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应许与脆弱不安的生命：残障者的互联网工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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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仲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杨柳，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技术赋能与残障人群体的社会融入研究”（项目编号: 19CXW037）的研究成果。

一

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在过去三十年左右时间里，互联网等新兴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包括残障者在内的个人和公众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传统相关研究大都忽视或者至少边缘化了残障者及其体验；对此，伊莎贝拉·埃尔塞瑟（Elizabeth Ellcessor）直言批评“互联网研究对残障的忽略是显而易见的”（2017：1736），指出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残障化。而随着残障者、残障权益人士以及残障研究学者长期的斗争和倡议，残障研究已经日渐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传统残障研究主要基于经典的残障“社会模型”（social model）理论，更侧重于话语批判分析，对新近的新媒体等还缺乏充分的重视（Flynn，2017；Goggin & Newell，2003）。同时，传统残障研究也主要聚焦欧美国家，对非欧美地区的残障问题缺乏必要的观照，对于中国语境下的残障问题研究更是寥寥无几（Lin，Yang & Zhang，2018；Lin，Zhang & Yang，2019）。

本研究立足于中国语境，并定位于残障研究和新媒体研究的交叉领域，既从技术角度探讨互联网对残障者的影响，更坚持观照残障者的切身感受、体验和经历。为此，本研究将突显残障者的主观体验和主体地位，并具体以残障者的互联网工作实践为实证研究焦点，基于民族志式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去记录和聆听残障者自己的声音，并且将在后面行文中尽量多地保留这些声音。笔者相信，相较我们司空见惯的理论阐释，残障者长期被忽略的声音，更有直击人心的生命力量。借助他们的声音，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研究问题：如何从残障者视角剖析技术应许与脆弱生命之间的内在张力？具体而言，将考察以下细分问题：在中国特定的残障治理脉络下，互联网对于残障者的技术应许是如何通过在地化的实践和体验展现出来的？这些乐观应许的背后又是残障者怎样脆弱不安的生命体验和主体生成？

二

文献综述

（一）技术的应许

1970年代以来，随着残障运动和残障政治热情的高涨，残障研究日渐成为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并相应地发展出了医学模型、慈善模型、社会模型等理论模型。其中，社会模型（social model）理论已经日渐成为该领域内主流的理论模型，它不将残障视作一种个体生理、心理或者精神上的疾病或者缺陷（即“医学模型”），也不将残障者视为被可怜和被照料的被动的弱势群体（即“慈善模型”），而是将残障解释为一个压迫型的、规制性的、障碍化的社会给人造成的某种特定障碍（Oliver，2013；Oliver & Barnes，2012）。

但是，这一经典模型在信息通讯技术快速发展并不断变化的新社会背景下，已经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Oliver，2013；Levitt，2017）。而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部分残障研究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互联网相关技术可能给残障人士带来的影响，因为这已经成为许多残障人士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社会参与、平等地位、身份认同等等（Goggin & Newell，2003；Alper & Goggin，2017）。

因此，实际上学界对这种技术影响已经寄予厚望，甚至将其提高到“技术的应许”（promise of technology）的高度（Adkins et al.，2013：503；Moser，2006：373）。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保持警惕并冷静指出，互联网等信息通讯技术并不能自动成为赋权和解放的来源，相反，还可能成为社会排斥的新领域，特别是成为数字鸿沟一个关键却仍未被充分关注的重要组成部分（Macdonald & Clayton，2013；Dobransky & Hargittai，2006）。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互联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残障人士融入社会，但却也可能进一步导致更深的残障数码排斥（Adam & Kreps，2009；Ellcessor，2016），而这最终都指向了新技术环境下，残障者依然存在的以及将面临的新的脆弱不安境况。

（二）脆弱不安的生命

“脆弱不安”（precarity）概念已经被学界广泛应用于各学科并日渐展现出其解释力（Berlant，2011；Casas-Cortés，2014；Standing，2011），但是这一概念本身并没有广泛接受的或者特别严格的定义。在本研究中，“脆弱不安”指涉我们在金融、工作、生活、生命乃至存在层面已经面临和经历的，或者正在趋向的种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它不仅指向不同场景下各种物质的、具体的、身体的和心理的脆弱和不安，也指向生活的不安情感氛围和时代的脆弱生命境况。

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脆弱不安”并不仅表现在工作条件下经历的种种“物质和具体”的现实（Arvidsson，Malossi & Naro，2010：297），同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情感氛围”，甚至是我们“关于生命不可预见性的存在性真理”（Berlant，2011：192）。在这个意义上讲，“脆弱不安”已经影响我们“生活的所有面向”（Lodovici & Semenza，2012：14），并成为当下我们一种结构性条件甚至是本体性境况，表征我们这个时代“不稳定生活”的本体论地位（Butler，2004：XVII）。

因此，有学者认为，应该立足于我们的时代，比如，后福特时代、数字时代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等更宏大的时代视野，观照“脆弱不安”的生命意义（Han，2018；Hardt & Negri，2000）。这是因为，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已经导致了随处可见、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不平等和不稳定等，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生活和生命体验（Butler，2004；Casas-Cortés，2014；Kalleberg，2009）。正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2015：201）所说：“在当前被迫移民和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条件下，大量人口没有安全的未来感，没有持续的政治归属感；生存于一种破损的生活感是新自由主义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实际上，作为一种生命政治的治理模式，新自由主义将个人和人口的能力和潜力转变为统治者可以利用和管理的生命资源，必然产生持续不断的“脆弱不安”状况，而且不断地将这种“脆弱不安”进行合理化并将其内化为新的治理规范（Ong，2006）；在这个意义上，“脆弱不安”使新自由主义的实现真正成为可能（Lorey，2015）。

（三）脆弱不安的残障者

如果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都置身于“脆弱不安”的笼罩之下的话，那残障者因为种种障碍则无疑置身于更深重的“脆弱不安”阴影之下。比如，有学者从认同与专业化的角度，指出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为残障者营造“弹性”工作以融合更多残障工作的体制，实际上造成了更多的障碍并更深层次地排斥了残障者，并进一步深化了他们在工作场所的脆弱不安，因此，反而要为残障者重新树立专业精神和职业理想，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的被污名化和脆弱不安感，重塑他们的职业认同和自我认同，才可能最终促成真正的平等和融合（Moeller，2019）。

尽管既往研究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观察视角和研究参考，但相对于残障者所处的脆弱不安的境况，这样少量的有价值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而在相对匮乏的现有研究中，针对中国8500万残障者脆弱不安境况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随着中国信息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一方面是在政策助力下，互联网确实展现出其“技术的应许”，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残障者的网络化生活和工作；另一方面是在网络化生活和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浮现出种种问题，特别是残障者在互联网工作实践中所面临的种种脆弱不安的问题。这种技术的应许与残障者的脆弱不安的内在张力将在下文的实证研究中展开分析。

三

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案例研究的研究设计，将“互帮网”这一“中国最大的残疾人网络工作平台”作为具体案例，这也是笔者过去三年多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的与互联网工作紧密相关的残障网络工作平台。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在前期虚拟民族志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了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笔者自2017年10月进入数码残障研究领域以来，便开始广泛观察大量残障相关的网络平台，逐渐聚焦到“互帮网”这一残障互联网工作平台，并在与网站及其公司创始人袁先生联系沟通后，开始在该平台进行日常化的虚拟民族志式观察，记录田野笔记。这种田野调查使笔者对残障互联网工作这一业态有较为完整和真实的把握，特别是为笔者考察“互帮网”这一具体案例提供直接的和生动的一手资料，同时也使笔者得以接触和联系到众多残障工作者并取得他们的许可和信任以实现后续的深度访谈。

本研究前后吸纳了82位残障人士参与到研究之中，访谈均通过电话访谈形式进行，每个访谈大致持续一到两个小时。因为基于“互帮网”实现工作的受访者实际分布于全国各地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再加上大部分久居家中，给线下面对面深度访谈造成极大困难，这也是残障研究领域较难吸纳足够多的残障者参与到研究中的一个现实原因。

四

研究语境和案例背景

在进入实证研究之前，有必要交待一下研究语境。如文献综述讨论的，脆弱不安境况是与新自由主义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的，而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见证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市场等领域的迅速扩张（Harvey，2007）。国家也在“自我企业化”治理理性推动下（McNay，2009：661），说服和动员个体自给自足，积极塑造“自我负责，自我企业化，自我治理的主体”，从而实现其“保持距离的治理”（governing at a distance），或者说实现了国家“在远处的治理”（Zhang & Ong，2008：3）。

这一套治理术也被延展到残障治理领域，因为我国残障治理主要也是沿用“靠自己”的治理话语，特别是使用“战胜不幸/悲剧”（triumph over tragedy）的励志话语（Dauncey，2012），如自助、自立、自强、励志、自食其力、身残志坚、正能量等等，激励残障者更多地依靠自己或者依靠家庭，而不是依靠政府和国家，从而实现其在远处保持距离的治理（Lin et al.，2018；Lin et al.，2019）。

在这一残障治理脉络下，本研究考察的具体案例“互帮网”，正好指向了“在远处的治理”模式下残障者“自助”与“互助”的内在要求。“互帮网”提供的主要工作分类包括网络营销、微博传播、网店专区、文字整理、网站社区、方案写作、祝福问候和其他工作等八大分类。每一大分类下又再细分出几个甚至十几个小分类，比如文字整理细分了录音整理、视频整理、字幕整理、图文整理、表格整理、数据录入等，网络营销则细分了十三个小分类之多。

五

技术的应许：个人价值与社会关系

尽管互联网作为“技术的应许”给残障者的社会融合带来机会和希望，但既往研究主要侧重于这些技术带来的信息可及性（accessibility），以及基于信息可及性而带来的健康状况改善与生活质量提高（Adam & Kreps，2009；Ellcessor，2016）。而在我国语境下，特别是在“保持距离的治理”的残障治理模式下，许多残障者的生存和生活主要还是“靠自己”，所以，借助互联网寻求就业机会以增加收入成为了特定语境下“技术应许”的首要之义。不过，尽管就业收入有其物质意义上的重要性，但这种实际收入对大部分残障者而言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价值与社会关系。

（一）发现个人价值：“让自己有一点点价值感”

工作就业一直被认为是残障者社会融合的重要标志之一（Barnes，1999；Oliver & Barnes，2012），因为它“代表着你能做些事情：你是有能力的。工作就是赋能。”（Bates，Goodley & Runswick-Cole，2017：172）。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工作”和“赚钱”对残障者而言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判断一个人成熟与自立的重要标准（Pearson，Wong & Pierini，2002）。这也是袁先生当初创立“互帮网”的初衷：“你们（健全人）对我们残疾人的状况并不太了解。残疾人比你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能找到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几乎是很难很难，有的人可能终生都找不到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在访谈中能够深刻地体会到，即现实中我国残障者的工作就业往往面临一系列的就业排斥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是农村，我在农村这边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说适合我们残疾人的工作，没有什么的。现在正常人找一份稳定工作也不容易，我们残疾人更是现实挺残酷的我感觉。（受访者C）

我是2015年12月的时候大专毕业的，然后就出去找很多工作，就是残疾人的岗位，然后去面试，但是人家就是觉得我自己的这个腿走路不方便，可能对于上班起来就是有一些不方便，就是这样拒绝了。（受访者G）

这时候，以“互帮网”为代表的互联网工作模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质性地起到了技术赋能的作用。特别是相较家庭手工等传统残障就业模式，互联网工作形式对身体要求等没有那么高，对身体的损耗也相对不会太大，是许多残障者可能胜任的，而且收入还可能相对更高一点。如受访者们所反应的：

之前找工作真是一头雾水，觉得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找工作比较困难，比较麻烦。但是接触到互帮网之后，就没有这种想法了。就是感觉我可以胜任，让自己充满自信，有信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没有局限性。它就是在电脑前工作嘛，不像现实生活中，必须站着工作等硬性要求，身体的要求嘛。（受访者H）

以前就做手工活编织那种。我的头就是一直在低着，低着的话就容易得颈椎病，我的头就是颈椎病了。一抬头就疼，现在腰也是，腰也比较疼，累伤了好几个地方，你看这颈椎，还有胳膊，还有腰，就是干手工活时累出来的毛病。现在改做电访了就好些了，收入也相对高了许多。（受访者I）

互联网工作实践的技术应许在“工作”和“赚钱”方面固然重要，但这种重要性并不完全直接反映在实质性地提升残障者收入上，而是以其为基础和象征，在更抽象的安全感、意义感、自我认同、自我价值等层面产生更深刻的影响。换言之，互联网工作实践的技术应许意义并不是“赚钱”那么简单，有时候甚至只是让自己有事可做不至于胡思乱想：

虽然说是挣点钱，但是挣钱的目的是什么呢？只是体现自我的一个价值，还有就是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不要让自己一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我们在工作的话就不会去乱想一些什么东西。（会乱想什么呢？）真的会的，真的会的。就是会想自己生活又比不上别人，自己很自卑。（受访者J）

这种“胡思乱想”与“自卑”，实际指向的是残障者特殊的心理创伤和自我排斥（Duckworth & Iezzi，2010；Vash & Crewe，2003），这愈发突显互联网工作实践作为一种技术应许的特殊意义，即其让残障者在意义感和安全感的寻觅中找到自我的价值感，甚至是残障者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而尊严是超越一切货币价值与等价物的内在价值或者绝对价值：

多少能够赚一些，就可以了，觉得自己有用处了，不是废人就行了。残疾不等于残废。因为现在找到自信点了，找到网络的一个工作，影响到思想上了。（受访者C）

多少能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觉得自己也算有点用吧，不是个废物了，给家里可以减点负担。以前觉得自己是废物哦，什么都做不了。（受访者K）

哪怕是收入少一点，但是自己有一点点事情做，让自己有一点点价值感。（受访者G）

这是美好的，我从这个做网络工作让自己有生活的意义，能够做到有付出，能够靠付出收获，感觉到自己有点成就感，就这样，心中还有喜悦感的。（受访者A）

残障者互联网工作的这种自我价值实践表明，互联网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并不能简单机械地化约为传统劳动价值所衡量的金钱与物质报酬。这种意义并不以客观金钱和物质为目的、导向或者标准，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自我价值化（selfvalorization）。

（二）建立社会关系：“我能够通过网络变得不再孤单”

除了上述的自我价值感与尊严感，互联网工作实践的意义还在于通过互联网渠道以及工作参与，许多原本几乎“与世隔绝”的残障者，开始与外界接触和联接起来。既往研究指出，残障者往往面临社会冷漠、隔离、歧视、污名、孤独等一系列社会排斥问题，而互联网作为一种数码融合的渠道，能有效地帮助残障者抵抗这种社会排斥并争夺一定的社会融合（Söderstroöm，2009）。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地区，由于无障碍设施还不是特别完善，有的肢体残障的受访者甚至表示已经几年没出过门了。因此，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工作实践模式不仅是给予他们“工作”和“赚钱”的机会以及由此而获得的“一点点价值感”，还让他们得以与外界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开拓眼界，增长知识：

在互帮网工作以后，对我的眼界，还有知识层面影响都很大。所以工作以后对我最大的那个改变不是挣了多少钱，是把我的一些眼界都给拓宽了。（受访者M）

因为有朋友结婚了，就很少来往了。他们顾自己的工作，没有太多时间，就不再来往了。感觉我开始在互帮网工作之后才开始恢复与外界的联系。（受访者N）

我能够通过网络变得不再孤单，认识咱互帮网这些好朋友们，大家能够一起学习交流，毕竟同病相怜。我们不忙的时候就聊聊天，聊聊自己的情况，成为好朋友。（受访者I）

基于这种互联网工作实践及其可能的数码融合，残障工作者还能逐渐在现实生活世界之外，与“互帮网”的其他“同事”通过QQ群和微信群等，慢慢形成一种网络社群，某种程度的共同体，而这是残障研究一直提倡的一种社会融合的可能（Goggin & Newell，2003）。而在我国情境下，这种网络社群还被营造出某种“家庭”氛围。在访谈中，受访者并不称呼袁先生为老板，而是称呼其为“老大”“袁老大”“老大哥”，一种在中国情境下类家庭化的一种亲昵称呼。上述受访者C先生甚至觉得这种虚拟“家庭”更可靠，因为他车祸残障之后，他的妻子就跟他离婚残障者的互联网工作实践了，“就应了那句话嘛，就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受访者C）”，最终反而是互帮网这个集体因为大家“同病相怜”对他不离不弃，鼓励他积极面对现实生存下去。这种共同体或许是想象的，是虚拟的，但其意义似乎却是实实在在的，对残障者的影响也是现实的，真实的。

六

不安的生命：情感压力与忍耐主体

尽管互联网工作实践在实质性的“工作”和“赚钱”基础上，还带来了个人价值与社会关系层面更深刻的正面影响，但是也曝露出技术应许背后固有的脆弱不安问题。

（一）承受情感压力：“他骂完痛快了就会挂电话，我就听着”

既往研究指出，残障者在现实世界中更容易遭受歧视和污名问题，而网络的匿名性作为“技术应许”的一种可能，能够有效地回避这一问题，更有利于尊重残障者的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Seymour & Lupton，2004；Thoreau，2006）。但是在互联网工作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这种技术应许实际名存实亡，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语言暴力问题，使残障工作者承受很大的情感压力。

很多受访者有过做电访的经历，他们走出自己原来与世隔绝的“小世界”接触陌生人进行电访，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几乎所有从事过这个工作的受访者都表示一开始是很紧张很大压力的，慢慢克服之后，却又是漫长的情感压力。如前文所述，残障者实际还面临着特殊的社会排斥、心理创伤和自我排斥问题，因此当他们面对着比普通情感劳动者更为直接、赤裸、严重的语言暴力时，其情感压力也较其他情感劳动者更甚，而且也可能反过来再作用于其心理创伤、自我排斥与社会排斥：

遇到没有素质的话，上来就骂人的那种，我当时不可以反映出来，我们都是经过培训的，不能正面冲突的，只能等他那边挂电话，他骂完痛快了就会挂电话，我就听着，就听着，但是挂了电话之后肯定会不开心的。（受访者K）

有时候就是人家一接起来就开始骂了。人家压根就把你当骗子，不听你解释，或者你再怎么解释，人家也不相信你。所以我们经常被骂，有时候被骂哭的都有。但还是坚持下去，因为内心有一个信念就是说，下一个电话会是好人了。（受访者L）

有时候一天下来一个成功的都没有，结果打得心灰意冷的。还经常被骂，因为人家不相信你，就把你当骗子了，就直接说你是骗子了，然后骂你，骂你娘骂你妈什么的。但是因为没有第二条路，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做，所以就一直在坚持。（受访者O）

如果说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等是脆弱不安时代的一种系统性特征（Berlant，2011；Butler，2004，2015），这种“没有第二条路”的特殊社会排斥现实下别无选择的“坚持”，便是一种更深刻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即一种“别无选择的确定性”，建立在残障工作者更严重的情感压力基础之上。而且，尽管有互帮网的网络社群的情感支持，但这始终是一个非现实社会的社群，特别是当残障者面对这种情感压力的时候，往往只能在现实生活中独自面对独自承受：

在网络平台这样工作，有种我是机器的感觉。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没有在面前这样，就是有种电脑关了，就什么都看不到了的感觉。（受访者P）

在这里，“有种我是机器的感觉”的残障劳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非人性的，只是处于积极生活底端的劳动而非积极的制作，注定是一项独立完成的、永无休止的、重复的活动；尽管有网络社群，但电脑关了就什么都没了，只能孤独面对一切情感压力。换言之，“脆弱不安”不仅指涉现实生活特别是工作场景中物质性的脆弱不安，也指涉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抽象性的脆弱不安，乃至指涉残障者生命存在层面所必然面对的本质性的脆弱不安。

（二）生成忍耐主体：“能忍耐是我们的一种比较性优势”

如文献综述所讨论到，脆弱不安是与新自由主义如影随形的，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日常体验与直观显现。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生产模式特别是其更具体的数字经济模式，倾向于提供更间歇性的、不定期的、非正式的新经济新工作，随之而来的便是更没有安全感的、不固定的、临时的、短期的、自雇佣式的、项目制的、低收入的种种脆弱不安感（Gill & Pratt，2008；McRobbie，2016）。在本研究中，则更具体表现为，原本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的残障者，也一并被吸纳到新兴的互联网经济之中，与其他就业者一同竞争以“养活自己”；一样的无固定收入、项目导向、按件计酬：

它不是说普通的按月发工资，它是按件计酬，就是说你打得多，你的收入就多。大家都是身体不太方便，在家里没什么事，所以都是从早到晚地干，只要他有项目。但也不是会一直都有项目，一半一半吧，可能干半个月停半个月那样，没项目的话就完全没收入，有项目的时候就会非常忙。像我就从早上九点准时开始，一直到晚上八点结束，中间吃一个小时的饭，其他时间都会给它打电话。我之前做那个快递录入，不停地打电脑。最近一个月因为有两个固定项目，所以这个月能有一千块钱，还可以的。就是刚好，自己赚钱自己花了，吃饭，穿衣服，刚好就能维持自己的开销，不用给家里增加负担，不用问别人要，自己就可以养自己。（受访者K）

这样拼尽全力而又仅仅“自己可以养自己”，再次印证了这种网络劳动并不是生产共享实在的积极性制作，而是以维持生命为目标的劳动；而疼痛随之成为这种劳动的必然体验。而当残障工作者驯服的身体还因为残障以及因为工作而带来的额外疼痛时，其“疼痛的身体”（painful bodies）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和“坚持”，成为一种“忍痛的身体”（suffering bodies），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这种“忍耐”逐渐内化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之中：

我只有两个胳膊两个手能动，所以下半身到胸部以下都没有知觉，我完全无法控制，如果用手撑的话我没办法长时间地撑，我连一分钟两分钟这样都坚持不了，因为胳膊会受不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两个胳膊上，撑不了多长时间。有时候就是实在是酸，特别酸，就是腰特别疼的时候，也还是会坚持去撑一下（做电访）。（受访者M）

我是高位截瘫，而且有严重的脊柱侧弯跟那个驼背，但做电访的话却不能躺着，得坐着，因为你躺着说话的气息跟你坐着说话完全不一样。坐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行，但是尤其是夏天，坐的时间长了以后，关节或者屁股上就会有一些褥疮。你不知道，一旦得了褥疮的话，你怎么样都不行，你就必须趴床上一动不动，你可能就是你趴床上刚把屁股上的褥疮养好了，可能你膝盖关节，包括脚关节那块又磨烂了，挺抓狂的。反正挺痛苦的，当时觉得。（受访者Q）

由此可见，残障工作者忍耐的不仅仅是额外的疼痛，还有工作中产生的新的疼痛与疾病，更有对新的疾病甚至是死亡的恐惧；这或许便是真正的“噩梦般的剥夺和伤害”（Muehlebach，2003：298）。而他们能做的，只能是在这种不断驯服与忍耐的身体顺从（subjection）中，生成一种忍耐的主体性（subjectivity），甚至挣扎着将这种忍耐转变成为自己能在互联网工作实践中生存下去的“比较性优势”：

残疾人最能坚持。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我来说，从小就是残疾嘛，那么这个痛苦是每天都会存在的，比如说因为你残疾了以后，在非自然状态下行走，你走一步它都会疼的，它跟那个躺在床上褥疮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躺在床上得了这个褥疮，你是无法体会得褥疮的人的痛苦的。它的疼痛是无时无刻都在的，稍微挪动一下身体它都会在，因为它都是脓，那个肉在外面，所以这种痛苦可能常人无法理解，但是残疾人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他们知道坚持。那能怎么办？你只有坚持对吧。所以对残疾人来说的话，就是大脑正常的残疾人来说的话，普遍意识也会高于常人，他的耐受能力会高于常人，对，高于常人。能忍耐是我们的一种比较性优势。（受访者袁先生）

七

结语

本研究以我国残障者的互联网工作实践为研究焦点，立足于残障者的主观体验和主体地位，除了考察互联网技术给予残障者的应许，更是希望在乐观的期许背后，去确切聆听和洞察残障者接受技术赋能的同时又面临怎样脆弱不安的境况。研究发现，理解和阐释我国残障者的互联网工作实践，首先，需要将其放置于国家对残障者特殊的“在远处的治理”脉络下去理解，即在以“靠自己”的“自助”和“互帮网”的“互助”为主的残障治理模式下去思考技术应许与脆弱生命的张力关系；其次，需要基于对残障者在地化实践的考察，从“工作”与“赚钱”的物质层面和“价值”与“关系”的意义层面，理解技术应许对我国残障者特殊的深层意义；最后，需要在“脆弱不安”的普遍共性问题之上，从“情感压力”和“忍耐主体”的精神层面，理解残障工作者特殊的生命体验和主体生成。

这一系列研究发现也带给我们一系列现实思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互联网经济，实际是给国家的远距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和场景，特别是激活了新的市场力量使其提供残障者“自助”和“互助”的新模式，从而保证了国家在新技术浪潮和新经济形势下继续保持甚至精进其“保持距离的治理”（Zhang & Ong，2008：3）。但是，在新时代大背景下特别是在新技术新经济场景下，这一治理模式可能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让我们反思一系列现实问题：首先，国家是否要继续在远处保持距离，甚至是利用新技术和市场力量而退到更远的距离？还是要积极介入技术与市场而直达残障者脆弱不安的生命？其次，在这一特殊的残障治理模式下，工作收入始终是残障者首先追求的，也是残障者个人价值的基本前提，那么如何激活科技向善的技术力量和市场力量以不断提升残障者的就业收入和个人价值？国家、技术、市场和社会等在其中又分别要扮演什么角色？最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该如何避免对残障工作者的伤害？

这一系列现实问题，最终回到一个基本问题：从技术的应许出发，我们该如何回到脆弱不安的生命，审视我们自己？这给我们一个机会超越技术与残障的具体现象讨论，在更普遍意义上去思考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实际上，如果从技术哲学角度来看，人在存在论意义上便具有缺陷性，这也决定了人对技术的代具性依赖（Stiegler，1998）。在这个意义上，缺陷与障碍并不局限于残障者，而是我们每个人存在论意义上的共同问题；脆弱不安的生命更不局限于残障者，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结构性条件和本体性境况（Butler，2004）。因此，本研究只是一个非常初始的尝试，邀请残障者参与到研究中来，让学者听到他们的声音，并在他们的声音中依稀听到关于技术应许与不安生命的相关问题，但是，对残障者乃至我们自身本体论和存在论意义上的脆弱不安尚未完全触及，这是未来研究需要聚焦突破的。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8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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