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历史专访周思成：蒙古灭金围城史

全历史专访

专家访谈、深度阅读、纵深历史

周思成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2021

本期采访老师：

周思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和军事法》，历史普及读物《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译著4部。

很荣幸能采访到周思成老师！了解到您的作品都是蒙元史相关的内容，那么您如何对蒙元史产生了学术兴趣的呢？

周思成：我自小就对历史兴趣浓厚，不过，在本科时代，我很喜欢钱锺书先生，故一度立志研究比较文学，如今程度较好的法文和德文，包括个别勉强能读书的外文，比如同蒙元史没什么关系的西班牙文，其实是为了读文学经典才学的。后来机缘凑巧，我在攻读硕士时转入元代文学文献研究，在北师大和北大师长们的影响下，才接触了蒙元史。

从纵向看，蒙古人是来自漠北草原而最终完全统治了汉地和江南的第一个游牧民族，这在游牧史上，在北族同中原的关系史上可谓一大变局。以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为代表的草原行国，此前形象模糊而神秘，经过蒙元时期一下子清晰起来；从横向看，蒙元王朝开启了横跨亚欧大陆的文化和物质交流的新阶段。军事征服虽然所过残破，却将各个文明的花种“自一花园传播至另一花园”（格鲁塞语）。

这段极为特殊却又相对冷僻的历史，很快就吸引了我。今天回想起来，最初我想研究比较文学，无非是钟意于一种视野比较开阔包容，跨越不同族群和文明之间藩篱的学术志业，这样一颗朦胧的初心似乎在蒙元史研究中找到了更好的安顿处。

蒙古王朝时期的确开始了世界文化的大交换，的确非常有趣！不过您的新书聚焦在一个更具体的历史时期——蒙古灭金时期。您又是因为怎样的机缘投身蒙古灭金问题的研究呢？

周思成：蒙古和金朝之间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是蒙古帝国登上世界史舞台的序幕，蒙古人同金朝这个由女真、汉人和契丹人等多族群共同形成的文明产生接触，也深刻影响了元代及以后的中国历史。通过《隳三都》，今天的人们或许能够对这段历史有更多的关注和了解。

在《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之前，您已经出版了《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军事法》。与前作相比，这本新书的写作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新的挑战和难题呢？

周思成：最大的困难是史料残缺。金末元初的历史记载颇为简陋，适逢蒙古南下的金卫绍王时期的史料，因为“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大多散佚，宣宗、哀宗两朝的史料，尽管亡金遗士做了很大的努力搜集保存，如今也亡佚大半。

蒙古一方也有若干记载，比如《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圣武开天纪》、《太宗平金始末》等等，不是过于简略，就是今已不存。蒙古灭金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和南宋也留下了一些记录，但是很简略或者很不可靠。结果，蒙古灭金的历史记载，完整和详细程度反而远远不如金灭北宋，这恐怕是任何想要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最头疼的问题。

其次的挑战是前人研究的基础薄弱。《大汗之怒》讲述忽必烈东征日本，围绕这一历史事件形成的史料虽不多，但是研究却非常内卷，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这和蒙元与南宋的战争相似，可以说，宋元战争的大部分问题都得到了学者的关注和解决。蒙古灭金恰恰相反，除了个别例外（如三峰山之战），绝大多数问题都没有得到甚至难以得到清晰的论述。专业领域的金史研究更多关注于金代前中期。

一部面向非专业读者的历史作品，自然无法弥补这一缺憾。写作《隳三都》，我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围城）展开叙事，尽量利用一些前人不大注意的碑传记载来还原细节，同时作一些必要的考证研究。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研究金元历史的师友，能出版一部立意宏大、考证谨严的《蒙金战史》，嘉惠学林，功莫大焉。

在史料和前人研究匮乏的基础上创作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相信未来研究蒙古灭金时期历史的学者也能从您的著作中学到很多！您刚刚也提到，“围城史”是一个独特的视角，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采用这一视角的原因呢？

周思成：以往中国的战争史研究，对围城史通常着墨不多，关注不够，颇为令人遗憾。诚然，从军事技术史角度出发，古代的围城战，总体面貌变化不大明显，即便进入火药时代后也是如此。大兵团的运动战，有军事天才的尽情挥洒，千军万马的纵横驰骋，似乎比围城要精彩许多，其实不然。

围城是在不同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围城内外的人群经受的一次总体考验。特别是在围城中，传统的地域、阶层或身份的分野（乡村/城市、精英/民众等等）变得模糊；纯军事因素以外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心理因素开始发挥关键作用；外交斡旋、政治阴谋、伦理冲突、理性计算和个体抉择（自保还是牺牲？救人还是害人？吃人还是被吃？……）等在野战史中很少出现的历史现象，却在围城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史学研究角度看，围城无疑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和魅力。

蒙古灭金，本身恰恰是一段很适合从围城史角度呈现的历史。从实际的战争进程看，经过野狐岭、三峰山这两次大规模野战，金军大兵团被歼，围绕大大小小的城池、堡垒、山寨进行的战斗，遂成为迄于金亡最主要的战争形态。

金国的首都和几个陪都的惨烈沦陷，更是战争的决定性事件。另外，叙事围绕着静态和有限的空间点展开，自有便利之处，文献记载相对集中，线索也不会太散乱。事实上，任何人，只要读过这一时期原始记载，都会对一座座围城孤岛之中，金朝军民顽强抵抗，“图存于亡，力尽乃毙”的悲壮历史，感到无比的震撼和深切的同情。

您的文字也有让读者身临其境的魅力呢！在阅读《隳三都》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在全书开篇援引了两首诗歌，一首是1453年奥斯曼帝国苏丹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吟唱的波斯诗句，一首是1233年汴京陷落后元好问的《俳体雪香亭杂咏》，这两首诗有何深意？

元好问铜像

周思成：全书开篇引诗歌，有点类似传统章回体长篇小说，开篇先有“诗曰”，一方面希望藉此将读者/听众从现实中一下子引入叙事展开的历史情境，另一方面，也可以传递一种统括全篇乃至超越本文自身的历史感（如《三国演义》开卷的《临江仙》）。

我引的两首诗歌，空间时间相距辽远，意境和基调却颇为相似。诗歌的意象（宫殿颓址、蜘蛛、双燕）诉诸读者的感性而非理性，诉诸想象力而非严格的演绎推理，可以引发不同的联想和解读。

比如，大而言之，蒙古与金朝的战事，仿佛东罗马灭于奥斯曼，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汴京的陷落，历史意义或可比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小而言之，昔日繁华宫阙，今已沦为蜘蛛和枭鸟的巢穴，杏梁双燕，今已无处栖身，然则曾经身处战火与围城中的人群呢？“物”犹如此，人何以堪？

《君士坦丁堡之围》

采用诗歌开篇的确让我们读者有种身临其境、回到过去的感觉！除了诗歌，开篇岐国公主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您如何发现这个被历史遗忘的人物？是什么原因让您最终选择将她的故事作为这本书的楔子？

周思成：岐国公主的事迹是蒙元史的前辈研究者自许多不起眼的史料中发掘出的。

岐国公主是原金朝疆域内无数被迫经历惨烈战火、生离死别、饱受蹂躏、颠沛流离的生灵之一；她和成吉思汗后宫中的许多女子（如乃蛮塔阳汗的母亲、西夏公主察合）一样，象征着各自的部族或国家融入蒙古帝国的历史过程中经历的剧烈阵痛；她在史籍中仅仅留下了微弱的痕迹，一如这段历史本身，往往被人遗忘。

拉施特《史集》中描绘蒙古战争的图片

因此，在写作本书时，我有意凸出了岐国公主。此外，古代战争史的书写，往往忽视女性。虽然相关史料极少，以开篇的岐国公主为代表，我在书中还是尽可能呈现了女性个体或群体（围城中的孝女，守城的“丁女子”等等）的历史处境和选择。显然，战争并非仅与男性相关。

的确，在历史研究尤其是战争史中，女性往往是缺失的声音。岐国公主的故事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细节，而在书中，您以蒙金战争中几场重要围城战为主线，还还原了交战过程中的大量细节，这其中哪一场战役或者哪个细节给您的触动最深？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周思成：从叙事结构的安排说，南京开封城的陷落，是主线中的最高潮部分。这一部分以崔立开城投降、“郑王碑”事件和刺崔案为关键节点。

给我触动最深的，并非围城战事本身的极度残酷，而是将金元之际著名的文士王若虚、元好问和刘祁全部卷入的千古公案——“郑王碑”事件。这起事件，放到当时无数生灵所受的侮辱、践踏、摧残当中，放到他们的生离死别、痛苦号泣当中，宛如沧海一粟。

比起围城之内不惜为守护某些伦理价值而殉道的执着，不顾生死拼命救护同胞的勇气，这件事显得太不高尚了；另一方面，比起围城中为了求生避死而不惜背叛出卖亲友，残杀吞噬同类的那些勾当，这件事又显得不够卑劣。

但是，“郑王碑”事件更能引人深思：知识精英与暴力之间为何存在既依附又冲突的羁绊，知识精英的道德责任何在？应该如何评价传统的知识精英？同时，崔立及其党羽，王若虚、元好问和刘祁等人当时的处境和选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又反映了人性善恶、人的自由意志和外部限制的关系，等等，非常有意思。

最后一个问题想和您聊一下大众写作与学术写作。其实从《大汗之怒》到《隳三都》，您的作品一直都以文笔流畅、通俗好读著称。从大学里的学术写作到面向大众写作，针对的是不同的读者群体，您如何完成这一身份和写作风格的转化？

周思成：单调扁平、缺乏个性及特定偏好的“大众”实际并不存在，我写作历史普及作品，也没有设定这样一群读者，更不承担历史“启蒙”的责任。

我期待自己写出的作品，能被对历史怀有真诚而冷静的兴趣的普通读者喜欢，也会不断朝这个理想努力。所谓普通读者，既包括非专业人士，也包括研究其他断代和其他专题的专业读者。

现代学术研究的分工日趋细密，学者往往专注于特定的时段或领域，对于超出这一范围之外的题目，若非真下过一番功夫，和非专业的大众差距并不大，历史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

作为历史研究者，我自己就很喜欢读“叙事史学”和“大众史学”作品。比方说，若对清中期政治和社会的某些方面感兴趣，又不想去翻朱批奏折和档案，或者啃大部头的艰深著作，我会选择史景迁的《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孔飞力的《叫魂》等等；

如果我对一战初期的欧洲战局忽然有兴趣，又不可能细读外交电文和军团日志，我更可能先选择塔奇曼的《八月炮火》。从这些典范来看，明白晓畅的史学作品，实是对写作者的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的另一种全面且严格的考验。

出自严谨历史学者之手的大众史学作品，对历史的阐发不失应有的尺度和分寸，反映了专业学术共同体对特定问题的研究水准和共识，还可见出作者自身对历史、人生和社会的独特思考，往往给读者以更多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