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抗战临阵脱逃藏身青楼，戴笠派特务去处决，蒋介石密授机宜

4月18日，有一位叫于北辰的台军退役少将，在台湾的一档电视节目中隔空向解放军喊话：“跟解放军一对一单挑，我不会输。”这番豪言壮语乍一听倒是让人感觉底气挺足，只是他想单挑的项目有些奇葩——马拉松。

于北辰在节目中还一脸得意地说：“我追你，轻松简单；你追我，追追看。”

好吧，你还真别说，在“被人追着跑”这件事上，还真没人能够和国军将领比，毕竟人家是祖传的，他们的前辈有着无数关于跑路的“光荣传统”。

其中最为有名的就要数素有“飞将军”之称的孙元良了。

孙元良

原国民党军十六兵团中将司令、代行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元良，在其替蒋介石效命的一生中，曾多次死里逃生，不知内情者还以为是他福大命大，但实际上大都是临阵脱逃。

考虑到篇幅问题，本号分两篇来写他的两次战场逃脱，第一次是中日南京之战时，孙丢下部队只身逃进青楼避难，最终混在难民中逃脱。第二次是淮海战役时，孙丢下徐州剿总副总指挥杜聿明和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只身率众突围，一路从青龙集逃到南京，再逃到台湾。

今天我们就先来看看孙元良的“青楼”之逃。

1937年12月12日，距南京仅65公里的镇江陷入日军之手，南京上下一片混乱。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南京守城总指挥唐生智（蒋介石11月24日委任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于当天下午在中山北路254号铁道部（首都卫戍司令长官部）召开军、师高级将领会议，布置弃守撤退有关事宜。

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类会议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扯皮，往往会开很久。但这次会议却开得出奇地快，仅仅半个小时，唐总司令就快刀斩乱麻，把撤退方案逐项布置下去了，然后就宣布散会。

七十二军中将军长孙元良受领了一个在他看来最糟糕的任务——和陆军教导总队一起掩护全军撤退。

会议一结束，众将领便一拥而出，各奔东西。孙元良阴沉着脸，步履踉跄，一步一晃地走下台阶，好似一个喝了过量烈酒的醉汉。

一个不小心，他的脚步踢在前面的陆军教导总队副长官钮先铭少将小腿上。钮先铭回头看了他一眼，用调侃的口吻说：“孙军长昨晚没睡吧？看走路都摇揺晃晃了。”

孙元良刚要开口回敬几句，送客的唐生智，站在门口亮开了嗓门：“孙军长！”

孙元良一个急转身，面向唐生智：“唐长官还有何吩咐？”

唐生智冲孙元良拱拱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掩护撤退的重任就托付于你了！”

孙元良一个立正：“司令长官请放心，卑职定当全力以赴！”

唐生智

唐生智点点头：“好，我在武汉等你，到时我会在委员长面前为你请功。”

孙元良脸上露出一丝苦笑：“那卑职走了。”说完跨步钻进轿车。

轿车一出司令部大门，孙元良便命令司机：“去五元巷。”

司机一愣。他在外面等候时，已从先出门的将领们的谈论里知道七十二军最后撤退。如果是这样，身为一军之长的孙元良应该即刻赶回中华门内糖坊廊七十二军司令部，怎么去城南五元巷呢？他怀疑自己听错了，转脸问道；“去五元巷？”

“对，五元巷。”孙元良说着，往座背上一靠，双目微闭，表示不再想开腔了。司机只好遵命，把汽车往五元巷方向开去。

两个月前，淞沪会战的场景对孙元良来说，犹如在昨。尽管自己麾下的八十八师浴血奋战，但仍不能阻挡日军犀利的攻势。最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所部退出上海，只留下八十八师二六五旅五二四团的谢晋元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以显示蒋介石那少得可怜的抗战决心。

今天的情形与当时的境况又是何其相似啊！还是我八十八师殿后（淞沪会战失利后，孙率八十八师西撤并加入保卫首都南京的战斗序列，并升任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国军一败再败，到底要退往何方呢？

孙元良在听到唐生智的命令后就在心中已经开始盘算：我才不那么傻，日军的攻势陈诚都挡不住，我七十二军和陆军教导总队掩护全军撤退，这不是明摆着让他当替死鬼吗？

可是，在会场他不敢有异议，唐生智是个有名的“湖南骡子”，脾气耿直，对于临阵抗令的军官，不论你是哪一级的，都敢动真格的，昨天还枪毙了一个拒绝增援镇江的少将副师长。

想来想去，当替死鬼他不愿意，抗命他又不敢，只有另想他法，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他相信活人不会被尿憋死！

往哪儿躲呢？孙元良腹中有底，他和秦淮河边的青楼“怡春院”鸨母相识，上次见面时听说她不准备逃难，可以考虑去她那里先藏一阵。

孙元良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浙江人，按照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他是绝对的嫡系亲信。他之所以敢在这个时候选择跑，也正是有着这样的底气。

寒冬的南京，刚下过一阵大雨，阴云密布天空，犹如即将到来的战端，压抑得让人难以喘气。瑟瑟的寒风，吹得沿街的枯树阵阵啸叫。

司机不时鸣响汽车喇叭，招呼大街上那些扶老携幼逃难的百姓让路。这样走走停停，用了比平时多出一倍的时间才驶抵五元巷。司机把汽车停在巷口，对闭目养神的孙元良轻声道：“军座，到了。”

1937年逃难的百姓

“哦，到了。”孙元良睁开眼睛侧脸往车窗外看看，坐直身子对司机说，“你先把车开回军部，我待会儿要去特务团，回来时让他们派车送，你不用来接我了。”说完，钻出了轿车。

看着轿车渐渐远去，孙元良拎着皮包，向小巷深处走去。其时，这里的居民大都逃难去了，十室九空。

孙元良看四下无人，闪身进入一栋空房，迅速脱下身上的军装，从皮包里取出一件黑色长袍和一条便裤穿上，然后匆匆出门，从小巷的另一头拐上大街，叫住一辆人力车，向着秦淮河边“怡春院”而去。

“怡春院”的鸨母姓徐，五十来岁，和孙元良是四川同乡（孙元良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四川成都），以前还共同为家乡捐过款。

这时青楼的不少妓女已经逃离，鸨母正在带着几个亲属和雇工在后院里掩埋金银财宝。见孙元良突然到来，吃了一惊：“呀！是孙军长，这个时候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孙元良看旁边有外人，忙摆手打断她的话头：“请借一步说话。”

鸨母把孙元良引进内室：“孙军长有话只管吩咐！”她边说边眨着眼睛，猜度孙元良的来意，会不会是让青楼收容伤兵，这倒是麻烦事。

孙元良关上房门，在桌前坐下，也不吭声，慢慢地打开皮包，取出两件东西：一个红绸包，一把手枪。绸包里是四根金条，幽幽地闪着亮光，鸨母一看，满腹狐疑：“孙军长这是？”

孙元良探身低声道：“日本鬼子兵临城下，南京城今明之间恐将陷落。本军长奉蒋委员长密令，潜伏于民间，组织抗日地下军，伺机歼击日寇。此事绝对机密，故便服潜来，想在贵院住一阵子。”

徐鸨母颇觉意外：“这……”

“这事你若应允，这四十两黄金便奉送；如若不便，为保守机密，你我同乡之情也……”孙元良把话打住，阴沉的目光从鸨母脸上移到乌黑闪光的手枪上。

鸨母毕竟是和三教九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角色，见多识广。很快就镇定下来了，思忖此事没有选择，只能依从，于是点头笑道：“既然将军看得起我，那我遵命就是。”

就这样，孙元良在“怡春院”住了下来。鸨母安排下人对外保密，否则将会招来杀头之祸。

第二天，七万日军杀进城内街巷，开始烧杀淫掠，南京成了人间地狱。仅三天时间，日军在人口密集、市面繁华的城南地区就杀人几万，两万余间房屋及店铺化为废墟。

“怡春院”因鸨母徐氏干亲家与通敌汉奸头目高卓宣很熟，得以领到一块标有“良民”二字的白布招牌挂于门前，才免遭日军搜劫烧杀。

尽管如此，“怡春院”也前后三次险遭日军搜劫，鸨母和下人更是吓得半死。

据孙元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撰写的抗战回忆录《百万光年中的一瞬间》记载：“藏身的青楼实在是惊险万分，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最危险的一次是在南京沦陷后大约一周后，日军第九师团一个小队牵着狼狗来到怡春院外，日军中尉踢开门，进入院内，日军个个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杀气腾腾。中尉称有良民检举此处窝藏有国民党军指挥官，必须进行搜查。鸨母家人都吓得哭，鸨母还挺有胆识，取出市维持会会长陶锡三刚为她家开具的一张‘房主亲日’证明，日军中尉将信将疑。这当儿，又赶来个日军翻译，附在中尉耳朵轻轻说几句，中尉脸色顿时和缓了多了，军刀收回刀鞘，在收下鸨母奉上的两根金条、几件金银首饰后喝令部下全部离开……”

孙元良这边躲在青楼整日提心吊胆，胆战心惊，武汉那边对于他的逃跑行为也在准备找他算账。

南京沦陷后，蒋介石于12月20日在武昌珞珈山召集汪精卫、冯玉祥、孔祥熙、于右任、陈公博、褚民谊、白崇禧、唐生智、何应钦、周佛海、王宠惠、陈布雷、钱大钧等60余位党国要人开会。会议议程有三项：一、由唐生智报告南京失守情况；二、陈布雷报告南京失陷后，日军大屠杀情况；三、讨论今后对日方略。

唐生智把扼守南京及撤退过程详细叙述了一遍。话音刚停，坐在蒋介石左侧的副委员长冯玉祥的粗嗓门响开了：“孟潇兄（唐生智字孟潇），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请问，12日下午开过会后，七十二军军长孙元良到哪里去了？”

冯玉祥

唐生智心里想，这一炮轰不到我头上，好办，反正孙元良不是我的人，而是老蒋的嫡系，我如实回答就是。

他用恭敬的目光看着冯玉祥：“这个情况我不清楚。撤退会议之后，我率部离开南京。后来七十二军军部反映，孙元良在当日的会议之后并未回中华门军部，而是失踪了，具体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蒋介石一听，立刻拉长了脸，用手指敲着桌子说：“什么！孙元良失踪了？此事要查清楚，是不是被日本人抓去了？”

冯玉祥冷笑道：“不必查了，我这里有情况……”他掏出一张纸扬了一下继续说，“孙元良在12日下午的撤退会议之后，没回军部。他让司机把车开到五元巷，换上便衣，去了秦淮河边一个叫‘怡春院’的青楼藏了起来。”

与会人员大觉意外，先是片刻沉默，接着窃窃私语，脸上露出激愤的神情。蒋介石一愣之后，用手肘碰碰冯玉祥：“大哥，情报可靠吗？”

冯玉祥神色凛然，大声道：“委员长，焕章愿以头颅担保！” （冯玉祥字焕章）

蒋介石倒抽一口凉气，转动眼珠，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

一直没开腔的汪精卫这时说话了：“孙元良身为党国高级将领，受命率部杀敌，理应恭遵总司令长官孟潇兄的命令，掩护全军撤退，殊不料竟弃部临阵脱逃，藏匿青楼，此为军人之耻，应予严惩，以肃军纪！”

汪精卫这话一说，他的几个亲信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几个平时和孙元良关系不睦的人也趁机附和，一齐要求处决孙元良。

蒋介石耐心地听完众人的发言，呼呼喘着粗气：“唵，这个……不杀孙元良，不足以正军纪。”

此言一出，几个党国要人马上响应，“拥护委员长决定！”

于右任也郑重说：“我支持中正兄的意见。”

在处决孙元良的方式上，此时的蒋介石已势成骑虎，但从内心来讲，他是不想杀了这个“嫡系”的，想了又想，就把目光投向军政部长何应钦。何应钦说：“此事宜速处，可是现在南京现在已经失陷，军政部不便行动。看来，只好用秘密手段执行，是不是让军统局去办？”

蒋介石见众人均一边倒地要求处决孙元良，他也只能先点头认可。当天晚上，蒋介石召见戴笠，下达了秘密处决孙元良的指令。当然在下达完命令后，他又特意交代了几句，戴笠自然心领神会。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戴笠经过一番缜密考虑，选中了一个人，此人名叫顾庸念，时年28岁，出生于日本，15岁才回中国。他精通日语，熟悉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又在军统前身复兴社举办的特工训练班受过专门训练，有丰富的特工活动实践，又非常可靠。

1938年1月5日下午，从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抵达南京车站，从头等车厢走下一群穿着阔绰的旅客中，混杂着一名军统特工，他就是顾庸念。

顾庸念接受任务后，先是坐火车沿京广线南下抵广州，转乘轮船去香港，又从香港到上海，再从上海赴南京，为了避人耳目，他绕了一个大圈子。

南京失陷后，日寇在城内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幸存的市民吓得不敢出门。直到1938年元旦后，市面才逐渐恢复。顾庸念到南京时，正是日本占领军强令老百姓照常“安居乐业”的时候。

秦淮河边自古都是个热闹地段，各种店铺一家连一家，家家门口挂着太阳旗，顾庸念来到“怡春院”斜对门的四峰茶馆，在楼上临窗的地位占了一席座位，要了一壶茅山青峰，两碟茶食，慢慢地喝着，一双眼睛紧盯着青楼大门。

顾庸念估计孙元良在“怡春院”里藏了近一个月，一定非常烦闷，现在日军停止屠杀，恢复市面，他可能出来透透风，四处走走，这样就可以掌握到他的行踪。

但是，顾庸念在茶馆整整监守了三天，把一壶又一壶茅山青峰喝成了白开水，眼睛都望酸了，也没见到孙元良的影子。

秦淮河畔

总这样耗着不是办法，于是第四天顾庸念改变了方式，大揺大摆地走进“怡春院”。青楼佣人见来人身穿高级毛料西装，外罩麦尔登呢大衣，胸前挂金怀表，手上戴着大号的钻戒，知道是个有钱的主儿，连忙迎进门去。

顾庸念从怀里掏出一沓子钞票往桌上一掷，嘴里叽里哇啦吐出一串流利的日语，那个佣人吃了一惊，慌忙去报告鸨母。听说来了个东洋主顾，鸨母一听暗暗高兴，心里说只要有日本嫖客上门，“怡春院”门上就算贴上了平安符，日后笃定接客，不会有人来捣乱。于是赶忙出来，满脸堆笑，招呼几个姑娘递烟奉茶上点心。

顾庸念知道鸨母不懂日语，用拉腔夹生的中国北方话问道：“你们这里，花姑娘的有？”

鸨母喜笑颜开：“有的，有的！”

顾庸念指指桌上的钞票，“我的，住两天的！”

鸨母膝盖打弯：“多谢东洋先生光顾。”连忙吩咐佣人，请出她的养女海棠姑娘伴客。

顾庸念年轻英俊，肯花钱，又是日本人，三天下来，海棠对他是服服帖帖，自然无话不说。顾庸念很快搞清了孙元良所住房间的位置和起居习惯等，默记在心。第四天早上，他又扔下一沓钞票，走了。

这天晚上，顾庸念内穿黑色紧身衣裤，外罩佩少尉军衔的日本军官制服，来到秦淮河边溜达，日本夜间巡逻队不时在街上走过。遇有盘问，顾庸念都能用日语从容应对。

捱至午夜时分，顾庸念溜到“怡春院”后面一所小学校里，脱下军服，听听四下无动静，便攀墙潜入“怡春院”，径往后院孙元良卧室。那是一间青砖平房，木门木窗，窗框上装有铁栅，门上装着当时被称为“洋锁”的司必灵锁。

顾庸念在窗下听了一会儿，室内静寂无声，料想孙元良已经睡熟，遂用万能钥匙打开门锁，推门而入，轻手轻脚挪到床前，正待张口轻唤“孙军长……”借着微弱的月光他突然发现床上空无一人，棉被，枕头叠放得整整齐齐。

顾庸念心中暗忖：莫非孙元良觉察到什么，转移住所了，他有点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动手”。他决定检查一下室内物件，以便断定孙元良是否已经离开。于是从身上掏出袖珍手电筒，用手掌挡住光线往桌上照。

不料，手电光刚亮，外面院子里突然响起一个粗嗓门“抓贼！”顾庸念见事已败露，容不得半点犹疑，拔腿就走。刚出房门，那佣人迎面扑来，手持木棍，劈头砸下：“着打！”顾庸念眼疾手快，一闪一跳，让过棍子，挥拳击倒佣人，越墙而遁。待到其他人闻讯赶来，问明缘由，鸨母进屋查点物品，并无遗失，这才松了一口气。

孙元良上哪儿去了呢？原来他见日军让恢复市面了，想出去探听一下情况看看能否混出城去。他想去武汉，编套谎言向老蒋交差，仍当他的军长。

在夫子庙，他碰到一个部下，原是个营长，本城人，没来得及撤走，混在家里躲过了屠杀，这几天摆了个地摊卖药材。两人一见，恍如隔世，老部下一定邀请孙元良去家里小酌。孙元良憋闷了一个月，正求之不得，便欣然应允。

两人边喝边聊，感慨万千，不觉已多喝了几杯，部下怕他夜晚回去路上不安全，就留他在家住宿。还让老婆去“怡春院”对鸨母关照一声，免得鸨母着急，夜晚找人。

次日，孙元良回到青楼，鸨母把昨晚的事向他说了一遍。孙元良想了很久，断定昨晚来人不是小偷，否则房内物品为何一件不少！他疑惑是日本人听到风声，派特务来探虚实的。

于是当机立断，让鸨母另外给他安排住处。鸨母点头答应，当天下午即去一个亲戚家联系，傍晩时分领孙元良住了过去。

再说顾庸念在青楼扑空，回至下榻的旅店之后，一宿未眠，头脑里分析着孙元良离开青楼的原因，他当然很难想到孙元良是遇此变故未归。

戴老板这次交代的任务确实比较为难，如果是单纯杀人那就简单多了。时间不等人，既然已经打草惊蛇，就得当机立断。他决定次日再去青楼，不找别人，就找那个老鸨母。

这天一大早，顾庸念仍是日本商人打扮，来到“怡春院”，直入鸨母房里，鸨母见东洋先生走了又回来，正准备殷勤迎接，不料顾庸念顺手关上房门，抢前一步，左肘夹住鸨母的脖颈，右手掣出匕首：“不许嚷！”

鸨母早已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哆嗦着厚嘴唇：“先生饶命！先生饶命！”

顾庸念低声喝道：“听着，老鸨婆，我是来找孙元良的，他现在在哪里？”

鸨母一听东洋先生忽然吐出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顿时明白对方是假冒的日本人，胆子稍微大了一点：“我憋得难受，你放开我，我告诉你。”

顾庸念松开手肘，喝道：“快说！”

鸨母瞥见那寒光闪闪的匕首，不敢隐瞒，一五一十把孙元良的去向说了出来。

“确切地点！”

“丹凤街都司巷。”

“几号？”

“152号，凤和染坊。"

顾庸念收起匕首，从怀里掏出手枪，上下掂着，低声喝道：“带路！你听明白，我是武汉来的，奉政府之命来找孙元良，你如若半点耍滑头，我就先崩了你！”

鸨母连连点头。

鸨母和顾庸念走出“怡春院”，叫来一辆三轮车，直奔丹凤街都司巷凤和染坊。

这家染坊是鸨母的妹妹家所开，房子是租住别人的，一个大院共三排房子，分前后两个小院，临街是门面，中间是印染作坊和厨房，后排供人居住。

孙元良被安排在后排偏屋，相当僻静。下午无事，他便和衣斜躺在床上看《水浒传》。听见窗外有脚步声直奔他的房间而来，他问了声：“谁？”迅速撑起身子。

鸨母回一声：“是我……”顾庸念不等她往下说完，一把拨开她，一脚踢开房门，手枪直指依然坐在床上，未及站立的孙元良：“孙军长，我奉委员长之命送你上西天！”

“啊！”孙元良目瞪口呆，手足无措。

顾庸念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咔”的一声，枪未响，原来是颗“臭弹”。这时孙元良回过神来，他迅速从枕下抽出自己的手枪，对准刺客：“别动，把枪扔掉，举起手来！”

顾庸念扔掉枪，举起双手，嘴上嘟囔道：“孙元良，你准备打死我，投靠日本人？”

孙元良喝道：“你是什么人？”

“军统特工。”

“奉谁命令来的？”

“奉蒋委员长的命令！”

“罪名？”

“临阵逃跑！”

孙元良说：“临阵逃跑不假，但罪不该诛。这样吧，我也不难为你，你回武汉告诉戴雨农转报委员长，我孙元良不投降日本人，我要回来的！”

顾庸念垂首叹气：“唉，我失职啦！”

孙元良冷语道：“你去吧！”

戴笠这个老特务，杀人有一套，留人自然也是有一套，这颗子弹“瞎火”的真是时候。冯玉祥手中的那份情报如此详细，蒋介石和戴笠都感觉“处决”孙元良的戏必须做“真”，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才能保孙元良一条命。

其实，顾庸念第一次深夜到孙元良住处就是想趁没有外人，和孙商议一起演一出苦肉计，但是碰巧孙不在。这次有人在场，他只好利用事先准备的“臭弹”来演一出戏。他知道孙元良只要想去武汉，继续做他的军长，就不会断自己后路朝他真开枪。

戴笠这出“假戏”可谓天衣无缝，但此时孙元良自然不知，还以为是自己命大。

1938年2月，日军开始允许难民离开南京城。孙元良得到消息后，找到夫子庙摆地摊的那个部下，两人密议了一阵，不久即化装离开南京，辗转到了武汉。

孙元良黄埔一期的同学如杜聿明、李光洲、黄杰、胡宗南等其时都已是手握重兵的将官。他到武汉之后，先不去见蒋介石，而是找到杜聿明等人，央求他们去向蒋介石求情。

几天后，杜聿明、黄杰、李光洲等七八个将领一同去见蒋介石，先谈了一番各人的情况，渐渐把话题转到孙元良身上，蒋介石恼火地说：“孙元良该杀！只是军统局无能派了个脓包去执行。以后有机会，一定还要杀掉！”

李光洲说：“校长，孙元良临阵逃跑，性质的确十分严重，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孙元良在南京陷落后能洁身自好，不投降日寇，说明他还是记着校长对他的教导的。”

蒋介石沉吟不语，翻着眼皮看看李光洲，又看看其他将领，他继续试探大家的态度：“唵，这个孙元良是不是已经到武汉了？”杜聿明说：“校长说得对，他的确已来武汉，只是自感罪重，不敢来见校长。”

孙元良

蒋介石拍着桌子大骂孙元良，临末说：“你们叫孙元良来见我！”

黄杰恳告道：“我们一定通知孙元良来向校长请罪，万望校长能饶恕他一回！”

蒋介石骂了一声“娘希匹”便沉默不语。众将官熟悉蒋介石秉性，知道这是默许的表示，于是一齐告退，向孙元良报喜去了。

这日上午，孙元良来见蒋介石，他一进门就跪在地上，哭丧着脸说：“报告校长，学生犯了大罪，实在是辜负了校长以往的苦心栽培，给校长丢了面子，罪该枪决，今天来向校长请罪，如果校长让我死，我决无二言，即刻就死；如果校长能宽恕我这一回，今后学生一定视校长为再生父母，不避万难，为校长效命！”

蒋介石假装大动肝火，把孙元良骂得狗血淋头，边骂边用脚踢孙元良的屁股。孙元良屁股被踢，但心中暗喜。果然，蒋介石又发了一通火之后，让孙元良起来，命令他三天之内写一份悔过书，交给侍从室。孙元良死里逃生，喜不自胜，千恩万谢而去。

两天后，孙元良交来悔过书。蒋介石让侍从室印了几十份，分送冯玉祥、汪精卫等人，并宣布处理决定：撤去孙元良七十二军军长职务，派往八十三军，协助军长邓龙之戴罪立功。

蒋介石如此用人、“容人”之道，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下篇文章我将详细交待孙元良在淮海战役中是如何逃跑的，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