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实现的乌托邦？寻美者四十而惑

知名作家熊培云沉淀三年，一部关于美国的最新力作

从托马斯·莫尔到拉里·佩奇，从波士顿到西雅图

穿越几百年的时间，跨越数万公里的空间

《寻美记》

作者简介：

熊培云，1973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传播学与文学。曾为《南风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东京大学、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作品多次获中国国家图书馆、新浪网、《亚洲周刊》、《新周刊》、《文学报》等颁布的年度好书奖。

美国真的如说鲍德里亚所说是一个“已实现的乌托邦”吗？它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而现在又是否正在走向它的反面？本书以作者的两次访美游记为线索，梳理了有关人类过往、现在和未来的诸多乌托邦梦想，并探讨美好国家何以可能。

作者深刻分析了托马斯•莫尔等人的早期乌托邦思想对立国之初的美国的影响，并详细探讨了独立战争以来美国开国国父及普通民众在塑造这个国家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书就像一部文字版的公路电影，漫无目的的徒步让作者透过日常生活触到一座座城市的灵魂，听到它的喘息。在写作方法上，尤其注重时空的穿梭呈现：空间上，以美国的十几座城市为主要线索；时间上，既有对美国重大事件的历史性回顾，又有作者在美观察时的现场所感，更有几年后作者回到书斋对此前诸多观察的沉淀与反思。

作者在生活现场与历史纵深间不断切换视角，将2012和2016年两次美国大选以左右之争这条主线贯穿打通。“人性的幽暗”与“理性的利己主义”这两个核心议题散落在全书的各个章节，不但写出了美国社会“乌托邦”与“现实主义”这两种特征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转化的一面，也写出了人性与制度相互纠缠互为因果的一面。

作者相信，从一个乌托邦走向另一个乌托邦是人类之激情所在，只有承认自己不完美且可以不断打补丁的乌托邦，才是可实现的乌托邦。

主要作品：

《思想国》（2007）
《重新发现社会》（2010）
《自由在高处》（2011）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2011）
《这个社会会好吗》（2013）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2015）
《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2016）
《追故乡的人》（2016）
《慈悲与玫瑰》（2017）

这些年来，在那些为心底的慈悲而献身的人面前，我很少有哀悼之情。或者说，我的羞愧总是多于哀悼。活着的时候，我曾在这个国家见证一个个美好的灵魂离世而去，但我觉得没有资格去哀悼他们以证明自己活得还不赖。人生在世，对于想穷尽自我的人来说，最大的忧虑是配不上理想中的自己。

我知道我是有信仰的，这种信仰所涉及的是我为何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如果这个世上有天堂，我必不外求，而只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将这天堂建造，并雕琢它的模样。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小路朝天”。

再好的乌托邦也是要破碎的，否则它将无法成长。在此意义上，所谓“可实现的乌托邦”注定是阶段性的，即从一个“破碎的乌托邦”A过渡到一个“破碎的乌托邦”B。倘若人类真有一个终极乌托邦可以实现，我猜想它唯一的可能就是歌德所说的那黑暗而永恒的寂静。

人要信得过自己，但不能让自己成为回声室里的囚徒，只听得到自己的回声，甚至把自己的回声幻想成全世界的呼声。

我从来不想贩卖末日和天堂，我关心的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人类如何成就人类。

世人命运有别，不过是在世事中分饰各角。我只想做一个能够护卫灵魂光泽的人。就像诗人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虽然不能确定路上会遇到多少妖魔鬼怪，但可以坚定回家的方向。真正的英雄之美，不在于能否赢得一场战争，而在于关键时刻能够服从内心“非如此不可”的决断。

《乌托邦》是托马斯•莫尔深沉的叹息。几十年来寻遍故乡与天涯，问东问西，我知道自己依旧是一副略带忧郁的读书人模样。读书人一生长叹，因为在他一生漫长的叹息声里，藏着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

精彩文摘

寻美者四十而惑

2012年底，受邀赴芝加哥等地观摩美国总统选举。这是我第一次访问美国，其后又陆续去了几次。《寻美记》择要记录了前两次“走遍美国”时的所见与所思，最难忘的是2013年初独自在南方小城蒙哥马利过四十岁生日。虽然那一天风尘仆仆，粒米未进，内心却无比充实。

生活的反讽是，孔子所谓“四十而不惑”于我似乎完全相反：四十岁以前的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心无旁骛，勇往无前，知道命运的方向；而四十岁以后，对于世界包括人生在内的许多事情反倒迷惑起来。

几年后，本想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彻底停下来，也算是对前半生的一种寂静的告别。一个春天的午后，内心细雨绵绵，徘徊在宽街边的布莱克威尔（Blackwell）书店里，一种积聚已久的失落感汹涌而至。回溯过往夜以继日的现实主义之修修补补，我又一次自责半生光阴虚掷，本应构建的想象世界何等荒芜！读大学时，曾立志“坐在海边写一部伟大的作品”，甚至为此留在了海滨之城工作。孰料这个“时代的裱糊匠”，此后东奔西走，一直在现实的泥潭里打转，至今一无所成。

在时空广袤的绵延里，平凡本是所有人的宿命和庙宇。对于一个虔诚的写作者来说，最令人沮丧的往往是现实主义背后可能的逻辑：如果写作只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解决某些现实问题，那么当现实需要一颗钉子时，他就只能成为那样一颗钉子。于是，我不得不随时接受来自内心神明的拷问——作为有主体性和自由意志的人，如何避免自己成为现实死心塌地的臣虏？

人终究是奔着大千世界而来，有着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超越性。无论出生于何时何地，在浑浑噩噩或兢兢业业中浪费了多少光阴，只要决意追求想象中的美好，他就随时可能从并不美好的人世中苏醒过来，而不是继续在结构主义的穷途末路中玩转死气沉沉的填字游戏，以换取其他填空者的掌声。

活得越久，越觉得人生只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不断离开过去的土地与人们，甚至过去的自己。或许未来正如往昔，在后半生开始之时，还需要再经历一次惶惑的童年。尤其最近几年，意识到曾经过于纠缠于现实的写作如挑雪填井，徒劳无功，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山冈和战场。更准确地说，我为写作上没有充分发挥想象力而变得焦虑。思想者若想不负此生，就不能只说一些自以为正确的现实之语，他还要用情于自己独一无二、不因时势变化而坍塌的想象之维。2018年夏天，一场荒诞的网络指控更让我心灰意冷，不得不自问半生辛苦为何。

那段时间，时常坐在牛津基督教堂学院街边的长椅上书写思想笔记，内心总是回荡着夏多布里昂晚年的沉思：“我的文学生涯功成名就，产生了它应该产生的一切，因为它只取决于我；我的政治生涯在成功之中突然半途而止，因为它取决于别人。”既尽力于现实，又用心于想象，夏多布里昂的一生有如钟摆。其实，没有谁不是活在现实与想象之间。真正吊诡的是，表面上不着一物的想象世界常常比变幻莫测的现实世界更可靠。

我没有紧随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步伐，但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事实，只有阐释”，相信诗意以及对美的追求是对无意义世界的有力拯救。现实试图将每个人训练成精密而精致的奴仆，只有那些能够响亮回答“问世间美为何物”的人才能够握紧自己的生命。在那里，纵使现实之兵日夜夺营拔寨，想象之城依旧坚不可摧。如王小波所言，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而尼采也宣告，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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