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将海关交由洋人管理，是丧权辱国还是明智之举？

1909年11月，行将就木的满清派遣海军大臣出访德国。在柏林，载洵一行受到德国的高规格的接待，原因很多朋友可能想不到：德国的财神爷来了。

三个多月前，载洵在就职海军大臣时提出了重振大清海军计划，准备在未来七年内，添置8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此次出访德国就是他考察供应商，准备下订单的，德国人怎么可能怠慢？

（走出柏林凯宾斯基酒店的载洵）

一年后又有一条消息让清政府登上了世界各国新闻的头条，为了实施新政蜻蜓计划在北京贡院的旧址上兴建国会大厦。设计上参考了德国国会大厦，但体量却是德国国会大厦的两倍，而且电梯、电报、电话、暖气等一应俱全。

这个时候满清还背负着巨额赔款— 庚子赔款，连本带息9.7亿两白银。从1902年开始，各项赔款和外债满清每年就需付出4700万两白银。

满清巅峰的康乾时期，朝廷年入最高也就四千多万两白银。那么理应像明朝一样财政破产的满清，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土豪了呢？

因为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意外地捡到一棵摇钱树 – 海关关税。并因此引发了满清财政收入的飙升。1899年朝廷岁入达一亿两白银，1908年突破两亿两，到了满清覆灭的1911年则高达三亿两白银。

说明：1912年1月初，清廷度支部公布了1911年财政收入：30191万两银子。一个月后隆裕太后以宣统的名义下诏宣布逊位。如果崇祯泉下有知，怕是要感慨时不予我。

这一切开始于满清无意中将海关交予洋人管理。

现代海关虽然因国际贸易而生，但它在一定程度也象征着国家的国门以及经济命脉，所以关税自主一直被广泛的视为主权独立的标志。而满清朝廷却将海关交由外国人管理了近六十年，这也被后世之人视为其丧权辱国的标志之一。

（赫德出任总税务司时率高级职员和大清官员合影）

但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满清的海关起源于鸦片战争。依据与列强签订的条约，满清被迫开放口岸和贸易。为了管理这些贸易，满清在各口岸设置了海关。例如上海设有江海关、福建设有闽海关等。

此时的海关和朝廷的其它衙门也没什么两样，腐败和低效是其最显著的标志。例如1852年江南道监察御史粱绍南上奏称，每年经粤海关管辖地域（广州）进口的糖不下五六千万斤，但是粤海关只上报了一千五百万斤。

腐败、低效对于满清朝廷来说早就见怪不怪了，加之此时海关关税收入不高（初期不足一百万两，后随着贸易量的增加也有增长，但是在朝廷总收入中占的比重并不高），朝廷也就没怎么当回事儿。

事情在1853年发生了变化，这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江海关的官吏们纷纷逃亡，江海关也就被迫关闭了。虽然海关停止了运行，但是贸易并没有停止。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洋人的商船来了，关税还缴不缴，交给谁呢？

英、法、美三国领事商量了一下，他们认为该缴的关税还是得缴。于是决定三国共同派人组成一个临时的税务司，代替满清朝廷管理江海关收税。

两年后朝廷平定了小刀会起义，江海关的官吏们也重新返回工作岗位。结束了自己使命的三国税务司，也就解散并将这两年收到的关税七十多万两白银，移交给上海道吴健彰。

（上海外滩江海关旧址）

这可让朝廷大跌眼镜，没想到洋人居然老老实实的缴税，而且还缴的这么多。按照以往江海关的表现，两年还收不到七十万两的一半。两江总督曾国藩不由感慨：

咸丰三年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吴道。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这个时候朝廷才意识到不是海关不来钱，是自己不会来钱。考虑到自身能力问题（缺乏现代财务、关税人员），管理问题（朝廷约束不了腐败，也提升不了官吏们的效率），于是朝廷萌生了将海关委托洋人管理的想法。

1858年根据《天津条约》的约定，清政府与英、法、美进行修约谈判，并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清政府主动提出了将海关委托洋人管理的意愿。

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推行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椿、号船、塔表、望楼等事。

从此清政府聘请洋人为“总税务司”（首任总税务司为英国人李泰国），正式将海关交由洋人管理。海关交由洋人管理后，尤其是英国人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后，很快就有了显著的变化。

（第二任总税务司赫德）

在聘请洋人管理前，清政府一年的关税大概为三百至四百万两。聘请洋人后的第一年就达到了八百万两。此后是年年攀升，1887年达到二千万两，到清末关税增加至四千万两。

同时朝廷效仿洋人管理海关的模式和方法，在内地征收“厘金”（在内地各交通要道、各关口设卡，对过路商品按货值比例征收税金）。很快“厘金”收入就和海关关税相当，到清末也达到四千万两。

说明：因为“厘金”主要由地方官员负责征，各地督抚为了私利会瞒报和截留。不少学者也认为“厘金”收入实际远高于关税。

因为海关关税和厘金的巨大成功（满清平定太平天国靠的就是厘金），让二千年来一直痴迷于农税的皇朝认清了商税的价值。对其它商品商税的征收也大面积开花结果。例如清末盐税也超过了四千万两白银，这是之前诸皇朝挖空心思专卖也达不到的收益（康乾时期满清的盐税也就五百万的样子）。

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主要就是靠关税在支撑。1865年筹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启动资金五十四万两白银全部由江海关出资。其后运营经费也来自江海关，至1904年，江海关累计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投入了白银2528万两。

1866年福州船政局，启动经费为47万两银子，全部由闽海关拨付。此后，闽海关每个月拨付5万两白银，作为福州船政局的日常运行经费。

可以说是洋人指引清政府白捡了以关税为代表的商税这棵摇钱树。

只不过清政府并没有利用好这棵摇钱树，反而因自身原因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后甲午惨败、庚子国难带来的巨额赔款，让清政府不得不把海关抵押给了列强，从而真正的失去了关税管理权。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火炮车间）

有的人认为即便不提因赔款抵押海关，洋人在管理海关时，高级职位全部被洋人把持，中国人升职有天花板，这本身就是歧视和屈辱。

这是事实和现象，但是这不是原因。为什么有天花板？满清聘请洋人出任总税务司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当时清政府里没有能胜任海关高级职位的技术人才。满清的人才都是读圣贤书的科举文人，他们如何管理海关？其次就算是有关税人才，清政府自己有发掘和提升他的渠道么？

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到达海关的商船所携带的商品货值估算（这是征税的基础），以往就没有有效的方法。很多时候只是很简单的通过船舶尺寸来征收（例如按商船的长度，每丈征收税银多少）。

改革开放初期，吸引外资的同时还大力引进外方的管理，很多管理职位都是聘请外籍管理人员，国内职员是升职不上去的，这是歧视和屈辱么？正常来说这叫虚心学习。

关于学习还得多说一两句，当时满清还没心思学习，还是觉得道德文章才是正途，这也是关税类人才一直稀缺的主因。

有的人认为洋人管理海关后，贪腐关税吸食国人血肉，满清却视而不见，还不屈辱？

实际上洋人管理的海关在满清诸多部门、衙门里算得上是最清廉的了。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与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谈到了海关改革时曾建议，不一定非要请英国人来管理，也可以雇佣中国人。

文祥的回答是：“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文祥告诉威妥玛，以前管理江海关的薛焕，近三年来没有报过一次账。

如果问洋人管理的海关有没有贪腐的现象，那是肯定有，但是不能用个例去代表整体。因为即便是现今也没有那个国家敢声称彻底杜绝了贪腐。包括我们自己，还不是一样时不时就有巨贪被揪出来？你觉得现在贪腐横扫、乌烟瘴气么？

如果说洋人管理海关腐败就是屈辱的表现，那么满清自己管理海关就不腐败么？自己腐败就不屈辱了？

洋人管理的海关还有个地方让一些人诟病，就是高工资、高福利。他们觉得这是拿着国人的血汗钱在享乐和挥霍。

（清末海关雇员 这些是负责缉私的员工）

高工资、高福利是洋人管理贪腐的一种手段。洋人使用的是西方的薪金制度，简单点说就是待遇很高，但是不提供额外支取费用，规定之外的一切费用全部自己掏。这实际是规避了满清贪腐的一大问题-- 巧立名目。

相对应的违规处罚也很严厉，无非就是暗示雇员，你是老老实实拿高薪，还是冒险违规。

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别的不说，比满清的议罪银要强得多。另外洋人的薪金制度也不是只针对洋人高管，大量在海关工作的普通国人雇员，也一样享受。

而且他们能高薪是因为他们能收取上来巨额的关税做基础。换成满清的官员们管海关，关税能不能收更多先不说，他们肯定能让自己的实际收入远高于洋人。

为什么宁愿让满清的官员们贪腐，也见不得那些洋人和中国雇员正常劳动获取高薪呢？

最后引用一段经济学家杨小凯的评论：

过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力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 --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