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禄堂儿子：16岁才真正开始学武，三年就掌握家学，比武无人能及

1929年，国术游艺大会在杭州召开。由于该会是全国性的武术盛会，因此南北武林界的武术高手都想在比赛中获得第一，以光耀门派武功。孙存周也想参加比赛，可是所有人却劝他别去，并说他就算得了第一名，也一定不会觉得光荣。这是怎么回事呢？

孙存周是武术泰斗孙禄堂的次子，生于1893年。

孙存周出生的时候，孙禄堂已经是南北武术界的风云人物了。那时，孙禄堂在家里创办了蒲阳拳社，广收弟子，靠教授拳艺为业。可以说，孙存周的幼年就是在拳社里度过的。每天他看着父亲教人习武，久而久之，也对武术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当时，孙禄堂与杨露禅都是武术界的名人，但他们在教育子女上，却很有些不同。杨露禅是一定要把膝下三子培养成武术名家的，所以他的三个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杨露禅严格管教下，苦练功夫。由于他在教授武艺上，对三个儿子的要求极高极严苛，因此他的次子杨健侯曾因无法忍受，几次想要自杀。好在被人发现，未能成功。但纵使如此，也没能让杨露禅放宽对儿子们的要求。

如果说，杨露禅是虎爸，孙禄堂简直就是猫爸。作为拳师，他每天对待徒弟也是非常认真负责，该严的时候，他绝不放松。但是对待孙存周，他却任由儿子自由发展，在习武上并没有什么要求。

到孙存周少年该学武的时候，孙禄堂又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邀请，到东北去做他的幕僚去了。直到1909年，孙禄堂回到北京后，已经16岁的孙存周，这才终于有机会随其学艺。

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想要学得武术精髓，往往需要苦练十数年不等，才能把功夫练到家。再加上许多人由于吃不了练武的苦与累，半途而废。因此很多人认为学武当耗费时间。但孙存周却是个学武奇才，他只苦练了三年，就把孙禄堂引以为豪的形意拳和八卦拳，学得八九不离十。

此后，孙存周遍访京津与河北一带的武术高手，不断和这些高手切磋武艺，在不断地实战中，他少有败绩，因而在京津一带，名气渐长。

1912年，孙存周完婚后，开始游历天下。其实，这也是孙禄堂的建议，希望他能在游历各地的同时，拜访高人隐士，从而增长见识，丰富自己的武艺。

在游历的过程中，孙存周不露姓名，以武会友。每到一处，便寻访武术高手较技。与孙存周较技者如云，但与他旗鼓相当者却寥寥。

孙存周还常常与武术名家们讨论，武林界中谁的武艺最为精妙？结果不管他走到哪里，对方总是不假思索答道：“惟活猴孙禄堂。”

6年游历结束后，孙存周回到了北京，将一路见闻大略地告诉了孙禄堂。原本他以为孙禄堂听说各地人皆推崇自己，会十分高兴，没想到孙禄堂却淡然说：“凡求道者务要虚心……凡遇一技之长者，无论功夫高低，皆要拜为师友，虚心求教，海纳百川。”

孙禄堂的教诲，让孙存周受益匪浅，此后他多数时间，逗留在上海和杭州两地。那里武术氛围浓厚，不少亲朋故友都在那里教拳，因此孙存周在那里常与亲朋钻研孙氏拳学，互相启发，他的武艺也因此愈发精纯。

1923年，上海举办“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由于那次大会是武术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大会，因此光是来参加比武的武术团体，就多达18家之多，场面颇为壮观。

孙存周也被武术大会吸引，前往观摩。当时，不光记者们发文盛赞武术大会，参赛的武术名家们也互相吹捧。

孙存周却认为，那些颇负盛名的武术名家，并非个个名副其实，比如那些靠举石担石锁成名的，充其量只能算举重，而不能算武艺。

此言一出，自然引得一些武术名家不满，纷纷来找孙存周比武，但均成了手下败将，怏怏而退。

1929年，杭州举办全国国术游艺大会，南北武术界的武林高手济济一堂，可谓盛况空前。当时，受筹办方邀请，孙禄堂与弟子褚民谊担任副委员长，而孙存周亦担任监察委员一职。

本来，孙存周没打算在这次盛会上展示武艺，但大会召开之初，就有人公开在擂台上挑战孙禄堂。孙存周见状，走上前去说道：“你若能打赢我，我父亲自然来会你。”此时的孙存周已经名震武林，对方自知难敌，狼狈而退。

这件事大大地刺激了孙存周，他坚决要参加比赛，以光大孙家拳学。

孙存周想参加比赛，这可让筹办方犯了难，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来，来参加比赛的选手中，大部分都是孙禄堂的师兄弟和徒弟，而孙存周又是孙禄堂的儿子。这样一来，这些选手和他比武的时候，是打还是不打呢？

于是，大家纷纷劝说孙存周，不光把他不能参赛的理由说出来，而且还分析说，虽然他武艺高强，天下难有人敌，但是就算他夺了第一名，人家也只会说，由于他是孙禄堂的儿子，那些选手碍于面子，只能把第一名让给他。所以，他就算真拿了第一名，也会让人说他胜之不武。

一番话，说得孙存周茅塞顿开，于是放弃了比赛。

果然，在经过半个多月的竞技后，获得前十名的选手中，孙禄堂的徒弟几乎占了一半，而且前三名曹晏海、马承智和张熙堂也都是孙禄堂的徒弟。

当然，在那次比赛中，也有一些不光明正大的行径。比如，有些门派武功，表演的时候很好看，但真到了实战的时候，就成了“空头拳术”。还比如有些武术名家，与后生小辈交手后，“要么被打破头，要么被吓破胆”。总之，看了这五花八门的传统竞技门派后，孙存周更加坚信，形意拳才是技击方面的核心拳法。至于当时受到推崇的西洋搏击与太极拳等，都不能改变形意拳在武术中的地位。

由于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全民习武，强身御辱”的口号，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民间武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态势。特别是在中央国术馆成立后，不仅对门派武术传承进行了改革，而且也方便了更多习武爱好者。因此，各地为了响应全民习武的号召，也纷纷创办了国术馆。

但江苏历来“崇文抑武”，哪怕在全民皆武的时代，江苏一带依然显得十分文弱。到江苏国术馆习武的学生，更是寥寥。

担任江苏国术馆馆长后，进行了许多改进，包括在社会上开武术普及班，让拳师到学校去开设武术课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江苏习武风气日炽。

地方政府为标榜政绩，便对此大做文章，大篇幅地把习武与三民主义，以及救国论扯到了一起。

孙存周看到这种现象后，十分鄙夷和反感。他表示，国术虽能体现万物，但不能脱离修身的本位。国术的发展，也必须符合自身规律，而不是成为政治的依附品。否则，国术运动很难持久。

孙存周的话，传到地方政客的耳中后，他们很不高兴，此后便设置重重障碍，迫使孙禄堂不得不辞去馆长一职。而这也让孙存周更加认定，武术是寄生在政治上的一只可怜虫，对政治很不感兴趣。

不过，孙存周对朋友则又是一副侠肝义肠。

盟友叶大密在上海成立了武当拳社。叶大密是太极名家田兆麟的弟子，但孙存周很不放心，认为太极拳在实战中并不占优势，再加上新开的拳社总会引来很多人前来较技，万一败了，就只能狼狈关门走人了。

因此，他留下来，不断指点叶大密武艺，又授予他孙家内功，使得叶大密的武艺精进了不少。后来，上海最著名的拳师刘高升来较技，而叶大密竟能在数招之内击败了刘高升。孙存周见此，这才放心离去了。

由于孙存周在武艺上“得乃父之髓，已臻炉火纯青之候”，所以他在上海的时候，许多名流显贵，纷纷出重金请他去家中教拳。但他却认为膏腴子弟不能吃苦。若教授这种弟子，只是空费力气，混饭吃，所以他不愿意挣这个钱。

用孙存周自己的话说，他“平生之志，不在仕途，不务工商，不做打手，不图侠名，只为继绝学而已。”正是这种超然世外的态度，让他不恋权贵，不追名利。每日演武作画，或与朋友论武，这反而使他在武术上，有了更多的心得体会，武术造诣不仅提高不少，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抗战爆发后，孙存周回到北京。北京沦陷后，日本人多次登门拜访，想请他教授武艺，他都以“左目失明，功夫已废”为由，拒绝了日本人。后来他怕给家人带来危险，辗转去了河北定兴乡下师兄弟家暂居。

整个抗战期间，孙存周都在乡下过着贫困的生活，免费教授乡人拳术。

抗战胜利后，孙存周才得知，他参加抗战的长子已经牺牲在洛阳战役中。

此时的孙存周年逾五旬，惊闻噩耗，在短暂的沉默后，只说了一句：“不辱家风。”

然而，谁也不知道，每到夜深人静时，他都悲痛难抑，泪水长流。

1963年，孙存周去世享年70岁。虽然他生前择徒很严，授徒亦不多，但是他在拳技进行了很多改进和升华，同时他的修拳思想也对后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他在武术界的影响力是空前绝后的，所以说，他作为武圣孙禄堂的儿子，能够把孙禄堂的武学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也算没有辱没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