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后，黄河河套地区为何成明帝国的边防溃疡？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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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明朝中后期的边防史中，有个特殊名词“套虏”，说的就是土木堡之变后，黄河河套地区，沦为蒙古诸部自由进出的屯牧地带。当河套那块抵背扼喉的战略要地也被蒙古人充当入寇跳板后，毗邻河套的陕西三边，即甘肃、宁夏、延绥，还包括后来的三边总制府驻地固原地区，都成为边患的重灾区。据统计，成化年间蒙古诸部对九边的大大小小的侵扰多达近40次，“套患”就此形成。本文就来说说明廷是如何应对“套虏”的。

1449年，明朝在“土木之变”后，河套地区的战略地位开始在明朝北部边防中显现出来。成化年间，明朝内部不断有人提出“搜套”计划，并先后三次调集数万大军进行“搜套”，但由于明朝最高统治集团对此认识不清，用人不当，,以及保守的消极防御策略，致使“搜套”行动没有取得积极成果。这个时候，朝堂内出现了停止搜讨的声音，防御成为主导。这也就成为文武之争的导火索。

明中期九边长城地区，各镇总兵官与巡抚在职责分工上，总兵官负责统率军队、整饬边防事宜，巡抚则负责后勤供应、军民管理。这导致二者具有某种不同的利益取向，总兵官为代表的武将系统强调战功，而巡抚为代表的文官系统则更强调社会安定。社会安定取决于两项因素：一是减少兵乱，二是财政平衡，而此时巡抚与总兵官对于这两项因素的立场与态度，都存在冲突之处。

成化年间的延绥镇巡抚王锐由于职责在于安定社会，因此耗费大量钱粮的“搜套”行动与纵敌入境的营堡防御，都不符合、至少不是最符合其政治利益的防御模式。直接将鞑靼部众阻挡于榆林境外的边墙防御模式，才最符合其政治利益。

事实上，成化初年，王复鉴于营堡防御体系之间存在漏洞，已开始提出在营堡周边筑墙挖壕的弥补方案。不过在这一规划中，墙壕规模较小，不能从根本上弥补营堡防御体系的不足，达不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效果。

在成化时期“搜套”长期无果、营堡防御存在明显漏洞的军事背景下，成化六年（1470）三月，延绥镇巡抚王锐，首次提出在榆林边界地区修筑“边墙”，作为榆林与河套蒙古之间的政治边界。具体方案是在营堡空隙之地，于营堡所辖墩台之外修筑，“址广一丈，杀其上为七尺，上为垛口五尺，共高丈八尺。上积礧石，于墩下各筑小堡，可容官军护守”。这一方案是榆林“大边长城”的最早设计。

王锐修筑边墙，并不是将之孤零零地设于明蒙边境之上，而是将之与营堡结合起来，形成严密的长城防御体系。因此，王锐提出修筑边墙的同时，还建议在“居民所聚之处”，修筑民堡，称为“砦堡”，与军堡结合起来，进一步贯彻坚壁清野的战术。不仅如此，王锐还提出在砦堡修筑之后，将榆林周边平坦地带利用起来，进行军屯、军牧，从而缓解粮草完全由内地供应的问题。可见，在王锐的长城规划中，将军事防御、民众保护、经济保障综合一起考虑。

对于这一方案，宪宗表示了赞同。但这一计划并未实行，原因是兵部鉴于自己主持的“搜套”正在进行，不愿其他方案中途扰乱。

两三个月后，鉴于“搜套”行动导致陕西财政危机与社会动荡，陕西巡抚马文升明确表达了反对立场，指出“搜套”效果很差，应采取防御方式解决河套蒙古问题。

与延绥镇巡抚较为关注榆林边境防务不同，马文升作为陕西巡抚，更为关注榆林纵深防御体系，防止蒙古势力进入陕西腹里。成化七年（1471）四月，他发展了王复提出的构建榆林西南部纵深防御体系的观念，主张在这一地区增筑墩台，认为应在白于山地区，利用当地地形与北宋设施，构建包括墙垣、城堡、墩台在内的榆林内地长城防御体系。但他的这一建议，一样未能实施。三个月后，余子俊在马文升之后，再次上奏，请求修筑“二边长城”。余子俊为避免与“搜套”方案相冲突，甚至更退一步，主张用民众修筑长城，并将工期缩短。

但对于西北巡抚的边墙主张，兵部一直拒绝，并鉴于延绥镇巡抚、陕西镇巡抚连番提出这一议案，感受到当地文官群体背后可能有共同的推动力，为避免他们再次上疏，从而统一给予解释，指出王锐所倡“大边长城”修筑方案，由于“延绥境土，夷旷川空，居多浮沙，筑垣恐非久计”，不便修筑；马文升、余子俊主张的“凿山设险”，劳役民众，应当在“搜套”成功之后，以榆林正规军队，并由当地民兵协助修筑完成。对于兵部的立场，宪宗仍表示了尊重，“设险守边，兴工动众，当审度民力。姑缓之”。于是榆林边墙方案再次搁浅。

但次年，即成化八年（1472），余子俊再次执着地提交“二边长城”修筑提案。这次，他首先攻击兵部主持的“搜套”行动劳而无功，认为不如早谋退路，将“搜套”军队调回，修筑“二边长城”。在政治舆论普遍反对“搜套”行动的压力下，宪宗派遣吏部右侍郎叶盛前往西北，考察西北边防现状。叶盛出身兵科给事中，好谈兵事。吏部又为六部之首、百官之长，地位异于其他机构，叶盛既奉命巡视河套，遂有中立而处、调解诸方的政治意味。白圭觉察到宪宗对于“搜套”态度有了变化，故在叶盛回朝之前，主张立即开展“搜套”。但宪宗却并未接受。

与此同时，包括镇守少监张遐、总兵官许宁、巡抚余子俊在内的延绥镇官员鉴于宪宗态度出现变化，开始明确联合起来，请求暂停“搜套”，将军队调回。值得注意的是，“搜套”官员王越也加入了进来，向宪宗奏：“士卒衣装尽坏，马死过半。请如前罢遣休息，令治装听调。”王越之所以如此，在于“搜套”长期无果，“搜套”官员压力巨大。虽然兵部仍极力反对，但宪宗同意了西北官员的意见。

叶盛到达榆林之后，认识到明军在现有战斗力、后勤补给状况下，首先应该加强防御，从而与“搜套”官员代表王越、延绥镇代表余子俊联合上奏，一致主张借助陕西、山西民力，修筑“二边长城”。在此基础上，叶盛认为“搜套”行动应改变之前持重缓行的方式，避免再次落入空费粮饷、无法歼敌的战术陷阱，改为迂回、快速的模式，或者直接袭击其大本营；或者趁其回归后，加以追击。次年王越取得红盐池大捷、韦州大捷，正是实践了叶盛提出的两种方案。

对于这次更大规模的边墙动议，白圭仍持反对态度，主张“搜套”成功之后，才能修筑边墙。

当月，继联名请求修筑边墙之后，叶盛与“搜套”官员王越再次联名上奏，以河套地理旷远为由，请求停止“搜套”，将“搜套”兵力分驻于榆林各营堡。九月，余子俊也再次请修边墙。“今山陕之间，旱雹所伤，秋成甚薄”，“财力困穷，人思逃窜”，请求尽速“铲削边山”。

对此，白圭仍表示反对，他的意见是如果鞑靼能够出套入贡，便可以考虑是否修筑边墙。但宪宗对于西北危机，已急不可耐了，表示不管鞑靼是否出套入贡，明军是否仍需“搜套”，都必须尽快展开边墙修筑事宜。

令白圭意想不到的是，“搜套”总兵官赵辅在巨大压力之下，也转向边墙方案，并综合了“大边长城”、“二边长城”两种思路，主张宁夏在河套南缘平坦地带修筑“大边长城”，而榆林在白于山修筑“二边长城”。对于赵辅的立场变化，白圭十分恼怒，认为他“首鼠两端，自揣事势不支，欲推避之计”，而赵辅也指出：“大军所至，刍粮缺供。况山陕荒旱，众庶流移。边地早寒，冻馁死亡相继。彼督饷者恐缺食，典兵者惟欲足兵，民事艰危，所不暇恤。”白圭在巨大的政治舆论压力下，鉴于宪宗已经认可修墙方案，遂只能在表面上同意“铲山筑墙及修铁角等城，众议既协，宜令及时兴举”，不过仍坚持“搜套”方案，并以刘聚取代赵辅。

在宪宗的旨意下，余子俊征发五万民众，铲削山体、构筑二边。但由于旱灾的缘故，余子俊修筑边墙，曾一度中断。成化九年（1473），“搜套”总兵官刘聚也转向修筑边墙方案，请求命余子俊继续修筑。此时，王越最终取得了“搜套”行动的胜利，白圭以母丧回乡，左侍郎李震代掌兵部，最终同意了修筑边墙方案。成化十年（1474），余子俊最终修筑了“大边长城”、“二边长城”，构建了完整的榆林长城防御体系。

这场争斗还是以文官集团完胜而结束，其实这也是整个帝国鉴于搜套计划已基本废弃，明朝当局不得不大规模加固边境工事，并逐步形成后人所熟知的长城防御。大量砖石结构的护墙，取代了原先只有土木结构的堡寨，成为今天的明长城样貌。外强中干的明帝国，则隔着这城墙开始妥协。正因如此，当后来的满洲势力兴起，明朝当局也照猫画虎，却不曾想，建真女真并非散漫的蒙古部落所能比拟，明帝国也因此耗尽了最后的气数......

参考资料

《明史》、《大明帝国三百年》、《明史讲义》、《内外长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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