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辽代壁画墓刍议

大同辽代壁画墓刍议

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王银田

大同，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元魏曾在此建都近百年，辽、金两代的西京也设于此，形成了古代大同独特而又灿烂的历史文化。从50年代至今，大同市的几代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发掘、清理过数十座辽墓，其中壁画墓就有近20座。本文试就这些壁画墓的材料进行归纳与对比，略作一些分析与探讨。

一

自后晋石敬瑭会同元年（938年）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大同始划入辽地。“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为西京。……大同府统州二、县七"①，辖地包括今大同市和雁北地区天镇、阳高、左云、怀仁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凉城和丰镇二县以及河北省怀安、阳原县的部分地区。就目前已发表的材料看，这一地域所发现的辽代壁画墓，主要包括城东马家堡一座②，城北卧虎湾七座（其中一座材料未发表），西南郊十里铺两座，新添堡两座③，城南纸箱厂一座，以及经济管理干部学校、铁十七局院、煤气公司气源厂等数座（材料均未发表），共计近20座。大致分布在江西京城的近郊④。

墓葬形制均为砖券单室墓,南北向，墓室平面呈圆形，穹窿顶，墓室北侧大多有半圆形棺床。绝大多数的墓室直径都在1.5米左右，极少超过2米。由于墓室狭小，甬道也都很短。墓道分作斜坡与台阶式两种，前者占绝大多数。壁画就绘在墓壁和墓顶的白灰面上，有的墓在棺床上面或墓道两侧绘有壁画。甬道一般不见壁画。

出土器物主要包括明器与日用炊食器两类，且数量不多。其他器物很少见。如1957年发掘的十里铺M27,座北朝南，墓室平面呈圆形，底径1.45米，通高1.75米，整个墓室及甬道皆用单面条形沟纹砖单层砌券。墓室北有棺床，半径0.75,高0.2米，甬道长0.4米。墓道为阶梯式计7级，全长2.8米。棺床大约占去墓室面积的一半。棺床正中为一黄白釉刻花瓷罐，内装骨灰，口用白瓷碟覆盖。骨灰中有铜钱8枚。骨灰罐前有涂白地朱绘莲花纹砖3块，两侧的为方形，中间一块为长方形，其上置白瓷碗、碟各1件，筷子1双，紧靠棺床东西两壁下，发现有腐朽的纸灰两堆⑤。比十里铺M27；规模略大的新添堡M29出土器物稍多，其中碗、盘、锅等炊食类器物占绝大多数，此外，还有4枚涂有彩色的河卵石。

已发掘的大同辽代壁画墓中，规模最大的莫过于新添堡出土的辽大同军节度使许从甕夫妇合葬墓。该墓为仿木结构建筑的砖砌单室墓，座北朝南，甬道南口上用砖砌出墓门楼，墓室平面呈圆形，穹窿顶，高5.2米，底径4.92米。出土文物20余件，其中除6件造型规整的“制药工具”夕卜，其余多为明器。

由于墓主人的生前地位不同，墓室面积的大小相差较大，但其墓葬的形制则几乎是一样的，且全部釆用火葬。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两室或多室的墓葬，墓形仅圆形一种。不管是许从费这样的上层官僚，还是一般中小地主（如新添堡M29）都采用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地位的高低，我们似乎只能从这一单室的面积上略微看出一点眉目。从时间跨度来看，有辽一代，这种砖砌单室，穹窿顶，短甬道，墓室平面呈圆形的墓葬一直沿用不衰。这一特点与同期的没有壁画的墓葬是一致的。在辽代，这里的劳动人民死后一经火化，就将骨灰装入陶罐，挖一浅坑，草草埋入地下了事。大凡属中小地主及官僚阶层的，则总有一砖砌墓室，或绘有壁画，或无壁画，但墓形是一样的。这点在大同发现的辽墓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大同以外的其它地区，不论是东北、内蒙、北京的辽墓，还是长江南北的宋墓，多墓室比比皆是，天井也常常见到。墓室不仅有圆形，还有六角形、八角形、方形、长方形等多种，形制远比大同辽墓丰富。以北京南郊赵德钧墓为例，赵氏乃后唐降将、卢龙军节度使，基有九室，各墓室均有影作立柱、砖砌斗枳、直根窗、门楣，推测九座墓室原都有壁画，发掘时仅存3幅，依壁画内容与随葬器物看，各墓室的功能是不同的。该墓合葬于应历八年＜958年）⑥。同为辽代早期墓葬，原后唐上层官僚，“契丹国故大同军节度使……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⑦、“太保"⑧许从變墓则仅有一圆形墓室，底径不到5米。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葬于应历九年，959年），结构复杂，墓室宏大，虽经盗掘，仍出有文物2100多件，包括金银器、玛瑙器、丝绣织品、服饰、成组的马具、不同种类的武器和各式生活用具⑨，实用具占相当比例。与许氏墓对比可以看出，这种流行在契丹上层的奢侈之风及其丧葬制度与西京地区是有所不同的。

由此看来，辽代的大同人似乎更崇尚节俭与实用。随葬器物除几件陶质明器外，一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生前日用炊食器。这除了质朴的地方传统外，恶劣的自然环境致使经济较为落后及与使用纸扎和以壁画代替部分实物也有一定关系.

二

大同辽墓壁画一般仅画在墓室周壁及顶部，甬道或涂有白灰层，但尚未发现绘有任何图案的。这与其它地区于甬道两侧画门卫或门神明显不同。在已发掘的墓中，基道绘有壁画的仅大同市经济管理干部学校M2（位于南关）一例。该墓在墓门两侧与墓道东西两壁拐角处，分别用土红色绘出立柱两根，柱上绘由额、阑额及伊头、一斗三升棋等，并与墓道两壁的相同壁画连接。其余墓的墓道均不见壁画。

墓室壁画的布局很有规律，这一点不论是辽代早期墓还是辽代晚期墓都是一致的，即因不同的壁画内容，由上至下分为3层。穹窿顶一般绘天象图，画有日月星辰，或象征日、月的金乌、桂树和玉兔，这一部分往往剥落严重，中间一层一般绘在立墙上端和起券处，内容为斗秩、桔、檐等建筑图案,简单些的只绘伊斗与一斗三升桃和柱头粘，其

下即是壁画的主要内容所在，这层壁画全部绘在墓室的直壁上。构图上的特点是用绘制的立柱将壁画分成几个既互有联系，又单独成幅的单元。立柱大多绘制4根，分别画在墓室的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角，于是将壁画隔成4个部分，其中南壁的墓门两侧组成一幅。此外，也有将立柱绘成6根或8根的。

下层壁画是墓室壁画中的主要内容，而且早期与晚期也颇有不同。但到目前为止，大同地区辽代早期壁画墓发现较少，见诸报导者仅乾亨四年（982年）许从實夫妇合葬墓一例，且语焉不详。

由于材料所限，我们很难把握大同辽代早期壁画墓的全貌，但笔者观察大同所出晚唐与金初墓葬，结合现有资料，初步归纳大同辽代早期壁画墓大致有如下特点：墓形同晚期相差不大，墓室平面也多圆形，所绘立柱以6根或8根为主；上、中层绘画内容同晚期大致相同，下层壁画绘男侍女婢、门窗之类，较之晚期要简单些，尤其是晚期壁画程式化的特点尚未形成，所以各壁面很难有较为固定的内容。由多人组成的画面难以见到，此时的绘画技法也远不及晚期成熟。

重熙以后的大同辽代晩期壁画墓，已经形成一定的格局，这主要表现在下层壁画的布局及画面内容上。由于大同辽代壁画墓绝大多数属晚期墓葬，所以对从早期到晚期发展的中间环节目前还不清楚。晚期壁画最显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程式化”，墓室各面的壁画都有较为固定的内容。南壁甬道口东西两侧各画一人，或为男仆，或为女婢，或是门神；甬道口对面的北壁，为墓室的正面，中间画屏风，上以花卉湖石之类点缀，屏之上方垂以帷幔，两侧各立一侍者，或男或女，或男女各一人，此“开芳宴"画面中墓主人绝不出现。南北两壁画面是晚期壁画中变化最小的。西壁主要表现"出行"场面，有的墓在出行图中也配有宴饮等内容，该壁画内容也较少变化：东壁是四壁画面中较为灵活的一面，它以表现宴饮、备膳为主，偶然也有“散乐"，但常常增加一些表现现实生活的内容，如衣架、衣服、剪刀、猫狗之类。东西两壁另一明显特点是每幅壁画均分上、下层绘制，利用俯视的角度增加了画面的纵深感，体现了辽代民间画工对于透视原理的理解与运用。卧虎湾M6为大安九年（1093年）小型火葬墓，圆形墓室“顶部绘有东日西月及星球、云气”，四隅以朱色绘四柱，柱头上有斗桃。甬道口两侧各画一门卫。北壁中间绘花石围屏3条，上悬帷幔，围屏两旁绘两女侍，一人叉手側立，一人双手捧托盏，作侍候主人状。西壁一幅绘车马出行图，方向朝墓门。出行图中有轿车一辆，“辕前旁系黄驼，辕后旁系一黄犬。下面中间绘朱色菱形隔扇门，左下角绘盆架、脸盆，右下角绘喂马木槽”，“东壁一幅绘家庭生活图"，上绘衣架一个，架上有衣衫3件，袄、裤一套，两側各立一侍者，一人双手捧托盘，一，人双手捧托盒。下面中间绘朱色菱形隔扇门，左扇微启，门中立一侍女，作开门状。左下绘老翁，执杖立于门旁，右下绘一女侍，执幡立于门旁⑩。该墓东壁壁画是利用透视原理较为成功的范例。从分为3层的画面看，最上一层是墓主入院内，衣架上是洗过正在凉晒的衣服,中间一层是院门，其中启门少女的点缀，更增添了画面的情趣；下面一层是院外，执杖者与执幡者两人分立门旁。画面从俯视的角度构图，具有较强的纵深感，体现了辽代画工对透视原理的理解与运用，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水平。

大同辽墓壁画的绘画技法同上京、中京、南京的辽墓及宋墓所见相同，即人物用单线勾勒轮廓，平涂敷色，门窗、桌、器皿内的水果等敷色不勾轮廓，花卉用晕染法。

三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同辽代壁画墓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上京、中京的契丹人墓葬和其南的宋墓都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互异之处。即便与南京（今北京）一带的辽代壁画墓相比，也多有不同。有的特点则是在其它地区所不见的。如前所述，大同辽代晚期壁画墓的最大特点是：“程式化"。这一特点一方面限制了画家的随意想象，增加了壁画题材的局限性，使一些宋、辽壁画中的随意之作，如北京百万庄辽墓中一女仆在灶前烹饪劳作的情景⑪，赵德钧墓壁画中揉面作饭的场面，或反映契丹人生活场景的草原风情（娄子店放牧图⑥）等画面在大同难以见到。但另一方面内容大致相同的题材，又使画面的构图与画师的表现技法更趋完美。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些画面的处理十分精致，构图中虚实结合，层次上错落有致,人物互相呼应，表情也十分传神，是辽代艺术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辽代晚期墓中非常普遍地在墓室营建中采用影作雕砖的技法，雕砌出柱、斗棋和桌椅等，而这种情况在大同更多地见于晚唐到辽初的墓中，辽代晚羯墓中则用彩色壁画取代之。山西南部的侯马市曾发掘大批金代墓，墓中常见到精美的雕砖艺术品，而大同金墓中也仅是用彩色壁画，雕砖技法仍然不见，可见大同辽代壁画墓有其自身的变化规律。

与东北、内蒙发现的辽墓壁画相比，大同辽墓壁画多反映居室生活，生活场景最远不离庭院大门，许多是反映室内生活的。而辽宁、内蒙的不少墓葬壁画则反映室外生活场景，如法库叶茂台辽墓⑥中的骑猎图、喀喇沁旗娄子店1号墓西壁的放牧图⑭，反映了一种粗犷豪放的风格，这除了生活环境的不同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地域群体的不同性格。上京、中京辽墓壁画的出行图与归来图分别绘在墓道两壁，场面大，人物多。大同辽墓壁画早期不见出行图，晚期有出行图而无归来图，且规模小，反映当时的出殡也较为简单。另外,上京、中京墓葬壁画常画有山水画，而大同基本上不见。

与宋墓壁画比较，则又可明显看出大同辽墓壁画的不同之处。后者常见髡发人物像，近半数的墓室棺床上绘有彩色地毯，有形似毡帐的墓室，出行图中常见的驼车等。这些均反映出一种不同于传统汉人农耕文化的塞外风情。尤其不同的是,宋墓壁画中“开芳宴"为夫妇对坐宴饮场面，而大同辽墓壁画中的“开芳宴”则隐去墓主人夫妇，只在帷幔下两侧各立一侍者，这是大同辽墓壁画中非常独特的现象，这一现象一直沿用至大同金代壁画墓中。

综观大同辽代壁画墓，我们总的印象是，它即受北方契丹文化的影响，又受到宋文化的影响，加之本地文化、习俗传统模式的制约，使它在宋、辽时期的墓葬壁画遗存中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