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这一波疫情,由凤凰网首席评论员唐驳虎挑战各路专家,声讨西安机场的新风系统设计存在设计问题,导致了交叉感染。
虽然这些讨论涉及空气动力学,科学知识门槛较高,但我们也都意识到,大量证据表明,新冠病毒通过空气传播,不管疫情持续多久,我们都要处理好人类与许多呼吸道病毒共享的严峻挑战。
19世纪霍乱爆发,卫生学家发现其细菌在水中传播,导致欧洲城市污水处理和水净化的发展。
那么,新冠病毒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社会?《爱尔兰时报》记者Naomi O’Leary从欧洲人的反思角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观察角度。
各国更重视“呼吸健康”立法
这可能意味着各国政府可能会从立法上重视呼吸道健康问题,建筑物必须达到某些空气质量标准。过去为了保暖节能而密闭的公共交通上,在公共建筑中拥有更好的过滤器,比如学校,对于高质量空气过滤器的需求增加了。
建筑物内陈旧、污染的空气会导致疲劳,降低浓度,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那些肺部已经因污染而虚弱的人更容易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以及其他健康挑战。
"暴露于颗粒物,一氧化二氮和硫排放 - 生活在这些环境中的人,更容易受到新冠病毒侵害,"在科学医学史学者海伦·拜纳姆(Helen Bynum)看来,"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向前发展,各国政府都要重视人口的整体健康。”
一些亚洲国家更好地应对了新冠疫情,避免了严厉的封锁,同时保持了比西方低得多的死亡人数,像中韩等亚洲国家,早些年就从SARS及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等呼吸道病毒爆发中学到深刻教训,包括病毒原可能通过建筑通风系统,在公寓楼之间传播。
这一次新冠疫情,最令人焦灼的案例,莫过于2020年2月初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传染事件,当时病毒被证实可能在机舱之间通过空气传播,即便乘客被禁闭在自己的房间依然可能传播。
这就是说,在感冒时戴口罩的现行社会规范,以及在冬季作为预防呼吸道疾病的措施,是有用的。将感染者与其他人群隔离,建立有利于流调和追踪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那么,西方国家未来是否也能保留这种防范和减缓办法?
到目前为止,一旦感染个案减少,许多欧盟国家就迅速拆除了禁闭,解除了口罩强制令等公共防疫措施。在整个欧洲,各国更愿意依靠公众意识和个人责任来抗击大流行,而不是结构性防疫应对措施。
欧盟集体举债是治理的大突破
当然,欧洲有一些治理变革已经在进行中。
世界卫生组织已开始起草一项"大疫情条约",旨在就如何更好地准备、预防和应对未来的大疫情达成一项全球协议。
在欧盟,欧盟委员会已要求成员国考虑在大疫情期间授予其特殊权力,这将使其能够重新上马制造能力,采购原材料和药品,并在紧急情况下直接与制造商进行谈判,确保在未来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药物。
疫情的紧迫性也打破了欧盟的一些禁忌。其27名成员同意实施一项五年内发行8000亿欧元的联合借款计划,以抵消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创造共同债务。过去是非常令人反感的,"长期担任欧盟高级官员、跨欧洲政策研究协会现任秘书长的吉·克洛斯(Jim Cloos)说,"如果你在2018年或2019年建议设立复苏基金或类似项目,人们会说:你是不是疯了?"
这些拨款项目获得通过,前提是欧盟各国政府必须承诺将其用于增加数字化和避免气候变化的项目。这项投资可用于建设汽车充电网络,这有助于鼓励欧盟在2025年之前提出燃油车时代的终结。
复苏基金是整合欧盟成员国公共财政的一步。如果它行之有效,并且与资金挂钩的改革计划是有效的,未来类似做法,也可能大行其道。
另一个先例是在疫苗合同的联合谈判中开创的,在经历了艰难的开端之后,欧盟国家认为这是成功的。在大流行之前,有人呼吁欧盟利用其规模和影响力与制药公司就药品价格进行谈判。
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欧盟联合谈判是阻止传统能源出口商利用价格向成员国施加政治压力的方法。
"据我所知,至少有欧盟三个成员国明确提到采购疫苗的先例,希望联合采购天然气,"克鲁斯说。"现在,这将是改变游戏规则的途径。
人们自由流动受限
相比之下,大疫情深刻地挑战了欧盟最宝贵的成就之一:自由流动。在引入数字疫情接种证书之前,旅行已经不再畅通无阻,边境限制层出不穷。一些国家表示,他们可能准备再次阻碍过境,原因还有另一个:移民管制。
从复苏援助计划,到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再到封锁和强制隔离,大疫情将干预主义国家重新引入欧盟。
欧洲人看得越来越清楚,疫情强化了国家对公众生活的干预能力,并且可能对其他领域的行动抱有期望。在一些人看来,这可能有助于气候变化所需的深刻社会变革。
但它也激起了反响。数以万计的人在欧洲各国首都多次走上街头,抗议新冠措施。
很多人抗拒接种疫苗,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担心什么被放进他们的身体里,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被告知该怎么做。而在未来选举中,右翼政党可能会就此大做文章,作为拉票的一种方式。
在整个欧洲,绝大多数可以接种疫苗的人已经接种了疫苗。规范是遵守卫生措施,而不是蔑视。 但大疫情无疑导致了政治两极分化。
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反应,导致工资停滞不前,而资产膨胀,特别是住房成本飙升,在大疫情期间加剧了严重不平等。结果是政治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激进主义,政治上更极端的政党的出现,人们也看到了更多的暴力抗议活动。
疫情影响未来十年的医疗系统
还有其他趋势,新冠疫情导致了剧变。
大流行之后,欧洲社会将比以前更加病态。大量人患有新冠后遗症,在各个年龄层的康复者都可能变得疲劳,呼吸困难,注意力难以集中,睡眠紊乱,发烧,焦虑和抑郁。
等待医疗的名单已经延长,而获得帮助的延迟意味着癌症和其他疾病在需要更多干预的时候被发现。预计未来十年,欧洲医疗保健系统都会大受影响。
疫情期间,离婚率上升,而婚姻被推迟。出生人数下降,而试管婴儿生育治疗停止,加速了欧洲社会的老龄化。
在疫情开始时,欧洲各类教堂的出席率急剧下降,尚未完全恢复,尤其年长、虔诚的长者,都被告诫远离人群。随着公众参与礼拜活动减少,社会影响力削弱,教会面临财政危机,要考虑出售其大量土地。
大城市竞争注重“以人为本”
大疫情巩固了在线购物,云端虚拟会议和嵌入式远程工作都不是新闻。这将对城市产生什么影响还有待观察。作家和医学史学家马克·霍尼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质疑这种影响,指出伦敦和纽约的租金依然在反弹。
"还记得每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每个人都想搬家,所有这些办公室都可以空着吗?事实并没有发生,"他说。"我们没有看到大城市的空心化。
然而,由于疫情而搬迁的约翰·伊根(John Egan)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在二战后时期,各大城市一直在争夺公司,以巩固自己的城市地位。因此,城市实际上围绕公司的所在地而规划和设计的,"他说,"城市以前从未真正争夺过居民。这将需要对城市自身设计的方式进行全面改革。我觉得这会对人们非常有益。但这也意味着,那些不在宜居榜单的城市,将非常迅速地衰退——想想像美国底特律这样的城市。”
改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将是吸引一个城市居民,提高吸引力的关键。经合组织(OECD)呼吁对税收法规进行改革,以适应跨境远程办公的现实,越来越多人居住在一个地方,但是任职的公司,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
史无前例的"大数据"的疫情
根据霍尼格斯鲍姆的说法,新的奥密克戎变体表明,新冠疫情正在形成类似于所谓的"俄罗斯流感" ,最早于1889年爆发,然而反复出现,直到1895年才平息。
这种持久的疫情,可能会催生一些卫生习惯,例如限制冬季室内聚会的规模,以及保留口罩。
但是,历史的教训可能是有限的,因为在很多方面,当前的大疫情是前所未有的。
国际航空旅行可以迅速传播新的感染种子和变异体,这一点已经得到反复证明。此外,大疫情持续两年,也清楚地表明了社交媒体在传播错误信息方面的危险潜力,刺激了信息传播改革的努力。
这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数据"的疫情。它提供了大量信息,包括疾病传播,影响和后果。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全面的大疫情记录。这海量数据,将需要数年的时间来处理,乐观地看,也许可能帮助人类对传染病有更科学的理解。
医学史学家拜纳姆认为,这些洞见是可以预期的。她说,欧洲社会可能会因大疫情而分裂,或者意识到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来应对共同的威胁。
参考文章: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world/europe/new-world-order-how-the-covid-19-pandemic-changed-europe-1.475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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