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制度变革：深受北宋制度影响，进入了封建化的新秩序

经过宋初半个多世纪的剧烈变化，党项社会逐步纳入了向封建化发展的轨道。

世执党项牛耳的夏州李氏，特别是李继迁、李德明，对推进党项社会秩序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到十一世纪三十年代末，

李元昊建国称帝，数百年来散而无统的党项社会以夏国的名称出现在历史上

，开辟了党项社会历史发展的心阶段。

李元昊明号令，立制度，建军司，创文字，整顿社会秩序，党项社会进入了封建化的新秩序。

效仿北宋制度

公元十一世纪初，在夏州政权被北宋吞并的背景下，部分党项人民在领袖李继迁的带领下，联系各族部落，使散漫的部落，形成一个团结统一的党项部落联盟。对党项人民进行有效的统治，并集结党项人民的力量，发动大规模的收复失地、开疆扩土的战争，开始了对北宋统治的反抗。

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以党项民族为主的割据政权，摆脱北宋王朝的统治。

在这场民族的、阶级的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复杂的斗争中，形成了党项人最初的政权。同时，李继迁着手对政权内部积极建设，效仿北宋的封建制度，加强中央集权，设立中央地方官制，沿用北宋的制度，并且大力构建公共设施，让初生的党项政权迅速稳定起来。

西夏制度的构建受北宋封建制度影响很大。

李继迁在与北宋的战争中就有“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的感悟。李继迁占领了重要的灵州地区后，他提到：

“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王霸之业”。

由此得知西夏从建国伊始就在接受北宋制度带来的影响。

李继迁之后，其子李德明在二十七年统治期内，改变李继迁时期激进的对外扩张战略，转向睦邻友好、巩固外交关系的政策。在对国家经济建设当中，利用与北宋签署的条约，得到了大量的经济资源，采取各种方式与北宋和辽国进行商业贸易往来，同时也大力发展畜牧业。出现了“

唯产羊马，贸易百货悉仰中国”、“禾黍如云

”畜牧业、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的景象。

商业和农业的兴盛，大大增加了西夏的财政收入，促使西夏社会经济转向封建化的发展。同时，在公共建设以及制度礼仪方面，西夏政府也大力效仿北宋封建制度，正如李德明自身“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帝制”。效仿北宋封建制度，大力促进了西夏封建制度的建设。

西夏王朝的奠基者，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三代都对汉文化非常仰慕。通过各民族的团结，以达到巩固的目的，采取了多种汉化的措施，推动了西夏封建制度的不断完善，这就使得李氏王朝在与周边国家进行较量当中，能够有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在建国之初，李元昊提出要保留党项民族，衣皮毛事畜牧的传统特点。

然而，西夏社会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制度变革，这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

。党项民族由农奴社会向封建社会制度的演变，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与宋、辽并存的特殊时期，以及党项民族自身的特殊性所造成的封建化过程中的多种矛盾，都对西夏制度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封建制的出现

从北宋建立到李元昊立国的七十余年间，是党项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

西夏是一个以党项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

境内除了党项族之外，尚有汉、吐蕃、回鹘等族

。其统治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社会组织由传统的帐、族、部转变为村社、县、府州等国家行政组织。社会成员有富贵贫贱之分，阶级、阶层十分明显。

在西夏初期奴隶制社会里，一直存在着农村公社，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基础，一般都是归公社集体所有的。农牧业的制造处于体系内，将家族当成单位实施小规模制造，是封建体系构建相当关键的自然条件。

西夏社会具有明显的封建社会特征，又有贵族奴隶制之残存，是一个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等级体系已经形成大小领主确立不同隶属关系的体系。另外，等级构架的形成明确了领地当中不同领主的等级差异。

元昊正式建立西夏国后，对这种落后的生产制度进行改革，以适应封建体系的发展。

西夏封建制度是在内因与外因的作用下促进的，奴隶体系的顽固势力在西夏封建制度的建设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阻碍。皇室、贵戚、勋臣等身为奴隶主体系的主要势力，它们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公元1038年，李元昊“

筑坛受册，即皇帝位

”，他对外声称，“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实际是为加强中央专制度，得到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力，以封建统治的身份及权力构建封建体系，以此来提高对国家的掌控。

不过封建统治实际上是将土地所有制作为核心的，西夏的贵族领主实际上是土地所有制的前身，在党项民族发展的过往中已然相当深刻。李继迁通过通婚豪族，连娶豪族，促进部族联合的同时，根据夏州固有制度，预置官职，将党项大姓部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这种激烈的争夺，加快了党项社会封建化的速度。

李德明时，对各族进行宽和的政策，尤其重视各族的利益，使散处西北的党项诸部基本上结束了不相统一的局面，或归李氏政权，或附宋成为熟户，逐步纳入了封建化的社会秩序；李元昊早年的对外战争，也同样需要“与诸豪歃血”。

很明显，身为贵族的党项族所具备的实力，是当时西夏急切需要的助力，他们相互的地位差异起初并不大。不过李元昊以“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自居，就是想维护自己在西夏王国唯我独尊的地位。

依照“兴法建礼”的需求，将国内各类贵族并入封建体系，不过基本无法肆意收走已经在族长管辖范围内的领地，族长将管辖的领地看作个人财产，划为自身利益的一部分，李元昊只能使此类在新国度内部贵族所管辖的土地合法化，默许它们的存在。

就封建体系的核心来讲，西夏领地的实际掌控者是拓跋氏，而其它各贵族所管辖的领土以及人口，实际上只是临时占有，若是政权出现波动，他们的领地普遍会被统治者收回。不过就西夏来讲，想要将全部领土掌握在拓跋氏手中，就眼下的资料来讲没有达成。

公众普遍将占有权理解成所有权，基于此，西夏封建体系的真实状态是：

国家所有，最高统治者是其代表。

皇室家族的地位必然是在各大贵族之上的，体现他们是西夏王国最高领导的。虽然西夏国的领土分封给了各贵族，但统治者则把控着不少的“御庄”。依照文献可知，西夏国部署了“御仓”以及各类窑粮区域，命名为“摊粮城”，此类富裕的粮食，多半是在当地生产制造的。

贵族领主所有。

除了皇家贵族外，其他的党项贵族也在朝廷当中居于显赫的地位，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阶层，拥有绝对的权力，这使得他们能够获取大量的土地和巨额的财产，西夏王朝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也允许汉族是人和吐蕃等少数民族的贵族，加入统治阶层西夏王国也给这些人以高官厚禄，以便获取他们的支持。

寺院所有。

西夏王朝为了加强对广大农民的精神统治，采取了推崇佛教的做法。自然花费巨额财产新修寺庙。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许多僧侣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取得了地位。僧侣为了回报君主对他们的关照，将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思想传播给劳动者，同时，西夏统治者也格外需要佛教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除了花费巨资修寺庙外，还鼓励乡僧们发展高利贷等行当。

以上能够看出，西夏王朝的统治者就是地主阶级，他们不断对劳动群众进行剥削压迫，封建领主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就对土地进行不断的吞并，日积月累，自然获得大量的土地。而农奴阶级，只能获得少量的土地甚至没有土地。这种局面下，封建领主就强迫农奴为他们进行服劳役，以便获取更大的农作物收成。“鄜、延以北，发民耕牛”，所记载的正是对农民劳动的剥削。

西夏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期间，代表旧的贵族领主势力和代表加强封建王权的君主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和长期的斗争。李元昊在位的时候，银夏大族卫慕氏及历掌西夏军政大权的野利氏，受功高震主潜在危机的影响，招致灭族之灾。又如谅祚时期，其母舅没藏讹庞以大酋身份辅政，形成了“

三大将分治其国

”的政局形势，部落联盟旧传统得以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领主贵族势力外戚梁乙埋、梁乙逋诸人，存在威胁封建王权的隐患，最终被皇权削弱和抑制。

谅祚、秉常时期，北宋王朝推崇的中央集权制受到统治者的极大赞誉他们就决定对封建领主进行权力上的削弱。

这种情况下，加强王朝的集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想更好地集中统治者的权力就必须学习北宋的相关制度，如出入起居亲厚的礼仪，他们甚至提出要将传统的党项族习俗废除，推崇汉族人的生活行为方式。

正是因为李氏王朝过于崇尚汉文化，这自然得罪了一些贵族的他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千方百计反对这一改革行动。秉常一度成为了阶下囚。乾顺在位的时候。以梁乙滏为首的贵族领主势力，因为对民众实施暴政而导致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西夏最高统治者借机将这股反动势力进行消灭，这对巩固和强化君主的权力是有非常积极有效的意义。

乾顺时期，结束贵族领主势力的长期专政这一事件，标志着封建领主制的逐渐没落，和封建地主积极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北宋王朝推崇的中央集权制受到统治者的极大赞誉他们就决定对封建领主进行权力上的削弱。用这种办法自然能够达到强化君主权力的目的，这也会推动西夏皇发展，因为这将会给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时的历史环境下：

一方面需要通过新兴地主阶级参政、议政以保障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西夏君主也需借助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力量，创建完备的官僚制度，加以巩固王权。

西夏建国之初，就将州县官员的培养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所开设的课程就是传播汉文化思想的课程。由于广大官员积极参加，使得西夏政府将学生的名额限制在三百人。同时，还成立了养贤务，作为专门从地主阶级当中选派优秀的人才担任官员的机构。除“命选人以资格进”外，对于“宗族世家议功议亲”，这

些选人用人的方式足以看出北宋制度对西夏封建制度建设产生的作用。

深受北宋制度影响，进入了封建化的新秩序。

乾顺时期，统治者更加重视儒学思想的传播，除了通过设立国学班向官员们传授汉文化知识，还采取多种方式对儒家的经典著作进行搜集。另外重用儒学大家斡道冲。其后，其子仁孝继位，更是“

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

”。在经历乾顺、仁孝两代对封建领主势力大力打压后，西夏的封建制发展到达顶峰，新兴的地主阶级为西夏封建制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从李继迁时期西夏封建制萌芽的出现，经历李元昊时期出现的新王权与旧贵族的斗争，至乾顺、仁孝时期，旧贵族保守势力走向没落，封建地主阶级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致使西夏封建制度建设终于摆脱束缚，趋于完善，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