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投名状》中的细节与真实历史对比，电影水平究竟如何？

陈可辛导演的《投名状》是一部类似《英雄本色》的江湖片，一切历史背景都只是烘托，张彻导演的原装正版电影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眙被张文祥刺杀的“刺马案”—也只是点缀。

他在全片没有说“太平天国”一词，只是说“太平军”，电影对太平欲语还休的描述，对起义的若干美化，都不易得到影评人赞颂，唯有期望大家谅解，并将还原历史的责任，交给其他人。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妨来审视《投名状》中的细节与真实历史对比，看看电影水平究竟如何？

杀降兵—三兄弟感情改变的转折点

《投名状》三兄弟感情改变的转折点，源自他们围攻苏州后杀降的故事，这大概是受到李鸿章经手的苏州杀降事件的启发。

根据史实，李鸿章的准军围攻苏州前，先由太平天国降将程学启负责谈判守城四王四将，让他们杀掉忠于太平天国最后台柱忠王李秀成的“王”谭绍光，开城投降。

这批降将都不是太平天国起义时的广西旧人，而是太平天国立国后才加入的两湖乡里，李秀成其实也察觉到他们有反意，只是不为已甚，甚至明言不妨各走各的路。他们投降后的事迹众说纷纭，一说立刻被杀，一说献城后居功自傲，和清廷讨价还价，才被李鸿章集体处决，以做效尤。

虽然没有像《投名状》那样整城士兵被杀，但也有一半部属被株连。《投名状》演绎杀降之举为必要之恶，大哥以“他们是兵”解释行为，认为士兵被杀毋须讲求人道，他是为杀降寻找理论基础。

讽刺的是，“他们是兵”在西方正是不能杀的原因，这是骑士精神和《日内瓦条约》的基本保障，就算“他们不是兵”也不能杀，因为受平民法保护。

天国诸王比“清妖”更妖

《投名状》的太平军形象不俗，造型活像天神下凡，也默认了他们境内能进行有效管治，特别是苏州守将黄文金，更是全片唯一的英雄人物。这位黄将军史上真有其人，也是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广西元老之一，不过并非苏州守将，晚期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也难得一见，相当超现实。

这些还只是硬件问题，更严重的还是太平天国的管治方式，究竟是仁治，还是苛政，这就是《投名状》的禁忌了。

即使是理应偏帮电视剧《太平天国》，也通过清人之口讲述诸王王府建得比大清皇帝更华丽，连声望最高的忠王亦如是，弄得民穷财尽。当时诸王的“王娘”数目动辄数十，全部以数目字编排，像一个个私人夜总会，系统严密得令清军上下叹为观止。

太平天国不堪的京城与王宫

《投名状》无疑做了不少历史资料搜集，但始终难以凸显时代的真实，原因是真正的太平天国硬景，拍出来只能变成喜剧，而且还是王晶式的80年代港产喜剧。

从电影可见，就算太平天国治下百姓要挨饿，其首领总部的派头还是挺讲究，“天京”的气派亦俨然一国之都，那支太平军更是阵容齐整得出奇。电视剧《太平天国》刻画的“小天堂”，更是一片金碧辉煌。但只要我们读过亲历太平天国的各类洋人的笔记，就会发现：这个政权的一切建设毫无国家风范，和步入衰败的清朝相比，还要相形见绌得多。

例如洪秀全的王官只是以廉价镀金装饰，在汗水、雨水和闲杂人等的腐蚀下，早就成了一片黑黄。官内绘上的龙画工粗糙，不久就剩下一团邪恶的黑影。王官四周满布剩余的建筑材料，地上痰渍处处。

那些太平天国新贵们出巡时又极爱穿金戴银，特别是俗不可耐的阿婆式金银手镯，暴发味道浓厚，却又坚持老农式赤脚生活（《投名状》中苏州守将的赤脚造型是真实的），有时又穿上木屐。他们的军服基本上就是戏台的戏服，造型比八国联军更让人失笑，充分反映了陶杰所说的“小农DNA”。

清朝皇亲国有大局观

《投名状》的结局，说清朝的剿匪将军被鼓励要互相制衡、互不合作，这明显有历史根据。

清廷压制太平天国初年，正规军绿营兵经营的江南、江北两大营和曾国藩自行招募的乡勇新军体系互相仇视，满汉将领分歧严重，后期的曾国藩和又名“败保”的满人大将胜保是公开的多年宿敌，胜保后来更因对捻军作战时“纵敌误国”而被赐死，可见朝廷的猜忌并非只针对汉人。

本来和汉人军队抗衡的，还有蒙族大将“僧王”僧格林沁，他在大沽口击退英法联军而名震西方，在西方世界比曾国藩更知名，可惜还是“逆转胜”不了，在太平天国覆亡后死于捻军之手，自此满蒙嫡系军队已不成气。

慈大后担心湘军尾大不掉，暗中鼓励左宗棠、李鸿章等自立门户分庭抗礼，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唯有像庞青云一样“如履薄冰”。虽然慈禧有意压抑地方的势力，也厚着脸皮收回了咸丰帝当年“攻克南京者封王”的圣旨，但她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个人操守还是大致信任的，对他们的能力更是衷心欣赏。

结语：

总之，《投名状》有太多引而不发的情景，令主角三人的兄弟情缺乏了合理的时空维度，颇有被掏空了的不真实感。一切电影不便说得固然意外，但对观众来说，却是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