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华严寺研究

大同华严寺研究

王银田 曹彦玲（大同市博物馆）

大同，古称平城。是我国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东周时属赵；秦汉时称雁门郡平城县；北魏建都平城近百年，平城文化极盛一时，后晋石敬瑪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大同划归辽境，“初为大同军节度，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升为西京”®,“金因之”气属西京路大同府大同地处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接壤地，是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的交汇处，古代文化异彩纷呈，灿烂辉煌。

“佛法入中国，始于东汉，盛于南北朝，元魏起自北国，入主中夏，宣武之世专上释氏，普修梵宇。云中号为平城，乃其旧都，故所建为独多”气北魏是古代大同宗教文化的极盛时期，佛教尤为繁荣。降及辽代，契丹人信仰佛教，比之鲜卑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源远流长。天复二年（公元902年），辽太祖始置龙化州（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以西）时，已创建了开教寺®,足证至迟到公元九世纪末年，契丹人已开始信佛。《辽史•太祖纪》载，“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此时的龙化州，寺院已不只一处。神册三年（公元918年）春正月，"命攻云州及西南诸部。……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太祖于天显二年（公元927年）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今内蒙古自治区林东），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帝室常常前往礼佛并举行各种佛事，佛教信仰已在宫廷贵族间流行©。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契丹人取得了原本佛教就十分盛行的燕云十六州，更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圣宗、兴宗、道宗三朝时臻于极盛。道宗本人就著有《华严经随品赞》十卷®及《发菩提心戒本》二卷气他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19。“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恤，圣宗以后的几代皇帝继续在北京房山雕刻规模宏大的石经。圣宗、兴宗、道宗三朝编成了著名的《契丹藏》。辽代墓葬多骨灰葬，石棺往往刻有经文，其他随葬文物常常饰以与佛教内容有关的装饰纹样，可证辽代中晚期，佛教的传播已遍及民间，且已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人们对世界、对人生、对未来的认识。华严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修建的。“清宁八年（公元1062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同年十二月癸未，道宗洪基“幸西京嗨，亲往拜谒。华严寺名延用930多年未改o 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

古人有认为华严寺建于唐代者，如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重修大华严禅寺感应碑记）称“肇自李唐”，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重修大华严寺碑记》载：“始建于隋唐之间”，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上华严寺重修碑记》则称“李唐时尉迟敬德增修”。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重修大同府上华严寺大殿暨添造禅堂廊魔记》®曰“唐贞观时重修，一碑虽在而未载创始之源。考时稽史则肇自拓跋氏无疑尔”。按寺内树碑，记载寺院兴建的作法始于唐代北方寺庙，再则入唐以来，官府与民间先后在山西境内广建庙宇，佛事颇盛。依上述碑文“一碑惟在而未载创始之源”看，显然华严寺原来曾有唐碑一通，记载唐贞观时重修华严寺一事（尽管当时未必名华严寺），可惜此碑后来遗失了。唐末五代，战火频仍，该寺也难逃烽燹。至于华严寺的初建年代，显然并非“肇自李唐”，而应更早。早于李唐说的史料仅见于康熙十二年碑《重修大同府上华严寺大殿暨添造禅堂廊虎记》，认为“肇自拓跋氏（即北魏）无疑”，不过此说明确是“考时稽史”，是作者的推测。依《辽史-地理志-西京道》载：“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及近年田野考古调査所知，现华严寺的位置当在北魏平城宫城南，郭城内偏西南处，即《水经注》所记的如浑西水流经地。《水经注》在记如浑西水时就曾提到这一带有皇舅寺与永宁寺邕据《魏书•释老志》记，自文成帝兴光年间（公元454—459年）至孝文帝太和（公元477—500年）中，“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京城内已是佛寺林立。北魏晚期六镇之乱以后，至东魏、北齐以至于隋，平城经济、文化凋弊，社会动荡。随着突厥的进犯，烽烟又起•往昔的建筑大部摧毁，成为“荒郊处处生荆棘哋的荒凉之地。唐代重视修建佛寺，收拾北魏之残存遗址，在贞观、开元时重作修复，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但北魏平城内的百所寺庙多无具体方位记载，所以很难考证它是北魏平城的哪座寺庙了。

有关华严寺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史料，是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槽当心间左右两侧四椽株底的题字：“推诚竭节功臣、大同军节度、云、弘、德等州观察处置等使，荣禄大夫、检讨太尉，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使持节云州诸军事、行云州刺史、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肆仟户、食实封肆百户、杨又玄",“维重熙七年岁次戊寅玖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时建二薄伽教藏殿当是华严寺现存最早的建筑。杨又玄，《辽史》无传，只在《辽史-圣宗纪》有零星记载。杨氏乃统和十六年（公元998年）进士，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知详覆院，至迟到太平二年（公元1022年）任枢密副使，太平五年（公元1025年）以“枢密副使杨又玄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兼枢密使"，太平七年（公元1。27年）“知贡举，辽代官制，“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⑰，“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唾，“汉人枢密院，本兵部之职，……掌汉人兵马之政，初兼尚书省”⑲。《辽史》所载之杨又玄，官位显赫，是南面朝官中的要人，加之辽代官职中，岀身进士者并不多，杨氏之显赫可见。而薄伽教藏殿题记所见杨氏官职，既无“进士第”的记载，官位也较《辽史》所记偏低，而此题记的时代又晚于《辽史》所记的年代，所以我们怀疑此二杨氏未必是同一人。

华严寺现存金、元、明、清、民国历代碑幢志石共记21通（详见附表），由此可粗略看出该寺自辽以来的兴衰沿革。

华严寺，亦名“大华严寺”，现分为上寺和下寺。据梁思成先生考查，上寺主殿大雄宝殿为金代建筑，下寺正殿薄伽教藏殿为辽代遗构，另有海会殿辽代建筑遗址一处，其余则建于清代及近现代。如上所言，原建于华严寺的北魏寺庙，入唐以后，必已残破不堪，故“唐贞观时重修”，但此时的华严寺，其建制与规模远不及初唐所建的善化寺（唐代称开元寺），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全国各州郡各建一大寺，皆赐“开元寺”称号，不选华严寺而选中了善化寺，正可说明这一点。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建成今薄伽教藏殿，整个佛寺并未形成规模。《辽史-地理志》称；“清宁八年（公元1062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实为增建、扩建，显然有诸多大型建筑，包括九间之殿、七间之殿及薄伽教藏殿与海会殿等五间之殿。这时的华严寺，建筑鳞次栉比，规模宏大，薄伽教藏殿皮藏有宏幅巨帙《契丹藏》，加之又有诸帝后石像、铜像，这里既是一处参禅礼拜和储存经藏的佛教道场，还兼有皇室祖庙的性质，而收藏辽代以国家力量创刻的佛教经典又是其一项主要功能。据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以下简称《金碑》）载:“至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闰六月间，则有众中之尊者：僧录通悟大师、慈济广达大师、通利大德通义大师、辨慧大德妙行大师，洎首座义普、二座德祚等，因游历于遗址之间，更相谓曰：'曩者，我守司徒大师，秀出群伦，兴弘三宝，需教雨而润民苗，鼓化风而薰佛种，岂特人天之仰止，亦惟在上者师之。爰出官财，建此梵宇，壮丽严饰，稀世所有”。据此分析清宁八年建华严寺，是由官方出资的，而具体负责此项工程的则是僧人守司徒大师（俗名与法号缺）。

辽天祚帝保大元年（公元1121年），金人大举进攻辽境，“郡县所失几半”，次年春西京大同失守气《金碑》载：“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之.唯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洎守司徒大师影堂存焉”。梁思成先生据《金碑》所记：保大之后，华严寺残毁严重，仅余斋堂、厨库、宝塔、经藏及守司徒大师影堂五处，依地点、面积、结构三点推论，疑今之海会殿，为辽守司徒大师影堂所改称者”气而海会殿的建筑特征，经梁先生考察又确认为辽代无疑。我们认为此说尚有待商榷。影堂乃奉祀先人遗像（写真）之所，故名會。《古今注》曰：“庙者，貌也。所以仿佛先人之容貌，庶人则立影堂”。释氏亦借此二字谓安置佛祖真影之堂舍，故又称真堂。流行于唐、五代至宋代。或设单个禅师的影堂，或设绘有多人的真堂吼唐雍陶诗曰：“秋磬数声天欲晓，影堂斜掩一灯深”气莫高窟十七窟藏经洞，马世长先生考证为洪辨的影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万安观,公主影堂”。段成式《寺塔记》记长乐坊安国寺有“禅师法空影堂”，敦煌文书亦多关于影堂、真堂的记载，并有用于影堂的写真像传世守司徒大师影堂应是于其死后建于该寺的，以颂其功德。则此建筑与斋堂、厨库、宝塔一样，是该寺的附属性建筑，规模不会很大，不可能是五十年代已拆毁的五间大殿海会殿。可见保大之后，华严寺的主要建筑几乎全被烧光。《金碑》称，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僧录通悟大师等人“率先出己之净财，仍化同居之清众，暨诸外内信心之流，加之援助，乃仍其旧址，而特建九间、七间81之殿，又构成慈氏、观音、降魔之阁，及会经、钟楼、三门气垛殿。不设期日，巍乎有成。其左右洞房，四面廊虎，尚阙如也。其费十千余万”。这是辽建华严寺以来首次大规模的修治，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时至今日，除面阔九间的大雄宝殿外，其余金代建筑已荡然无存。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铭并序》@称，金灭后，华严寺“院门牢落，庭宇荒凉，官物人匠车甲绣女充物寺中，至是并令起之，移局他处”，但华严寺仍不失为云中巨刹，只是暂时被各色人等挤占。僧慧明主持重修，“大殿、方丈、厨库、堂察，朽者新之，废者兴之，残者成之，有同创建本寺……金铺佛焰，丹漆门楹，供设严然，粹容赫焕。香灯灿列，钟鼓一新。……又于市面创建浴室、药局、塌房，及凭住房廊近百余间，以赡僧费”，这是辽金以来元代第一次大规模修建。

“元末屡经兵燹，倾圮特甚，惟正殿増然独存”（成化元年《重修大华严禅寺感应碑记》）。入明以来，已再无大的修治。“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改大殿为大有仓。二十四年即教藏置僧纲司，复立寺”虬宣德、景泰间增修两虎、丈室等僧众用房，“及构天花棋坪，彩绘檐拱……，补葺墙阶”（成化元年《重修大华严寺感应碑记》），这在明代大约已是最得力的一次修缮了。万历初，上寺首次铺设砖砌甬道，台上亦首次加设石栏，并立木紡，置寺巷之东，植下建石桥，铸洪钟，建禅堂.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上华严寺重修碑记》开始明确称为上华严寺。就目前史料所见，两寺分治的时间应在成化至万历初。

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二月，明降将姜攘据大同城复叛清，次年秋，清军进逼，大同惨遭屠城（《重修大同镇城碑记》）。“市井丘墟，宅舍瓦砾；紺•宇琳宫，鞠为茂草”，华严寺遂罹池鱼之祸（康熙十二年《重修大同府上华严寺大殿暨添造禅堂廊虎记》）。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县治复，于康熙初年“遂兴土木之工，缺露者补葺完固，剥落者垩饰庄严。匾额牌联，门窗墙壁，咸焕其彩，殿台之前新建小坊三楹，台之下伽蓝、配殿之侧，南北各添造禅堂、斋室五间。东西隙地，另盖香积库司之所。自山门、天王殿以至雄殿，朱碧焜煌，宛然化乐宫宇”（《康熙十二年《重修大同府上华严寺大殿暨添造禅堂廊院记》）。战后，乾隆、嘉庆、光绪及民国，累朝都各有修缮，但皆小修小补，多无建树。

三

华严寺坐西朝东，与三代以来沿习数千年的坐北朝南的取向不同。山西各地寺观因地形所限不乏东向者，如浑源悬空寺、五台佛光寺、万荣后土庙等。然华严寺东向与地形无关。《旧五代史•契丹传》曰：“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楼，邑屋门皆东向，如东帐之法《新五代史•契丹传》亦云：“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辽史•百官志》：“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辽史•地理志》：上京临潢府“有昭德、宣政二殿与I毡庐，皆东向”。华严寺东向，源于契丹旧俗，又恰于佛教崇尚相合。现存上、下华严寺二正殿，即薄伽教藏殿与大雄宝殿皆东向。

（一）薄伽教藏殿

建于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金、元、明、清各代都曾修葺,1987-1990年落架大修。薄伽为薄伽梵之略，是世尊释迦牟尼梵名。“薄伽教藏”意为贮藏佛藏之所。

殿建于凸字形台基后部。台基为夯土筑就，表面包砖。殿面阔五间（25.6米），进深八架椽，共四间（18.41米）。正面中央三间各施格子门六扇，背面当心间中央辟小窗一，从墙砖的砌法及其上“天宫楼阁”的位置看，此处原来应辟有后门，后封堵而设一直棋窗。九脊顶，与其他同时代建筑相比，该殿殿顶坡度较缓，而两山出际颇远。原睛吻一为金代，另一个可能是明代重修殿顶时所制。现存二吻乃近年大修其间由太原订制。经实测，其用“材”与宋《营造法式》相同，其“菜”的高厚，与《营造法式》相去甚远。柱网配列很有特色，当心间仅两枚金柱，左右次间不仅有前后金柱，还有一个分心柱，这样既合理地分担了殿顶重量，又扩大了殿内的活动空间，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中使用“减柱法"较早的一例。外檐柱头为双抄重拱，计心造五铺作，式样简练。补间铺作皆一朵，榜斗下承蜀柱，转角铺作加抹角拱，都颇具特色。辽代大同文化，深受唐文化影响，在墓葬壁画、出土文物等诸多方面都有所反映。薄伽教藏殿之创建，早于《营造法式》‘60余年，在建筑方面亦承袭唐制较多。大殿台基前有辽寿昌元年（公元1095年）六角形陀罗尼石经幢一件®,非本寺原物。

薄伽教藏殿内，环列壁藏及天宫楼阁共计38间。它不同于《营造法式》中的三层，为二层，应是天宫楼阁的早期形式。下层为经柜，便于存取经藏，上层设龛供佛。上下两层斗拱计有18种之多，其中柱头铺作为双抄双下昂七铺作，是现知辽代斗拱中最复杂的一种，殿后壁当心间悬“天宫楼阁”五间，与左右壁藏上层连接，玲珑之致。该小木作建筑，系模仿木构建筑按比例缩小制作，实为辽代建筑的精品，为目前国内仅见。

殿内中央设凹字形砖台，台上有彩塑31尊。其中前端较小的二尊坐佛疑为后世补塑，其余29尊风格相同，如出一人之手。既有丰满圆润、端庄安祥的唐世风韵，又不乏浓郁的生活气息，富于个性的宋代特色，为辽代作品无疑。1964年郭老参观该寺后，提笔留言：“下华严寺薄伽法藏塑像，乃九百二十六年前故物……余以为较太原晋祠圣母殿塑像为佳。”郑先生在《西行书简》中也对塑像倍加赞美。佛坛中央端坐三尊主佛，以主佛为中心，并配置四大菩萨、胁侍、供养童子、四天王等像，构成一堂诸佛讲经的生动场面。三尊主佛，近年多释为竖三世佛，即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按《金碑》：“因礼于药师佛坛，乃睹其薄伽教藏，金壁严丽，焕乎如新”，其中有药师佛，则三尊主佛应是横三世佛，即中座为本尊释伽牟尼佛，左侧为东方琉璃世界药师佛，右侧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今内槽阑额上，南北二尊主佛前分别立有明崇祯五年小匾，分别书“南正尊释迦牟尼佛”，“北正尊毘卢遮那佛”®，那么中央应是卢舍那佛，此则为法身、报身、应身之三身佛，不知所据。三尊主佛皆施禅忍印，仅从手印似难以裁定。三佛在莲台上呈0B趺坐，佛座为回马头形牲灵座，属密教，为辽金盛行密教故。背光内侧饰网目纹，类似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七佛背光图案及梁底彩绘，平棋绘飞天，皆辽代旧物，诸菩萨或婀娜、或娴淑，造型生动传神。

（二）大雄宝殿

1953年在大殿梁上发现“天眷三年”题记，与《金碑》吻合，为金代遗物。殿面阔九间（53.75米），进深五间（29米），建在4米高的巨大台基上，为现存古代木构宗教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者。单檐四柱，举折平缓，“高大逾恒嚙，古朴雄宏。殿前有辽大康二年（公元1076年）八角陀罗尼石经幢。

该殿平面柱网配置大胆采用“减柱法”，比常规的九间十柱减少内槽金柱十二根，使殿内佛座配列与礼佛活动都大为方便，建筑更趋适用。外檐斗拱双抄重拱五铺作，当心间补间铺作用60度斜拱，左右梢间用45度斜拱，颇富变化。殿顶騁吻及门版装饰古朴疑重，皆金代原物。

值得注意的是该殿在诸多方面都保留有辽代建筑的形制，如高大的月台，平面柱网的配置，斜拱的形状与位置，木构件多用镌砍的制作手法等，不能排除金代重建时大量使用辽代原构件的可能。

大雄宝殿内现存32尊造像，为明代雕塑作品®。大殿中央佛坛上端坐五尊金身如来大佛，佛高3.1米，莲花宝座高2.9米，佛像面相扁平，肉髻顶上有桃状宝珠，背光装饰复杂。纹络细腻、繁琐。中间佛像顶饰金翅鸟形象，有密教背光特色，与元以来西藏地区佛像属同一系统，与中原传统佛教不同.关于正中五尊佛像，据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重修大华严禅寺感应碑记》载，了然禅师“募缘四方，历二年，遂造金像三尊，由京师遥请至此。……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孟夏之月，迎佛入城”，依同碑称此像为“毘卢三像”。此后资宝和尚任华严寺住持，“化缘塑像二尊，共棲为五如来”，即现存中央五尊佛像。依碑文所记，资宝于澄涓没后继任住持，资宝则没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那么后二尊塑像应成于正统至景泰初，査此五佛，中央三尊为木雕，两侧二尊为泥塑。泥塑与碑文“塑像”吻合，则三尊木雕应即“毘卢三像”，即以毘卢遮那为法身的“三身佛”，其安置应是中央为法身佛毘卢遮那，左右分别为报身佛卢舍那与应身佛释迦牟尼，或卢舍那居中而毘卢遮那与释迦牟尼分列左右。资宝所塑二尊则放置于三身佛的两侧，这样就将原设之“毘卢三尊”布局改为五方佛。若按密教划分，则此五佛应属金刚界之“五方五智佛”。其五佛名号按《菩提心论》以“东因"的次序排列，应该是：东方大圆镜智阿闪佛，南方平等性智宝生佛，西方妙观察智阿弥陀佛（即接引佛），北方成所作智不空成就佛，中央法界智毘卢遮那佛。五佛在佛学上表达着佛法无边的寓意。在此大雄宝殿之五佛排列上，明显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尊居中位列置的。依各佛手印考査，则中间三佛为“毘卢三尊”，则五方佛的排列，自北而南应该是东、南、中、北、西。

五佛南北两侧坛基上，侍立着二十天王彩塑，此乃佛法会时的参加者.其年代无文献可考。观其服饰、面相，应属明代作品。明初大殿改作大有仓后，原塑像遭到破坏。宣德以后，僧了然、资宝先后作五尊佛像，推测此二十天王像应是在这期间塑成的。天王像身高2.8米，身体前倾15。，以示尊侍佛陀，且浓化了宗教气氛。塑像神情不一，姿态各异，属明塑中的中上品。其排列顺序，各书所记不同。今依宋行霆《诸天传》列次如下：

殿内塑像与此基本一致，或即据此而塑。

大雄宝殿内四壁，绘满21幅巨型壁画。东壁一角有墨书题记，为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大同钟楼西街兴隆魁董画铺信心弟子画工董安”等工匠绘制。壁画高6.4米，总长136.8米，面积共计875.2平方米。画面共绘人物五千余，色彩艳丽，保存完好，规模之大在全国寺观壁画中颇为罕见。面积仅次于芮城永乐宫壁画。

东墙北侧绘佛本生故事。以连环画的形式用数十组画面，展示了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从出生到成道的传记。东墙南侧分别绘净土宗“西方十六观”，西方三圣及准提菩萨。北墙、南墙和西南角共壁画九铺，用以表现《华严经》的“七处九会"，即释迦牟尼成道之初的第三个七天，在七个地方分九次讲《华严经》的场面。西墙七铺，由北而南：第一铺绘《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分五十多组，以连环画的形式描绘了善财童子游历一百一十城，拜访五十三位老师，聆听如何修菩萨道，怎样成正等正觉，从而学到五十三种本领；第二铺为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第三铺为禅宗祖嗣图，第四铺为华严三圣,第五铺为禅宗祖嗣图；第六铺药师佛；第七铺南海观音、千手千眼十八面观音菩萨，为密教内容。

壁画始绘年代未详。从小部分泥皮剥落所露痕迹看，今存画底之下至少还有一层旧壁画，只因残露甚微，无从考证其年代。今所见者，为清末重绘。虽为民间画师所绘，且内容庞杂，但整个壁画构图得当，气势宏伟，结构严谨，颇具章法。壁画为重彩工笔画，用矿物质颜料，色彩艳丽，经久不变。许多题材甚为罕见。估计其粉本来源，可能有一部分明代以前绘在壁上的原画。

辽清宁八年（公元1062年）建寺之初，有“诸帝石像、铜像”，金世宗于大定六年（公元1166年）“如西京，幸寺观辽诸帝铜像，诏主僧谨视之”®。《元史•石天麟传》：“辽国主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则此像元代仍在。乾隆《大同府志》"像在北阁下，已失所在。”光绪《山西通志》所载较详：“华严寺……有南北阁、东西廊。北阁下铜、石像数尊，相传辽帝后像。凡石像五，男三女二；铜像六，男四女二。内一铜人，衮冕帝王之像，垂足而坐，余皆巾幘常服危坐。”这是有关这批铜像石像最晚的记录。《山西通志》刊于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则铜像、石像应该是此后至民国期间遗失的。

四

今“薄伽教藏殿”名，见该殿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匾“薄伽教藏”。考大定二年《金碑》已有此名：“睹其薄伽教藏，金壁严丽，焕乎如新。唯其教本错杂而不完……”文中“教本”显然指藏经，从“金壁严丽"的描述看，“薄伽教藏”应是指建筑。同碑“唯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洎守司徒大师影堂存焉"，则“经藏”指薄伽教藏殿无疑。可见，此殿的初名一直与贮存佛经有关。辽代圣宗、兴宗、道宗三朝一直致力于编修《契丹藏灣，“及辽重熙间（公元1032年一1055年）复加校证，通制为579帙气则有《太保太师入藏录》，具载之云。今此大华严寺，从昔以来亦有是教典矣”。杨又玄建薄伽教藏殿，用以专门保存《契丹藏》无疑。在《契丹藏》的编修过程中，各地纷纷建藏经殿，然保存至今者，独此薄伽教藏殿一处。其珍贵可见。

薄伽教藏殿皮藏的《契丹藏》至金代已大量流失，《金碑》称：“唯其教本错杂而不完，考其编目，遗失过半。遂潜运于悲心，庶重兴于藏教，若弃其遗本，愍家之旧物；拟补以新经，虑字之讹错。纳绎再三，皆不若择其同一者补而完之”。僧慈慧大师“遍历乎州城、郡邑、乡村、岩谷之间，验其厥目，从而采之。或成帙者，或成卷者。有叫赎者，有奉施者。朝寻暮阅，曾不惮其劳；日就月将，益渐盈其数。岁历三周，迄今方就。其卷轴式样，新旧不殊，字号诠题，先后如一”。可见金代重集的藏经，仍为《契丹藏》。金灭后，“藏教零落甚多，或写或补，并令周足”®。元初时这批藏经仍基本完好。然以后诸碑不再提及所藏藏经，亦无任何其他文献论及此事，则元以后藏经散失情况不明。

薄伽教藏殿现存明清经书共1713函，18203册。共分六部分，即：

（一）《大清重刻龙藏》720函，7200册。本藏依《千字文》排函次，今失色、厥、猷、勉四函，计40册。本藏为御制。“清雍正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奉旨钦定入藏华严会本悬谈”，“乾隆元年正月十一日起陆续交出”，“乾隆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旨照历朝年代次第一体编入字号”，“乾隆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工竣”，是则本藏自雍正十三年四月至乾隆三年十二月历时三年又八个月才刊印完毕，1952年由天镇县慈云寺移入。

（二）《万历诸藏经》无首尾，不知原有函数、册数，亦不明原藏名，以其刊印于万历，今姑名之。今存133函，1700册。本藏款式适度，刻印俱佳，而装祯极为精美。1952年由雁北某县移入。

（三）《江南报恩寺造藏》无首尾，原有函数、册数无考，今存638函，6328册。“江南布政司前王君宠经房造"，失原藏名，今依刊行处所为名。“清康熙十一年，海明于四月二十二日，四人大同起，到江南报恩寺造藏，水陆，十一月初一日回城，于十二月请众看藏一周，仍于十二年四月初八日闭关六载，阐阅大藏，添写补校正”。可知海明得此藏经，殊大不易。此藏运回大同后，即入下寺藏经柜，是下寺固有的一套藏经。本藏原有七百余函，惜1958年以前下寺为小学长期占用，1953年大同市文管会成立以前,学校长期撕取经书粘贴房屋顶棚与墙壁，所失全由于此。

（四） 《道藏》148函，1855册。原有函数、册数无考。也按《千字文》排函次。本藏刊刻年代不一，有明正统、嘉靖、万历年，拼凑而成，但皆明版无疑。本藏原藏四老沟玉龙洞，1952年移入。

（五） 《零本永乐藏经》仅存三册，牌记书“明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印行”。失原藏名，唯今存三册均题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字样。七彩细绫封皮，图案优美，字工而刻精，富有明代造经特色。

（六）明万历至清代各式杂经74函，1117册。其经种、板印、年代各不相同，是50年代本地文物部门从应县、广灵、阳高、左云、右玉、浑源各县收集，入藏下寺®。

附：华严寺碑幢详表

名称 时代 现存地

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 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 薄伽教藏殿内南侧

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铭并序 元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 薄伽教藏殿内北侧

释迦如来成道记 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 大雄宝殿内北侧

重修大华严禅寺感应碑记 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 大雄宝殿内南侧

上华严寺重修碑记 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 大雄宝殿内南侧

重修大华严寺增建禅堂记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 上寺大殿碑亭内

重修海会殿记 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 海会殿遗址西南角

重修下华严寺碑记 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 下寺大殿碑亭内

重修大华严寺碑记 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 上寺碑亭内

重修大同镇城碑记 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 上寺山门内

重修灼府上华麟造禅府己 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 上寺碑亭内

重修上寺碑记 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 （二块）上寺山门左右各一

重修下华严寺碑记 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 下寺碑亭内

上华严寺开光碑记 清光绪^一年（公元1885年） 上寺山门檐下

重修上华严寺碑记 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 上寺山门檐下

重修上华严寺碑记 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 上寺山门檐下

重修下华严寺碑记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 下寺大殿前北侧

重修上华严寺碑记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 上寺山门槍下

经幢 辽大康二年（公元1076年） 上寺大殿前

经幢 辽寿昌元年（公元1095年） 下寺大殿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