来，牢牢地困在病床上。

相比于患者的精神问题，人们心底的误解与偏见，才是这个社会更严重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