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速度加快，央企总部离京后，会不会出现大量“驻京办”？
12月以来，有中国船舶集团总部迁往上海，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和中国华能集团在雄安新区的新总部大楼正在选址，中国稀土集团在江西赣州挂牌成立。更早的9月，三峡集团将总部搬迁至武汉，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在上海注册成立。
这也意味着，央企总部疏解出京已经进入快车道，未来两年多数央企总部都将按照要求疏解出北京，进入其他城市。按照业内人士的预测，央企总部迁移出北京后，很多都有可能迁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以及雄安。央企总部迁移到雄安，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也是战略需要。但是，如果迁移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央企太多，特别是上海和深圳两大城市，使其成为另一个北京，聚集太多央企总部，显然是不合适的，是没有达到央企总部迁移的全部目的的。
央企总部迁移出北京，除了解决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问题之外，也要更好地发挥央企在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地区产业整体提升、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不是迁移出北京就算任务全面完成。如果能够在中西部落户更多一点、在经济薄弱地区多落户一点、在三、四线城市也落户一点，对央企作用的整体发挥会更大。
不仅如此，央企疏解出北京之后，会不会出现外迁而内不迁、表面迁而实质没迁的现象，譬如利用原央企大楼留下一个所谓的二级单位，仍然行使着央企总部的权力，央企领导大多留在二级单位的时间也比新总部的时间还多。或者不在二级单位办公，而设立一个类似于过去地方政府在北京的办事处一样，也在北京建立规模很大的办事处，从事着原来央企总部的工作，央企领导则留在“驻京办”办公，等等。如果这样，就会扭曲央企总部迁移北京的初衷，反而会出现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在央企总部刚刚启动迁移的情况下，就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早了一点，也对央企太不信任了。说实在的，这样想，确实觉得有点低估了央企的觉悟，低估了央企迁移的决心。只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在今天的央企总部迁移过程中，如果及时地提醒一下央企，不要犯过去地方政府“驻京办”的错误，也是可以的。因为，按照一般想象，央企设立“驻京办”，毫无疑问比地方政府更有理由、更有需要。
但是，如果不把预防针打在前，不早点对央企总部迁移后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问题提个醒，定个规矩，谁也无法保证不会出现地方政府式的“驻京办”，从而让央企总部迁移出北京后的目的没有真正达到，非首都功能没有完全疏解。毕竟，央企总部的绝大多数人员都已经在北京安了家，都已经习惯于在首都工作，让他们离开首都去其他地方，心理上本身就有抵触情绪，如果设立“驻京办”，恐怕很多人都会要求留在“驻京办”工作，“驻京办”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人人想争的“福利”。一旦留下的人员过多，“驻京办”变成央企的“第二总部”，不仅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形成了许多新的浪费，甚至腐败问题。
央企总部迁移，必须是实实在在的迁移，必须是完完全全的迁移，必须是真正的整体迁移。即便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也必须是纯业务的办事处，而不是地方政府那种“驻京办”，不是吃喝玩乐的地方。央企总部迁移出北京后，原来的办公大楼，必须依照国企管理的相关程序，转让或者出租，不能再成为央企办事处办公的地方。即便要成立办事处，也只能利用少部分面积，而不是继续控制着整个大楼。这一点，必须明确，国资委也要建立相关的制度与规则，而不是任凭企业决定。这个方面，只能执行统一的制度与规范，不能一企一策。
为了确保央企总部迁移后不出现地方政府“驻京办”现象，建议纪委、监委能够出台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央企总部迁移出北京后的相关事宜提出明确的纪律要求，尤其是驻京办事处问题，必须有十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避免出现问题严重了再整治的现象。如果能够早点提醒，早点出台相关政策和制度，早点制订工作规范和要求，就可以避免类似问题再发生，可以减少损失，也减少人员处理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叫防患于未然，也是长效管理机制，更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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