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开创劳务派遣先河,到1948年万宝盛华在美国成立,再到美国1985年出台《劳务派遣法》,海外的灵活用工模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摸索才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灵活就业体系。
我国从1990年采用劳务派遣的方式扩大用工
规模,千禧年后人力资源服务商开始提供外包服务,到2014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出台,政府报告放大对灵活就业,新业态的支持,中国灵活用工发展逐渐规模化。
年后,在政府的支持下,灵活用工发展渠道扩宽,疫情期间平台型企业自主号召共享员工,促进灵活用工市场快速发展,除外包形式外,众包、承揽等模式也相继出现。
疫情后,2021年直播带货、网络购物快速发展带动了相关从业人员增加,平台经济、灵活就业发展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社交电商、直播、知识付费、同城物流、网约车、众工众包等行业市场稳步增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进入到灵活用工行业,全社会都在感受灵活用工平台给生活带来的便利与变化。
但与此同时,灵活用工平台扩张迅猛,用户和数据资源加速向少数头部平台集中,各细分领域集中化和寡占化现象极为严重。头部互联网平台公司占有巨大的市场,获得高额利润,却没有将收益投入到研发中进行正循环,从《2021平台经济工猫解读报告》中了解到,华为2021年研发费用为1419亿元,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2021年研发费用总和为1130.06亿元,三家企业研发经费总和不到华为的80%。
而在政策上,BAT又享受了太多优惠。《解读报告》中显示:“2021年华为纳税903亿元,BAT纳税总额为747.11,是华为纳税总额的82.7%,但BAT利润却是华为的510.69%(华为646·49亿;阿里1512·86亿;腾讯1598·47亿;百度190·26亿)”
享受优厚的待遇,却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国家也逐渐收紧政策,开始整顿、规范金融与互联网行业,从4月10日对阿里巴巴的“二选一”行政处罚到最近对新浪罚款300万,互联网平台企业“野蛮生长”的纪元即将结束,“反垄断”和“规范资本有序扩张”将持续进行。
今年7月份,多部委连续出台文件,要求加强对互联网零工权益的保护,并特别关照其中超长工作和安全风险问题格外突出的外卖骑手,各级各地税务机关也针对灵活用工平台的税收管理提出意见和要求,灵活用工规范化的时代正在来临。
早在2019年,工猫就提出“六禁六不做”:影视、建筑房产、保险、医疗、金融、律所等六大行业禁入;拆分工资的不做、 雇员变非雇员的不做、基金投资退出类不做、没有业务场景的不做、刻意逃避税过度暴力税筹不做的准入门槛,打击逃避社保责任、刻意逃税避税的行为。并在税务部门指导下开发“应税协查系统”,与近 10 个省市税务机关接口对接。
在《2021平台经济工猫解读报告》中,又重提这一点。
灵活用工平台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就业形势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是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政策的调整对于灵活用工平台来说绝不是坏事,只有经得起考验、担得起责任的平台企业,才会在用工史上刻下自己艳丽的名字。在互联网“黄金十年”中异军突起的灵活用工平台们,若经得起时代的浪潮,定将焕发更有活力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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