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晚期靠吗啡止痛，把家里钱花光了，她的女儿问我能不能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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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夏天一个寻常的下午，耳边的知了声让时间变得很慢，医院里到处都是无精打采。石家庄炎热的太阳把一个个熬不过苦夏的患者送来医院，我接到护士站的电话：“王医生，接2床新病人。”

我轻叹一口气，不知这位病人难不难处理，已经很久没按时下过班了。

我从病房工作站中看到了病人的基本信息：张娟，女，47岁，子宫内膜癌晚期。

47岁，她在我们科算是年轻人了。

我拿起听诊器走向2床，推门进去看到的是一家3口，母亲瘦得皮包骨头，躺在病床上。父亲矮壮身材，光头，穿着一件胸前印着虎头的T恤，正试图把一只硕大的行李箱塞进床头柜里。女儿看起来20岁出头的样子，拿一块湿巾擦着病床边的扶手。

那位父亲首先看到我走进病房，憨憨一笑化解了他身上的江湖气。

照例是我先开口：“刚来的是吧，我姓王，是你们的主管大夫。”

这位大哥咧开嘴，操着一口东北口音说道：“没错，刚来的。王主任，您好，您好。”

我急忙摆手道：“我可不是主任，门诊给你们开住院单的那个是，姓张，以后有事找我找他都可以。这个大箱子塞不进去的，你可以放在门口那个储物柜里，2号是你们的。”

说完我便俯身查体，大姐解开病号服的扣子，一根筷子般粗细的引流管从右上腹穿出，引出墨绿色的液体，这是一根胆道引流管。左下腹还有一个粪袋。我把大哥叫出病房，到了楼道，我问他：“您爱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吗？”

他叹一口气，答道：“肯定知道啊，都做了两次手术了。第二次住院的时候她自己看到检查单子上写的字了。后来也瞒不住，就都说了。”

于是我又回到床边，从引流管问起，把张娟从刚确诊到来我这里的所有病史问了个清楚。问的过程中，女儿总是不停打断父亲，纠正父亲的错误，显然是她对病情更加了解。张娟在病床上点着头，不时补充。

一年前，张娟开始出现跟月经无关的阴道出血，在一家基层医院按妇科病治了两个月，症状反而加重，然后到大医院确诊了子宫内膜癌。第一次手术，切除了子宫和双侧卵巢，不久又出现肠梗阻和全身黄染，又去北京做了肠梗阻手术和胆道穿刺引流。然而手术做完后，肚子胀痛的症状很快又出现了。经历了两次现代医学的刀光剑影，张娟肚子里早已不是本来的样子了。

说到这里，张娟说道：“我寻思着不能死在北京啊，就签字出院回家了。”

带着一根管子和一个粪袋，她来到石家庄，出现在了我的病床上。

二

显然，手术刀并没有切掉最后一个癌细胞，张娟的肿瘤已经不可能根治了，接下来便是我们肿瘤内科医生的工作了。其实就是需要我们来陪她走完这最后一段。

“把你们从确诊到现在的病历资料拿一下，越全越好。”我说。

女儿从书包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病历，分日期和住院次数订好了，放到我面前。又从行李箱里拿出一卷卷CT、核磁影像，这一卷卷片子就好像神秘的卷轴，记录着张娟近一年的时光。

询问病史，我发现张娟已经3天无法进食，肚子胀得像个气球。全腹压痛，我判断肠梗阻再次出现，于是给她呼叫了床旁X光，电脑屏幕里是一段段极度膨胀的大肠和小肠。护士给她做了胃肠减压，她的鼻腔又多了一根胃管。

那天下午，整理完她的病历已经是晚饭时间，在住院部楼下，我遇到了张娟的丈夫。这位东北大哥先看到了我，熄灭手里的烟说道：“您下班啊！挺辛苦啊。”

我说：“是啊，我们下班没点儿。”

这位大哥陪着我往医院大门口走去，边走边聊。

大哥说他们一家五六年前从黑龙江一路南下，走了很多城市最后到了石家庄，张娟开了个小超市，大哥自己跟人合伙搞点工程。这年头搞工程的人太多，我也没有细问。女儿在石家庄结了婚，一家人也算安顿下来。本来是来挣钱的，没想到张娟这一病把这几年的积蓄花完了，“还拉了不少饥荒”。最后他告诉我：“大夫你们看着治，治成啥样我们都认。”

张娟的病情并不复杂，简单说就是，子宫内膜癌术后复发，合并有目前的肠梗阻，在胆道引流和静脉输入营养液的情况下维持着生命。再简单地说就是恶性肿瘤进入终末期，生命开始倒计时。不吃不喝躺在床上，每天因为腹痛六小时打一针吗啡，而且，她很清醒，能够感受自己的所有痛苦。

为了解决她的吃饭问题，我们决定找普外科会诊，看看是否能够再次进行肠梗阻手术，通过置入胃肠营养管输入肠内营养，这样可以减少大部分营养液的输入，她也不用再忍受两针吗啡之间的剧烈腹痛了。

外科的老师风风火火地来到病房，看完片子后跟我说：“看样子，梗阻的肠管不止一处，手术不小，但是未必做不下来，家属配合吗？”

“咱们一起谈谈吧。”这么大的手术必须要在术前把利弊讲清，不然医疗风险太大。

我把张娟的女儿和丈夫叫到谈话室，将手术目的和风险仔细地讲给家属听。她的丈夫面带笑容不住点头，可女儿却皱着眉说道：“这个手术做下来能保证我妈一定比现在好吗？如果风险我们承担了，手术下来目的没达到，是不是白受罪，钱也白花了。”说实话，她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

听完这句话，我和那位老师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子，从那一刻起说话滴水不漏——没有人能做这个保证。家属都不愿意赌一把，医生们会更加谨小慎微。最终谈话没有什么进展，张娟女儿表示要“考虑考虑”，我们知道，“考虑考虑”就是“不”的意思。而她的丈夫依然是略带歉意地微笑着不说话。

晚查房时，张娟女儿找我说：“你们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她的语气和眼神让我有些不舒服。

我回答：“治疗手段跟你们讲了，但是风险大你们不接受，你妈肚子里的肿瘤到处都是，压迫了肠管，内科手段应该起不了多大作用，现在只能是每天灌肠、输营养，其他的只能对症处理了。”

她说：“我说话急，您别不爱听。您别看她对象成天和和气气，干啥都说行，其实现在只有我在乎我妈的死活，她们俩是二婚，他根本不在乎我妈。我们现在实在太难了，我家孩子刚1岁多，本来还指望我妈能给看看孩子，结果现在……钱花完了，他对象也拿不出来，现在的钱都是我婆家出的，我在他们家也快没法做人了。”

我见过太多肿瘤病人的家庭惨剧了，一人得病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剧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他们家的经已经念不下去了。

我长叹一口气，对她说：“好吧，既然这样，家里人就多陪陪她吧。看看她还有什么想干的、想见的，毕竟她太年轻了。”

当天晚上我值班，光头大哥来到办公室又要和我聊两句。

他和张娟是在山海关遇见的。

那时候张娟“之前那个对象在外头有人了”，刚离了婚，在山海关小饭馆当服务员。大哥总去那家饭馆吃饭，一来二去就“凑一块了”。然后两个人从山海关搬到唐山卖烧烤，又去保定开小超市，最后来到石家庄，反正在哪也是“出苦力，挣小钱儿”。

之所以来石家庄，是因为张娟的女儿从当地一所大专毕业之后留在这儿结了婚，张娟想一来闺女生了孩子能帮衬帮衬，二来想在省会城市也许能多挣点。

谁知她这一病，整个家庭元气大伤。

大哥自己也离过婚，他很坦诚地说，“王主任”，他还坚持叫我主任，“我每个月得给我亲儿子1000块钱，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还有点钱儿，我吧想给孩子买个房子，不能都投到俺对象这个无底洞里。我这种情况，两头都得顾。”

这个拼凑的家被肿瘤撕得更碎了。

三

时间在痛苦中一天天过去，张娟女儿开始经常抱着孩子在医院陪床，估计是家里实在拉不开栓了。孩子哭，姥姥疼，2床是病房里最受关注的，周围病房的病人和家属也都时不时过来帮把手，可这始终是个没有笑容的家庭。

我们科每天两次查房，但张娟病情逐渐恶化，一天两次显然不够。有一天，张娟指着头上挂着的一瓶液体问我：“王大夫，这一大瓶白的是啥啊？每天都得输到后半夜。”我告诉她这个是脂肪乳。“能输快点不？还经常输着输着就不滴了。”

“你的血管已经快不行了，脂肪乳输快了容易出现血管炎，还是得慢慢滴。要不你置上PICC管吧，这个滴速可以快一些，也不伤血管。”

PICC管是一根输液管，一头从肘部的外周静脉刺入，末端直达上腔静脉，保护血管，方便输液。我告诉张娟，这根管2000多块，可以用半年。

张娟说：“半年我估计活不到。”

她想了会儿：“不装了，白花钱。再说你看我这一身管儿，这管儿那管儿的，哪根也不管用，病也好不了。”

最后她说：“营养液也不输了吧，活着也没啥意思。”

我看向她女儿，希望女儿能宽慰一下妈妈，可是女儿表情也很淡漠，只是用手绢擦了擦妈妈嘴角的污渍，除了叹气再没说什么。

直到有一天查房，张娟面无表情地对我说：“王大夫，这都快一个月了，我看我也就这样了。我想回家。我想出院。就这样吧。”

她女儿也私下里找我：“王医生，我们想回家。回东北，黑龙江。”

病人临终前想回家是最寻常的愿望，可是这个癌症晚期、肠梗阻的病人想从河北回黑龙江谈何容易，我问道：“你们想怎么回？”

“坐火车，卧铺，中间倒一次车，30多个钟头准能到家。”

我说：“你妈现在离不开止疼针，火车上疼起来怎么办？”

女儿眼圈红了，接着问：“那就等她不知道疼的时候走。”

“昏迷了再走？30多个小时，没有医护在身边，可能还没出河北人就没了。”

“那就带上医护，我们坐救护车。”

“救护车是拉急救病人的，跨市的转运就很少，更何况你们那么远，而且很贵。”我把“很”字拉得很长。

“黑救护呢？您给我们找个黑救护吧？”

“我不认识黑救护，不正规，你们也别找他们了，他们更贵。”

两行泪水从她的眼中流了下来。生命、钱和母亲的临终愿望，这些东西让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泣不成声。

我赶紧安慰她：“你别急，让我再想想。”

四

让一个医生绞尽脑汁的常常是如何给病人缓解病痛，而这次我需要费尽心思想的却是如何让这个异乡的病人活着回家。

张娟肠梗阻，不能口服吗啡片或是羟考酮片这类止疼药，于是我准备把她的吗啡注射液更换成芬太尼透皮贴，这是一种可以贴在胸口止痛的强效毒麻药品，药效持续72小时，足够回东北了。更换止痛方案后，效果不错，她的疼痛控制得很好，我也燃起了希望。

可是第二天，护士长来找我了。“王医生，听说你想让张娟回黑龙江啊？贴着咱们透皮贴回去？你懂法规吗？毒麻法规考试你是怎么过的？”

国家对毒麻药品管制很严，吗啡注射液注射完毕后需要专人归还用完的安瓿（注射液的小瓶子），甚至还要拍照、签字，而芬太尼则要把用完的透皮贴归还毒麻药房，不住院的病人还要抵押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又坐不了火车，死循环。

我师傅听说了我的想法，对我说：“就算是毒麻药房让你带着透皮贴走，这种身体状况的病人30多个小时不做营养支持，坐火车一路颠簸能行吗？做医生要考虑全面，不要抓着一点不放。”

那天晚查房，我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张娟女儿。我很无奈，她也哭了。

过了两天，病房里来了一位胖胖的老太太，花白头发，身体还算结实。这是张娟的妈妈，从黑龙江来的，坐火车，30多个小时。那天，张娟尽管还是很虚弱，但总算有了一点生机，嘴角扬起了笑容。张娟说，她妈是来接她回家的。

老太太偷偷跟我说：“您就是王大夫吧，谢谢，给您添麻烦了。”

我问她：“您真是来接她的？”

“我岁数是大了，可不糊涂。她坐直了都费劲，咋回啊。就在这儿吧，我来了，也算她回了家了。其实你说家里有啥啊？人都走完了，就我一个老婆子了。”

老人从老家带了一些豆腐，非要送给我，说：“这是从东北带过来的，我们那儿吧，豆子好，磨出来的豆腐也好吃，鲜豆腐发甜，可香了，娟子就乐意吃这个。可是上火车哪能带鲜豆腐啊，我就炸了炸，炸了也好吃，你拿回去尝尝吧。”

我知道这是老人给女儿带的，家乡的味道总能让人有叶落归根的冲动。可是老人不知道，插着胃管的张娟不能再尝到家的滋味了。

老太太对张娟说：“娟子啊，好好治，王大夫说了，再稳当两天就让咱回家。”

晚上，我带着老人给的一小袋炸豆腐回家，老婆用酱油、醋、糖、葱丝凉拌了来吃，确实很香。

之后的一天，张娟说不想再输液了，她的女儿问我能不能安乐死。

她们绝望了。

再后来，张娟开始出现了意识不清，她已经认不出身边的家人。双肺感染让她气道里充满了粘痰，吸痰管从鼻腔进入气道，吸出了大量的黄色痰液。

张娟也开始含糊不清地说着大家听不懂的话语。

在这些混乱的语句中，我听到了“回家”“难受”之类的话，还有一个词她总是重复，“滴道”。我听不懂，问她女儿，她告诉我，“滴道”就是家。

五

该来的总会来。

张娟死于一天下午。护士们熟练地将张娟的胃管、胆道引流管、留置针拔掉，把心电监护从身上取下，用酒精纱布轻轻擦拭污渍，穿好准备好的衣服，再用床单覆盖。流程进行很快，太平间的平车也到了走廊。

甚至，已经有病人等着要住进这张病床了。

穿戴整齐后，张娟女儿问我，说她妈要求海葬，不知道国家有没有海葬的规定，该走什么程序。我对海葬一无所知。

过了几天张娟丈夫来办出院手续，我问他：“海葬办了吗？”

“唉，海葬啊，人死了，烧成灰，往海里一撒，就是海葬。多少也能漂回东北点去。”

在填死亡证明的时候，看了张娟的户口本，我才知道，滴道是黑龙江鸡西市的一个区，也就是她没回去的那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