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架山潮州窑 千年陶瓷史与海上贸易史的见证者

国学大师饶宗颐题字“笔架山潮州窑遗址”。肖燕菁 摄

笔架山潮州窑产出的青白釉瓜棱盘口瓶，此瓶类在东南亚大量出现。

笔架山潮州窑产出的鱼形壶。

笔架山潮州窑产出的青白釉麻姑进酒壶。

笔架山潮州窑产出的酱褐釉小狗。

日前，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公布“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该名单包括150处大遗址，其中广东有石峡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大鹏所城及笔架山潮州窑遗址。

何为大遗址？《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中明确，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

笔架山潮州窑何以成为大遗址？它又是怎样被发掘的？在潮州历史上，陶瓷与海洋是两个绕不开的关键词，而笔架山潮州窑的背后是潮州悠久的陶瓷史与海上贸易史。

采写：肖燕菁 策划：达海军

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韩水之东的百窑村

1922年10月，潮州处于军阀混战之中。军队在潮州城西的云梯村挖战壕时挖出一个小石室，石室中藏着四尊青花白瓷佛像和一个雕满莲花花瓣的瓷香炉。

佛像头戴发髻，髻前饰一粒白色明珠。面部庄严静穆，有须，两耳垂直。身着袈裟，右手抬在胸前，趺坐于须弥座上。髻、眉、须绘褐彩。须弥座束腰部分刻铭：“潮州水东中窑甲女弟子陈十五娘同男刘育发心塑造释迦牟尼佛散施永充供养，奉为刘弟七郎早超生界，延愿合家男女保平安。熙宁二年己酉正月十八日题。匠人周明。”

该佛像明确年代为北宋，但潮州水东的瓷窑是否就是潮州韩江东岸的笔架山窑？疑问尚未解答，这一系列出土的瓷器被军阀转卖于私家收藏。

1940年，西方人麦康（Malcolm F·Ferly)在福建、广东做了考古调查后在《亚细亚杂志》上发表《中国古代窑址（anancientchinesekilin-site)》一文，提到笔架山的窑废弃的瓷片，分布在1—1.5英里、宽0.25英里的地域内，河边含有瓷片的积土层高达10—15英尺，这是他在中国所见过的最大的一处古代窑址。1953年至1954年，笔架山麓的韩山师范学院要扩建校舍，发现4座龙窑。1954年的《文物参考资料》报道：“由笔架山东南山脚，至西北涸溪塔山脚，约四五公里均为窑址，并在笔架山东约一公里多之窑址地区，发现砖砌窑口一个，宽约1.50公尺，砖破火烧，变成红褐色，内部砖满粘褐色釉。又在笔架山拾回各种瓷片。此古窑址之正式发现，在目前乃为首次。”

随后，国学大师饶宗颐关注到这一现象，发表《潮瓷说略》，大胆推断潮州云梯出土的瓷器产地“潮州水东中窑”即为笔架山窑。1958年，笔架山潮州窑的考古工作正式开始，陆续发掘出6座窑址。1980年，广东省博物馆和潮州市文化局配合韩山师范学院的理化楼的基建，在笔架山中部的虎头山清理出7号、8号、9号窑址，发掘出一座带有铭文的佛像座，上有“纪年治平三年”“匠人周明”“潮州水东中窑甲”的信息。这一佛像座的出土证实了饶宗颐的推断。

几次考古发现明确笔架山潮州窑的年代为北宋。至今为止，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发掘整理出12座斜坡式龙窑，产出的陶瓷数量以万计。韩江东岸笔架山南北长约2公里，在沿江的西麓，北起虎山，南至印山，窑址鳞次栉比。在民间，笔架山山脚沿江一带的村落被称作“百窑村”，虽有可能为“白窑村”的误称，但也可印证窑址密集的实况。

建造瓷窑需要怎样的条件？一为优质瓷土，二为燃料，三为港口。据李炳炎《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一书，笔架山山后东南面的水缸山和距离笔架山北端约1.5公里的飞天燕矿有大量瓷土，有效节省陶瓷烧制成本。另笔架山周边草木茂盛，古代龙窑为柴烧窑，笔架山可大量砍伐柴草取用；临近韩江更是为笔架山潮州窑陶瓷的水上运输提供极大便利。《中国潮州窑》《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作者、潮州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馆长李炳炎感慨于古人的智慧：“从韩江逆流而上，笔架山周边是最先出现的有瓷土集中的地方。”

《笔架山潮州窑遗址保护规划（2016—2025）》认为，笔架山潮州窑的科学选址综合考虑了制瓷原料获取、窑场生产需求、成品输出交通等系列因素，反映了北宋时期潮州的制瓷产业已经有了系统布局，对我国陶瓷窑址的选址及布局思想和建造技术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率先采用阶级窑，年产量以百万计

唐末至五代，北方移民一批批南下至潮州，带来先进技艺。从唐代的北关窑到宋代的笔架山窑，从陶瓷可见潮州发展史。

粤东考古中心主任黄舒泓在《唐代潮州北关窑上埠窑址调查述略》一文中介绍，唐代潮州城郊的窑场遍布南北郊，从北堤头至上埠的北关窑场就有唐代古窑20多座，南郊尚未列入，可知唐代潮州城郊韩江西岸窑业的发达。其生产的青釉瓷，是潮州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窑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进步。潮州作为广东陶瓷的重要产区，于四郊一带窑具、瓷片分布，从民房用废匣钵和瓷片作建筑材料，可见陶瓷生产规模之一斑。

至北宋，陶瓷烧制技艺继续发展，龙窑取代馒头窑散布在南方的大小山头。笔架山潮州窑目前清理发掘的瓷窑均为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依山势而建，长度多在30米左右，其中最长的10号窑残长79.5米。

广东目前露出地面的北宋龙窑已有上百座，分布在潮州、阳江、广州、佛山等地，同样以龙窑和阶级窑烧瓷为主。但笔架山潮州窑绵延数公里，窑址分布如此集中，且有残长达79.5米的龙窑发现，这在省内乃至国内皆为罕见。

黄舒泓表示，在广东的考古发现中，笔架山潮州窑与广州西村窑、雷州窑并称广东宋代三大窑址，在广东宋代瓷业生产达到具备标志性意义的发展水平。

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宋义青在《宋代潮州陶瓷生产及外销综述》一文中写道，有专家估算，以笔架山1号窑属中小型为例，窑床实长24.71米，宽2.85米，一次可装烧中型碗70092—78540只，除误差和废品以七折计，总数当在49064—54978只之间。一年装烧四次，年产量可达20万只左右。像十号窑那样的大型窑，其年产当超过50万只。广东考古专家曾广亿认为，北宋时期潮州笔架山窑场每年出产的瓷器，其总数约数以百万计。

笔架山潮州窑的兴盛并非个例，中古陶瓷烧造在唐代已然成规模，至宋达到大规模盛烧时期，全国各地官窑林立，民窑四起，瓷艺荟萃。有汝、官、哥、均、定五大名窑，成就宋瓷审美与技术的高峰，亦有大量生产日用瓷的窑场让陶瓷走入寻常百姓家。

陶瓷规模化生产的背后是窑烧技术的升级。在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发现的4号窑为阶级窑，坐东向西，残长31.76米，分7段。阶级窑是龙窑经历单室龙窑、分室龙窑后的进阶成果。阶级窑从分室龙窑发展而来，特点是升降温时间较长，保温时间容易控制，能充分利用窑温，比龙窑节约燃料，又能烧成还原气氛。所烧产品极少发黄，且匣钵损耗较少，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曾广亿表示，此前，景德镇陶瓷研究所认为，明代以后，福建德化地区的龙窑开始逐渐发展成为阶级窑。从笔架山潮州窑来看，早在北宋时期，潮州已使用阶级窑。

在如今的笔架山潮州窑遗址仍可拾得部分陶瓷残片，釉色晶莹，白中泛青，这是笔架山潮州窑瓷器的重要特色。笔架山潮州窑产出的瓷器产品形式多样，器型出现20多种，釉色以青白釉为主；装饰以刻划花占大量，雕刻、镂孔次之。

笔架山潮州窑瓷器的外销

在日本的博多港、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武丹口的沉船、吕宋岛八打雁、巴拉望岛沉船；马来西亚砂捞越山都望、马六甲雕门岛、西村勿里洞沉船，皆有发现来自笔架山潮州窑的瓷器，其中大量出现仿制伊斯兰玻璃瓶的小口旋纹瓷瓶。

潮州博物馆馆藏的这一青白釉瓜棱盘口瓶出土自笔架山潮州窑遗址，盘口而口小，瓶颈刻划旋弦纹，腹部压印瓜棱纹成丰满瓜形，器型为适应外销需要而仿制伊斯兰玻璃瓶。黄舒泓介绍：“可能用于承装蔷薇水或东南亚当地住民日常装水常用社会用具。将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就地出土的标本与东南亚出土、出水的文物比对，可以确定它们来自笔架山潮州窑。”

北京大学博士、考古学者刘未在《北宋海外贸易陶瓷之考察》中写道，北宋早中期，贸易陶瓷在五代宋初基础上渐进发展，越窑青釉瓷和景德镇窑青白釉瓷构成了稳定组合。北宋中期晚段是贸易陶瓷的转变期，闽广地区以外销为主的窑场迅速兴起并占据了海外市场的主体。其中广州、潮州、泉州窑场主要面向东南亚及西印度洋地区，福州窑场主要面向日本。北宋末期，闽南、广西窑场青白釉瓷繁盛，龙泉窑青釉瓷崛起，潮州、漳州产品亦见于日本。

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市博多港为东亚海域一个主要贸易港口，其发掘遗址属于消费地考古遗址。从日本亚洲水下考古学研究所田中克子《日本福冈市博多遗址群出土的潮州窑产品与外销》一文可知：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中期以白瓷为主，其中广东产品绝大多数是潮州窑产品。从田中克子一文统计：博多遗址第56次调查，从灰坑出土瓷器约460件白瓷，其中潮州窑占105件，属于11世纪后半期；第79次调查，出土340件瓷器，潮州窑占64件，属于12世纪后半期，从此可见笔架山窑的外销量。

形态各异的西洋小狗、佛教徒饮水和净手用具军持壶、造型独特的鱼形壶……这些从潮州笔架山窑出土的外销瓷并未走进潮州百姓的生活，而是装载上船，随后送往消费地。

来自笔架山潮州窑的瓷器是如何运出的？韩山师范学院教授黄挺认为，宋代潮州海上交通与当时中国海外交通贸易路线一样，有南北两条航线。北上航线，沿海路趁着西南季风，经台湾、琉球、江南、山东，可至朝鲜半岛、日本，这条航路至迟在唐代已经贯通。宋代潮州往南方航线可到达东南亚，借助东北季风，潮州循海路再到安南，进而到中南半岛、南洋群岛。

南宋初年，诗人杨万里任职广东提点刑狱公事。淳熙八年(1181年)，杨万里率兵征岭东，从梅州过揭阳到潮州写下《过金沙洋望小海》：“海神无处显神通，放出一斑夸客子。须臾满眼胡贾船，万顷一碧波黏天。恰似钱塘江上望，只无两点海门山。我行但作游山看，减却客愁九分半。”杨万里记录下了海面上停靠的外国商船，从诗中可推出“金沙洋”为重要港口。黄挺推断，金沙洋应该在今天潮安彩塘、庵埠之间，靠近桑浦山一侧。古彩塘溪形成于唐代，“上达潮州，下通大海，具舟楫之便，而无大洪水之虞”，理想的航道，在北宋时期是韩江重要运输通道，直到南宋以后修筑南堤，束水归槽，才湮废了。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生产基地

2018年4月，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由广州市、宁波市、南京市共同发起，24个城市共同签署了《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章程》，成立了“海丝申遗城市联盟”，截至目前已有26个城市加入。广东有广州、潮州、汕头、江门、阳江、湛江、惠州7个城市加入“海丝申遗城市联盟”。

李炳炎表示，笔架山宋窑是我国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瓷器外销的重要生产基地，产出瓷器是潮州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转发港的主打商品。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重要节点，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9世纪中后期，人们借助季风与洋流等自然条件，利用传统航海技术沟通世界中低纬度主要海域及沿海地带，构建起全球性商贸、文化、技术、人员交流网络，这就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古代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出发，与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各国之间开展了日益频繁的经济物品贸易、技术工艺传播、人员和平往来和文明交流互鉴。

陶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大宗货物，中国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国家，亦是陶瓷运输的中心。陶瓷作为当时的高科技产品、商贸品、艺术品，承载着中国的文化、科技与审美，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者。

笔架山潮州窑出土有一鱼形壶，喇叭口，卷唇，颈较短，扁圆鱼形身；鱼身模印出鱼嘴、鱼牙、鱼眼等细部。这一极具特色的鱼形壶引起人们的注意——上面的鱼是什么鱼？有说法认为，该鱼形壶由唐代鲤鱼壶发展而来，亦有说法认为是来自古印度的古老装饰纹饰摩羯鱼。

在《宋代潮州笔架山窑鱼形壶造型源流考》一文中，郑经宾认为，宋代笔架山窑鱼形壶造型应该是当时的潮州窑匠师在模仿其他著名窑口产品的过程中，将鲤鱼、摩羯鱼、鲷鱼的特征逐渐融为一体并最终完成本土化的一种艺术再创造。这种造型既借鉴了唐、五代时期鲤鱼形双鱼壶那种鱼嘴朝上、鱼尾朝下的形制，又借鉴了唐代摩羯形双鱼壶头部的部分特征。同时，明显扁平的壶身、椭圆的体型与中国东南近海海域的鲷科鱼类十分相似，这显然是当时工匠受到当地食用海鱼(尤其是鲷鱼)民俗的影响。

郑经宾认为，这是笔架山鱼形壶造型不断本土化“潮化”的一种历史嬗变的佐证。故要探讨笔架山窑鱼形壶的造型，不宜简单地将它归结为“鲤鱼壶”或者“摩羯壶”，而应以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其造型成因。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潮州积极地与世界互动，输出产品，交互文化。但笔架山潮州窑的旺盛窑火仿佛在南宋戛然而止——12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海外报道出土广东瓷器的遗址大大减少，代之而起的是以福建、浙江和江西瓷器组合为主的遗址。笔架山潮州窑从考古断代来看也多认为止步于宋。

为什么笔架山潮州窑转向衰弱？饶宗颐认为或因“元兵来潮，韩山前后，颇遭蹂躏，居民星散落”，也有学者认为是宋元时期泉州港兴起，导致广州港衰败。学者黄慧怡认为，南宋时期政权南移，杭州与泉州地理位置较广州接近，泉州又处于宋室版图沿海的中心点，运输物资到京师与沟通各地的商品交换都更为方便。另外，南宋晚期，宋室起用原在广州居住的蕃商蒲寿庚，任泉州提举市舶一职多年，影响阿拉伯人大量从广州迁移到泉州，他们不少是财力丰裕的富商，更多的资金逐渐流入以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同期福建迎来商品经济发展重要阶段，大大推动了依靠外销瓷器生存的福建地区制瓷业。

如今的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尚未开放，哪怕笔架山麓有韩文公祠和韩山师范学院，游人与学子往来，许多人也并不了解笔架山潮州窑遗址的位置。

《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中提到，大遗址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种规模较大、价值重大、影响力较大、保护意义重大的古文化遗址。大遗址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如今，笔架山潮州窑的考古工作仍未完成。黄舒泓在1986年参与了笔架山潮州窑10号窑的发掘过程，抢救当时火膛已被损毁的龙窑，爬到周边的居民楼顶拍下照片。“龙窑不是孤立存在的。现代的工厂需要工人宿舍、设计场所、材料车间，当时也需要，瓷土来了之后也不是马上进窑，需要碾碎淘洗，这些场所在哪里？这都是我们未来需要解答的。总之，还是要让考古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