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劫”的大黄鱼：辛苦放流30多年，我国为何咬牙救起一条鱼？

中国江河湖泊众多，水面广阔，鱼类资源丰富，从不缺乏领异标新的特色水产品，比如“长江三鲜”、“四大海产”等等。这些水产品肉质鲜嫩，口感绝佳，历史资源也相当丰富，影响力巨大。

大黄鱼

之所以称为“历史资源”，是因为这些江鲜、海鲜的生存现状普遍都不太乐观。比如“长江三鲜”之一的鲥鱼，历史产量曾高达157万公斤，密度高，规格大，江苏、安徽段还形成了专业的捕捞队。

如今，长江鲥鱼已绝迹近30年，长江刀鱼则更加幸运。“十年禁渔”在长江刀鱼濒危的关键期送来了东风，资源得以逐渐恢复，但储量依然无法跟上世纪70年代相提并论。

长江渔场的衰落以十年禁渔告终，而东海的舟山渔场却依然热闹，上千艘机动渔船出海捕捞仍是寻常景象。

据资料记载，舟山渔场已有上千年的捕鱼历史，在东海沿岸洋流和台湾暖流的碰撞下，这里的营养饵料极为丰富，为形成天然鱼库提供了自然条件。论产量和规模，舟山渔场足以称得上是中国的“头号渔场”，四大海产则是“代表性招牌”，是当地渔民最重要的捕捞对象。

1957年，小黄鱼捕捞量达到2.9万吨；1967年，大黄鱼产量高达10.16万吨；1974年，带鱼的捕捞量直冲21.4万吨；1980年，乌贼产量提高至2.9万吨。这些产量是舟山渔场四大海产的最高捕捞纪录，不难发现，距离最晚的一次“渔业大爆发”已经有40年！

大黄鱼是舟山渔场陷入颓败的典型代表。大黄鱼也叫黄瓜鱼、黄花鱼，自古就是东南沿海人民餐桌上的美味。悲剧的开端是在1969年，大黄鱼的冬季产卵场被渔民无意间发现，这给后来的“一窝端”埋下了隐患。

1973年冬季，3500多对机动船向亲鱼越冬海域进发，上下3~4个世代的大黄鱼被打捞殆尽。从此，大黄鱼汛彻底终结，直到现在也未见恢复。

野生的大黄鱼很少见，市场价格居高不下。2011年4月底，浙江省宁波市江东水产市场上曾出现了一条野生大黄鱼，体重3.52kg，体长60cm，叫价14万元。这么高的价格让不少市民感觉烫手：吃条大点的黄鱼相当于把一块金元宝吞进了肚子里，实在太奢侈！

在上个世纪的巅峰期，滞销的大黄鱼在港口卸货时曾被渔民直接丢弃，更有农户将其拉到地里当作有机肥料。时过境迁，如今野生大黄鱼的批发价被抬高到成千上万元，可谓是“此一时，彼一时”！

为恢复东海的大黄鱼种群，我国也是下足了狠功夫。刘家富是中国的“大黄鱼之父”，也是大黄鱼人工繁育技术的摇旗人、先驱者。正如他本人所说：“野生大黄鱼是在我们这一代手上弄没的，我们有义务恢复它”。

但要恢复大黄鱼资源并不容易。大黄鱼是出了名的“娇贵鱼”，渔民评价其“出水即死”，养殖难度大，就更不用说人工繁育了。

一条大黄鱼至少要2年时间才能发育成熟，再加上育苗过程，基本要3~4年以后才能实现一个繁殖周期，效率太低。为加快进程，刘家富率领的科研团队另辟蹊径，借助福建宁德官井洋海域的区位优势，直接采捕野生的成熟大黄鱼，在网箱中进行驯化、繁育，缩短了培育周期，又提高了苗种质量。

大黄鱼的人工繁育被我国列入了“七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拯救大黄鱼也上升到了新的高度。1986年，科研人员成功突破了大黄鱼的人工育苗技术；1987年，我国开始放流首批鱼苗，此后更是多年未曾中断，至今已坚持30多年。

据统计，首批放流鱼苗数量达1.62万尾，其中有6126尾被打上了标记，即用塑料牌挂在背鳍起点前的肌肉中（见下图）。两个月后，不同地区共捕捞了483条“标记鱼”，回捕率为7.9%。其中，游得最远的一条幼鱼在放流13天后被发现，地点是东冲口外的盐亭海域，距离放流点约30km，平均每天移动2.3km。

打上标记的大黄鱼幼鱼

这种标志回捕的方式有助于科研人员更好地了解大黄鱼的分布，有利于提出更好的保护措施。到了1999年，我国每年已经能够繁育出上百万尾幼鱼；截止到2010年，我国23年累计放流苗种量约2000万尾，全长3~10cm不等。

2021年7月，又有700万尾大黄鱼在舟山渔场的中心区域被放流。在此之前，这批鱼苗已经在岱衢洋大黄鱼野化训练基地“拉练”了一个多月，平均体长在10公分以上，身强体壮，适应能力更强。

按照放流成效来看，未来的大黄鱼很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繁荣。首先，人工繁育保证了大黄鱼不会灭绝，长期放流锦上添花，再加上保护区的成立、禁渔制度的实施，大黄鱼再度形成鱼汛估计也只是时间问题。

在人工育苗技术的带动下，养殖业逐渐成为了新风口。据统计，2016年全球大黄鱼的总产量为26.9万吨，其中99%都来自中国（捕捞+养殖），另外1%来自于韩国。福建宁德是大黄鱼的核心养殖区，被誉为“大黄鱼之都”，产量占全国的80%以上。

如今，我国每年可生产20多万吨，但是要注意：大黄鱼至今还未完全摆脱危机，养殖产量多，野生产量低，天然鱼汛尚未形成。在今年10月下旬，浙江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一次调查中采捕到了171尾大黄鱼，规格100~400g，这是近20年来资源密度最高的一次。

种种现象表明，大黄鱼资源确实正在恢复，但离“满血复活”还差得远。尤其要注意：过度捕捞、水质污染是野生大黄鱼走向振兴的两大“拦路虎”，这两大困局由来已久，处理起来颇为棘手。

首先来看捕捞现状。按照规定，东海的禁渔期从5月1日12时开始，禁渔时长不足半年，捕捞力度却依然很大。出于利益的考量，沿海渔民更注重捕捞经济鱼类，对不值钱的小鱼小虾则不屑一顾，甚至直接丢弃，资源浪费严重。

早在2010年时，东海渔获物中的低值小杂鱼就占到了70%，“捕得多，损耗更多”的现象对海洋生态链来说是个巨大的隐患。在浙江沿海部分地区，渔获物的损耗率高达90%以上，幼鱼来不及长大就被“绝户捕捞”，偷捕的拖网渔船更是频频越过13海里的“底线”。

总之，设置禁渔期只是第一步，加大对非法捕捞的打击力度、引导渔民科学捕捞则更加重要。如果当前畸形的捕捞方式得不到纠正，酷鱼滥捕不能从本质上扭转，东海禁渔就难谈成果，渔业振兴更是无从说起。

另一方面，东海的水质污染也是一大“隐形杀手”。

我国每年都会对近海的生态环境进行监测并公开发布结果。2019年的公报数据显示：在四大海区中，东海的污染最为严重，劣四类海域的面积多达2.2万平方公里，四类水质海域面积为6280平方公里，均排在首位。长江口、杭州湾以及浙江近海常年“亮红灯”，污染程度最为严重。

2020年中国赤潮统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东海赤潮发生的频率和范围也很能说明问题。2012年时，全国赤潮共记录有78次，东海发生了38次；2020年，全国共发生31次赤潮，东海发生了19次，面积占比近90%。东海的赤潮灾害发生次数最多且累计面积最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海洋生物岂能不受干扰？

综上所述，近30年的资源放流使得大黄鱼种群已经有所恢复，但仍要注意过度捕捞和水质污染的潜在危害。在放流的同时，有必要加大海洋保护力度，规范捕捞方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东海“无鱼可捕”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