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荐书丨《自主创新丛书》第二辑导读

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国仍有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直接影响到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此，我国亟需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无不重视发展理论对发展政策的指导作用；毋庸讳言，当今的创新理论首先是以发达国家的创新实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我国的创新理论发展相对滞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为我国创新发展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机遇，这也是时代赋予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构建中国的创新发展理论，既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又要借鉴世界范围内已有的思想，这是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式。

因此，学习和研究创新领域的经典理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引入一些创新领域的经典著作，但是因为不同出版社的零散出版，而且时间久远，很多经典书目早已脱销，使得今天的年轻学者无缘一睹这些著作的精彩内容。很多学者只能人云亦云地间接引用，不仅无法吸收前辈学者的思想精髓，造成对理论和概念的理解偏差，也不利于培养“读经典、看原著”的严谨学风。

“自主创新丛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丛书第一辑出版以来，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为进一步对中国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与政策启示，此次出版的丛书第二辑包括创新领域的四本经典著作：《产业创新经济学》《经济增长的源泉》《创新的源泉》《赢在创新：日本计算机与通信业成长之路》。

这四本著作均为产业和国家层面的创新研究，都非常重视理论建构，并与当时的创新发展实践紧密结合。这些著作的英文原版出版或修订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对一些重要问题仍缺乏清晰认识，包括创新发生发展的机制、创新的主体构成、创新依赖的制度体系、基础科研与创新的关系，以及创新对企业和市场竞争的影响等等。这些著作正是因为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从而成为创新研究的里程碑。虽然距离初次出版已经过去了大约30年时间，世界科技经济、国际格局已经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但是这些经典著作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检验，反而闪耀出更加耀眼的思想光芒。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再次出版这些经典著作的中文版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启示。从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范式，到目前的“数字转型” “智能时代”，虽然新技术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仅凭这些现象不能成为忽视经典的理由。各种现象背后所蕴含的创新规律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如不同知识的性质、创新的不同来源、产业之间创新的差异性、后发国家追赶的经验和教训、政府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等，并不会因为“革命”而割断同以前的联系。对于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中国而言，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依然需要关注这些经典著作所讨论的问题。因此，本丛书编委会经过精心选择，在第二辑推出这四本经典著作以飨读者。

01

《产业创新经济学》

克里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1921—2010）是全球科技创新政策研究重镇——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SPRU）的创始人，也是现代创新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与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等学者继承熊彼特的思想，开创了新熊彼特学派。在熊彼特的思想沉寂了几十年之后，他们一起恢复了熊彼特的研究传统，并将创新研究推向新的阶段，成为新时期创新研究的开创者。弗里曼在创新测度、技术长波、国家创新系统、科技创新政策等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

在弗里曼看来，经济学家最不能忽视的就是创新，因为创新是经济进步的基本条件，也是企业和国家塑造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技术和创新并不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具动态性，很难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描述。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创新不过是一个“残差”和“黑箱”。为了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弗里曼毕生在寻找一种改进经济学的方法，他的目标是打开黑箱，审视技术创新过程。弗里曼提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方案——“演化理论”的雏形，大力倡导历史研究方法，而且始终把技术和制度变革置于研究的中心。他强调在研究创新时采取演化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创新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更是由于变革引发质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国家经历了一轮高速增长，但是无法用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来解释，学者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被主流理论长期忽视的技术因素。正是在此背景下，《产业创新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曾译为《工业创新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成为现代创新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本学科领域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

本书自1974年首次出版以来，广受创新领域的专家学者好评，并被很多大学选做教材。虽然世界科技、经济环境快速变化，但是本书的基础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不仅因为本书的理论具有奠基性，而且作者也根据时代变化，不断修改和增加新的内容。1997年的第三版增加了国家创新系统、技术和经济增长、创新和国际贸易、后发国家的追赶等（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对一些章节重新改写，反映了弗里曼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产业创新经济学》对科学、技术、创新、企业、产业、国家、全球、增长、发展、社会、环境、政策等众多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内容既是对熊彼特广义创新的回归，也是对熊彼特的超越。

在本书中，弗里曼对技术变革的分析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对历次经济长波中的重大技术变化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这些内容占据了全书近一半的内容，这同熊彼特把历史带回经济学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弗里曼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他认为技术创新与组织制度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对经济长波中的组织制度、创新体系和政策变革也做了深入研究，指出研发的专业化是20世纪产业创新中最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强调创新体系的特征对一国技术创新的绩效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政府对科技创新活动的资助不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而且与国家的竞争力密切相关。

《产业创新经济学》的出版，标志着弗里曼开创了一整套研究技术创新的新传统。弗里曼的观点不仅为SPRU的研究人员所采用，更为世界各地的其他学者学习和扩散，极大地推动了创新研究的发展。我国学者深受弗里曼学术思想的影响，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的创新研究是从阅读这本书开始的。本书出版之际，正值弗里曼教授百年诞辰，我们以此表达中国学者和学界对弗里曼的敬意。

02

《经济增长的源泉》

对于所有真正有志于成为一名熊彼特主义（Schumpeterian）的研究者来说，理查德·纳尔逊的作品都是他们应当要翻越的高山。而《经济增长的源泉》（The Sourcesof Economic Growth）作为纳尔逊整个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本论文集，更应当在其必读书目之列。

理查德·纳尔逊是新熊彼特主义传统的开创者之一，更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者。作为当代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尤其鉴于他与温特（Sidney G. Winter）1982年合著《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一书的卓越贡献］，他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还兼任政治学、国际关系、商学、法学和心理学等多个院系的教授。此外，他的贡献不仅仅止于学术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纳尔逊就深入参与了美国乃至国际社会关于科技政策、发展政策和创新政策的讨论。对政策实践的深度参与又令他对创新活动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反过来又体现在他推动国家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等研究范式的创立与发展的贡献中。

《经济增长的源泉》一书收集了纳尔逊自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10篇重要的期刊文章，围绕四个主题展开论述：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和学术分析范式，熊彼特式创新竞争的基本机制，科学与创新、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视野下美国及其他各国技术竞争优势的演变。这十篇文章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本书可以为广泛的读者，包括从刚入门的学子到专业的学者，提供充足的养分。

如果我们以本书作为参照系，那么当今大量自认为研究创新、研发活动和技术进步的学者其实并不是熊彼特主义者。他们往往根据已知或给定的资源结构来分析创新，事实上正是纳尔逊在本书所批评的“新古典主义创新经济学者”，其行为实质是将创新和创新竞争纳入均衡分析；“创新”被理解为新古典主义中类似价格或产出的边际意义上的概念。

而正如纳尔逊在此书中反复展现的，真正的熊彼特主义分析的核心，在于从企业到产业、国家等各层面主体所采取的主动行动，而这些行动持续改变了原有的竞争条件、塑造着新的市场和产业环境。这些主动行动在各章中体现为精英科研团队的意志、企业的战略行动、产业和国家的制度构建。而因为不同的企业、产业和国家在战略意志、政治决断、社会文化上的差异及路径依赖，不同主体的能力构建自然就在各个层面上体现出多样性，而这又为持续的演化、竞争和技术创新提供了条件。

简言之，纳尔逊强调我们不应把企业和产业简化为一个生产函数，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经济增长真正的动力源泉；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把技术和知识的生产简化为一个“研发函数”，否则我们就无法领会创新竞争的真正内涵，也无法解释创新竞争所带来的多样化结果；同样，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制度创建和转变的过程，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政策本身的逻辑，无法有效掌握它们实际运作的机制。

当然，我们对“新古典主义创新经济学者”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们强调狭义的熊彼特学说。创新研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虽然熊彼特被当代创新经济学者（包括不自觉的“新古典主义创新经济学者们”）奉为创新研究的鼻祖，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很少直接对创新活动进行具体描述。熊彼特直接论述的是生产和组织技术的变迁对经济社会深刻的重塑和推动作用，即创造性毁灭。作为新熊彼特主义的奠基人，纳尔逊更深入且具体地分析了技术和创新过程、企业和组织过程、制度和社会过程。两人在分析描述的对象以及论述风格上有着巨大的差异，但纳尔逊所有作品中的分析与论述，都反复且持久地回应着熊彼特关于创造与破坏、竞争与协同、分化和追赶的主题。正是这些主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前进的认识，而不仅仅是对静态系统边际竞争与变化的理解。

这为理查德·纳尔逊的作品（尤其是本书）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力。距离本书首次出版至今已近30年，而熊彼特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经济发展理论》也已经分别出版将近80年、110年了，对这些主题背后基本逻辑的追溯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这些基本逻辑依然是我们理解创新竞争，理解经济体制演进，以及理解国际经贸关系和时代变革的重要线索。这些问题是如此基本且重大，使得任何当代人企图以“新”和“旧”来评论这些作品都是渺小且不自量的。事实上，产生这些错觉的学者都应当再次（或首次）仔细阅读本书；这个群体人数庞大，更提升和强化了此书再版的意义。

03

《创新的源泉》

埃里克·冯·希普尔（Eric von Hippel）在1988年的著作《创新的源泉》（The Sources of Innovation），是一本在创新研究的学术史上的重要作品。冯·希普尔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分布式创新（distributedinnovation），并发展了一系列在创新研究，尤其是商学类型的创新中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和名词。《创新的源泉》（注：本书英文标题中“源泉”一词为复数）这本书，以及冯·希普尔一直通过多部作品反复强调的“分布式创新”观点，即创新在本质上是在具有职能关系的参与者之间分布的，对于当时人们对创新过程和创新系统的认识与理解，以及“国家创新体系”范式的形成，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创新的源泉》一书的价值应当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看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创新的学者对创新的基本动力到底是“科技推动”还是“需求拉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争论。到80年代上半期，创新研究的主要学者，如内森·罗森伯格，乔瓦尼·多西（GiovanniDosi）和金·克拉克（Kim Clark）等人已经各自形成了各有特点、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解释。而在回答前述问题时，这些探索则直接将在复杂且动态的技术和信息背景下的“生产者—用户”关系推到了创新研究的前台。

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学者如本特雅克·伦德瓦尔（Bengt-Ake Lundvall）等意识到创新本质上是构造在广泛的“生产者—用户”互动的机制上的。这种互动机制传递的信号远不止是价格和数量，而是与需求、问题和期望等相关的复杂技术性信息。冯·希普尔这本《创新的源泉》同样将视角瞄准了具有职能关系的产业参与者之间互动机制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他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大量创新事实上是由领先用户率先做出的：在多个产业中，生产者从用户处获取了关键的技术信息甚至产品原型，随后再将它们产业化。同样在其他产业中，创新有可能首先是由供应商首先做出的，或者来自竞争对手。而决定了这些不同参与者对创新的参与的，则是它们对创新优势和创新租金的追逐与分享，即熊彼特所强调的“创造性毁灭”。这些发现都对人们此前认为创新主要由制造商完成的观点形成了冲击。

埃里克·冯·希普尔的学说，后来被人们总结为“用户创新”“民主化创新” “自由创新”等诸多概念名词。但这本1988年著作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作品一起，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基础。因为既然创新并不仅仅是由生产商独立完成，而是分布于不同的参与者之中，那么在不同的经济体中这些参与者的互动机制是怎么样的，制度在形塑或限制这些互动机制中起到怎么样的作用，就成为影响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

由此，对国家制度和政策手段的研究，就成为人们开展创新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人们用以辨析不同经济体长期发展绩效差异的重要工具。同时，既然创新是由一系列相关参与者共同完成的，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策工具的根本目标就不应是直接作用于个别参与者，而应当是帮助不同的成员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孵育出有利于创新活动的互动机制来。这样的启示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在建设“内循环”过程中的中国创新政策，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04

《赢在创新：日本计算机与通信业成长之路》

《赢在创新：日本计算机与通信业成长之路》（Japan’s Computer andCommunications Industry）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创新学者、爱丁堡大学教授马丁·弗朗斯曼（Martin Fransman）。弗朗斯曼长期研究ICT产业的创新，并因《新型信息通讯技术生态系统：对欧洲的启示》（The New ICT Ecosystem: Implications for Europe，2007）一书获得2008年国际熊彼特学会颁发的熊彼特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相关产业迅速崛起，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十大半导体制造商有六家是日本企业。因此，日本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很多学者的目光，其中也包括马丁·弗朗斯曼。但是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弗朗斯曼为了更深入地探究日本企业和产业的演化过程，对日本企业的发展演变历史采取了实体、实景和实时的研究，因此具有重大的里程碑式意义。更加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地方在于，弗朗斯曼为撰写此书进行了长期准备，访谈的人员超过600人次，前后历时八年之久！由于掌握了大量详实资料，有充分的论据支撑观点，所以本书能在“日本威胁论”和“日本崩溃论”两种观点之间给出自己的独立判断。

本书是第一本对日本信息通讯产业的演化历史进行全面分析的著作，系统研究了日本信息通讯技术、组织形式、产业、政府政策和制度的演变过程。本书既有电信交换机、计算机和软件等产业的演化，也有一些代表性公司的创新发展案例，还有和西方同行企业以及日本其他产业的横向对比，可谓是全景式覆盖研究。

作者介绍了日本主要IT公司演化的历程和企业演化理论，观察了日本通产省在信息通讯技术发展中的角色变化。因此，弗朗斯曼的研究比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更进了一步。在主流经济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本书“让那些致力于依赖历史证据寻找技术经济路径的制度经济学家和创新经济学家们欢欣鼓舞”。尽管本书是研究现代技术的演变，但是弗朗斯曼在本书中也回应了亚当·斯密、马歇尔和熊彼特等前辈的理论关切，不仅体现了一位学者的严谨态度，也为我们勾画了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规律。

当前，信息通讯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本书对中国相关技术和产业发展极具启示意义。弗朗斯曼认为，产业的发展动力不只是技术创新，而是技术、组织、产业和政府等多个要素的协同演化。日本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动力除了技术创新外，“受控竞争”这种组织形态对于产业发展也起到关键作用，这与美国垂直整合的组织形态不同。

日本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历程说明，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最优解。在研究政府在后发国家追赶中的作用时，我们通常会以日本通产省为例。不可否认，通产省在日本二战后初期的追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弗朗斯曼发现日本信息技术产业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又有根本性的不足，特别是某些优势只是潜在优势，不一定能转化为国际竞争力。

因此本书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通讯产业发展过程中，通产省的一些做法也有失败之处，例如因为误判了世界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前景和行业变化，导致日本在技术路线上误入歧途，从此失去挑战美国的机会和能力。因此，本书对于中国如何处理创新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也具有重要启示。

眭纪刚，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封凯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编辑邮箱：sciencepi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