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山西之古建

在我生活的城市的东边有一座老城，老城的旁边有一座纯木结构的古建，名字叫“清虚阁”，始建于明成化五年。殿顶均以黄绿色琉璃覆顶，远远望去，恢宏奢华，玲珑别致，当走进清虚阁的中央时，会被它梁间斑驳的壁画、跳脱的枋椽、舒展的檐牙、尤其梁间层层叠叠，由784个斗拱叠加出的藻井震撼到。

藻井蕴含着中国的五行文化，因古建系纯木结构，意以水克火，预防火灾之义。

若把它放在山西众多的古建当中，清虚阁又实在算不上什么，它只是众多民间古建遗落至此的一个，在一批又一批古建保护的名单中，它是不起眼的那个，因为在山西的大地上，这样的古建有很多，它们星星点点，从北一直分布到南。

中国古建筑最大的特征，是它们都有一个恢弘而大气的屋顶，有能工巧匠用诗意的手法将木构件巧妙连接起来的柱、梁、檩、枋、椽、栿和斗拱，其中的斗拱，是中国古建里最基本的承载单元，它们是中国古建筑的核心，是灵魂。

古建美不外乎它的造型美、技术美，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美、精神美。

那么什么是文化？

“人类传统观念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与历史的积淀物，能够被传承和传播的思维、价值、艺术等。”

这是对文化很正统的解读。

如果说还是过于抽象，那么古建对于文化就显现出最好的诠释。

一座古建在建筑初始，就是在营造一种文化，而后历经光阴流转，又成为一种载体，它不只表征文化，还负责安放人类的灵魂。

建筑的功能从最初的安身立命到后来精神的安顿，每一个木结构元素的拼接中，渐渐摆脱了笨拙的形体，工匠们赋予了木头丰富的内涵和灵动的初心，每个挑檐，每组斗拱，每扇漏窗，每个匾额，都充满了中国文化特有的诗意。

山西省永济市的鹳雀楼，每一位游客登临后，都会不自觉顺着王之涣的目光吟诵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一边想像王之涣登楼远眺的情境，一边感同身受此时、彼时空间与时间上的纵横交错，得以体察今夕何夕，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向内自省，用灵魂去观察自己的肉身和过往行为，这便是古建带给我们伟大的、深远的美学使命和美学意义。

中国仅有的四座唐朝古建如数都在山西，即便我们不是专业人士，当我们拾级而上，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一斗一拱间流溢出的古朴敦厚，那种东方气韵，那种恢弘气度，那种文化自信，无需用任何语言描摹，那种根植于古建中的美学，与流淌在我们身体里的血脉如出一辙，只要它们在，只要我们肯回溯，必能相认。

当阳光透光小窗映照在红色的墙面，当树影斑驳，当塑像静穆，当你在古建的某个转角处读到它的年龄它的来历，便是那枚生锈的门环，也透着神圣。这不是唯心，是古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时间、空间交错的平台，让我们走一走古人曾走过的路，古人曾吹过的风，古人手植的银杏树亭亭如盖下，看有亭翼然，从而知道自己的根基所在。

北魏时期的悬空寺在山西大同，在“三根马尾空中吊”的俚语里悟到了“上延霄客，下绝嚣浮”的绝尘之境，它跳出物质世界，跳出肉身和时间，追求另一种纵深。那些安插在悬崖峭壁的木桩，丝毫未影响它们在空中托举起廊腰缦回，檐牙高啄。这些美从河姆渡的榫卯开始，便与象形的汉字一起渊远流长，木头与木头相互咬合，艺术与环境相互辉映，思想与自然相互碰撞，一座古建在孕育的过程中，经过如此种种滋养，再加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风格独特的、辨识度极高的技术支撑，一座有生命的建筑便诞生了。

中国人讲阴阳五行，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木出于土地，入于阳光，承天之雨露，向阳而生。承地之养育，入阴而生，为阴阳和合产物，生生不息，乃自然生命力旺盛之象征”， 所以中国的古建选择了木结构。故而，“木材做主要建筑材料，是合理的选择，是理性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也是建筑文化现象中‘物’的体现，符合易经‘载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观念或易学的风水理念。”

不只是大的宫殿庙堂，就是乡野楼阁在建造过程中，也讲究要负阴而抱阳，要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细微之处无不体现着佛道儒的文化，比如台阶的数量，柱子的颜色，屋顶的制式、基座的高度等等，就连院中种植的植物也有讲究。

每一个古建，它们的一斗一拱、穿枋匾额，雕刻与壁画，无一不渗透着这些智慧，这些工匠在土木之间遵循着自然规律，构建出顺天道、符地道、合人道的一座座古建， 他们在土木之间锤炼，在天圆地方中赋予古建生命和灵魂，所以，古建筑的造型与技术之美一旦栉风沐雨后，便与自然融为一体，这就使得建筑这个“物”的美，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说到技术，想到900多年前的山西应县木塔。它被称为斗拱博物馆，它的“筒中筒”结构，就是如今摩天大楼里垂直交通的前身；建于唐代千年古塔天宁寺凌霄塔，它的塔心室四层以上保留着稳定塔身的塔心柱，按照现在的说法，它的名字叫就阻尼器。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在远古时代就熟谙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并以堪舆学说糅和技艺以及情怀，将建筑温情化，自然化、诗意化。

山西晋祠有北宋的“圣母殿”和“鱼沼飞梁”，一椽一木间，无不透着大宋的极简美学，它成为这一方水土上人们灵魂的庇护所，当殿堂文化的朝圣者的灵魂有了皈依，建筑就成了普世大众追求精神活动的不二处所；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自从它被梁思成与林徽音用它向日本学者印证了、想要领略大唐风貌必须去日本的嘲讽后，每一位在此驻足的人，腰板都会挺得更直；更有五代十国的古建、山西平遥镇国寺与双林寺，拾阶而上，维妙维肖的泥塑色彩丰富，竞奢斗靡中透出文化与认知的转折；隋时的解州关帝庙，一如既往彰显着华人的精神图腾；辽金时期的崇福寺，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与包容性；元代古建洪洞广胜寺，透露着生活在黄土高原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老百姓对水神的崇拜；明时期的霍州鼓楼，拥霍山，镇汾水，护国安民之殷殷情怀尽显……太多了，数不胜数，这些古建像页眉，似注脚，静静伫立在山西的角角落落，身披千百载光阴，守护着华夏文明，眺望着炎黄子孙。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苍凉而地贫，自然条件稍逊，似乎先天条件不足。而中国元代之前百分之七十多的古建都留在了山西，那种身临于古建当中，因灵魂与其碰撞而衍生出的慈悲，实在令人愉悦。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愉悦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山西又是幸运的。

山西当地许多古建因遭受风雨剥蚀，如今只能远观，所以，有生之年，用个把时间在山西这片土地上认真行走一番，通过古建回溯祖先文化，通过一斗一拱，一椽一枋，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便明白了“我”这个个体的来龙去脉。

山西是个原生态博物馆，它以天当庐，以黄土为展柜，上至省城，下至县市乃至荒郊，只要你肯放慢脚步，像一枚书签随意躺在某一页，就有幸一眼千年于某个朝代，千年一叹于某个风云人物，说不定，还能遇到另一个自己。（文|杨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