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游于古玺 论证文史——读《缘闲堂古玺印辑存》

《邯郸晚报》邱勇慧摄影

游于古玺 论证文史

——读《缘闲堂古玺印辑存》

韦力

韦力，中国藏书第一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收藏古籍约10万多册，著述有《觅宗记》《觅诗记》《觅文记》《觅词记》《古书收藏》《批注本》《书楼寻踪》《书肆寻踪》《书店寻踪》《书坊寻踪》《见经识经》《寻访官书局》《上书房行走》《芷兰斋书跋初集》《芷兰斋书跋续集》《中国古籍拍卖评述》等。

经贾建钢先生之介，我得到了这一函三册的赠书。该书前两页为钤印，余外为套色影印。书前有《增订再版说明》，由此得知，该书收录的古印玺均为缘闲堂主人辑藏，而从本书的《后记》中得知，缘闲堂乃是本书编者杜杰先生的堂号，他在《后记》中称：

十年前，曾集中一段时间研读李叔同、丰子恺两位先哲的文集随笔、画册图本，深深埋下“万事得意缘心闲”的人文情怀，并由此名斋号为“缘闲堂”。

弘一法师有治印之好，他所组织的乐石社是中国早期印学团体之一，然不闻丰子恺亦有此好，而弘一曾给丰子恺治印，丰子恺所绘《护生画集》更是展现了弘一的厚生理念。杜杰先生将此师徒情感融为一体，化成堂号，亦可见其为人之态。

难得的是杜杰先生能够收集到这么多古印，并且进行深入研究，从他所撰《从所藏相关‘邯郸’的五枚古玺印谈邯郸字形及地名的演变》（代前言），可窥杜先生对古印研究之深，同时也了解到他对家乡之爱。他通过从民间收集来的五枚带有“邯郸”二字的铜质印章，而后展开研究，文中首先讲述了这五枚印章的具体状态：

战国“甘丹子”印（中册五页）。该印为青铜质，方形鼻钮，朱文铸制，边长9.1mm×8.6mm，高8.6mm（钮有残）。二○一八年元旦发现于河南漯河。“甘丹”音hán dān，即“邯郸”，文字为晋系。这枚私印以“邯郸”为复姓，“甘丹”写法出现在古玺印上，此为仅见。

以上这段文字乃是对其所得古印的外观描写，以及该印在姓氏上的稀见。而后他根据《通志》等文献的记载，来讲解邯郸作为姓氏的来由，以及作为复姓的历史，并引用相关文献，以谨严的逻辑疏理，系统讲解了“邯郸”二字字形的演变过程。以此可窥得杜杰先生在研究玺印方面用功之深。

本书前有后晓荣所书《序言》，该序首先阐述了印谱的两大体系，即实用印章及艺术印章，而按照版本目录学的分类，这两类印章分属于史部和子部，这正是印学独特之处，而考古印谱和艺术印谱也成为了印谱学的两大源流。其实从历史演变来看，艺术印谱也本自考古印谱，虽然古印早在上三代已有之，然后世学者对此认识较晚，元代吾丘衍曾言：“三代时却又无印”，可见元代还有这样的意识，直到明万历年间，方有了顾从德的《集古印谱》和范大澈的《范氏集古印谱》，然这两部印谱并未将古玺作为先秦印章单独列出，故到那个时代，集古印谱仍处初萌阶段。然甘旸在《集古印正·附录》中曾言：“朱文印上古原无，始于六朝，唐宋尚之。”可见到明末时期大家仍对古印玺处于模糊概念，但该阶段已经有人对古玺印做了概念上的分类，朱简在《印经》中称：

余谓上古印为佩服之章，故极小。汉晋官印大仅方寸，私印不逮其半。所见出土铜印，璞极小而文极圆劲，有识有不识者，先秦以上印也；璞稍大而文方简者，汉晋印也；璞渐大而方圆不类，文则柔软无骨，元印也；大过寸余，而文或盘屈，或奇诡者，定是明印。

朱简所论并未引起世人重视，直到清乾隆间程瑶田在为潘有为所辑《看篆楼古铜印玺谱》序言中方释出“私鉨”二字，而后道光八年张廷济所辑《清仪阁古印偶存》方将战国玺专列一类，而在此阶段，陈介祺至吴云信中言：“宋以来止知秦印，不复知有三代。今以钟鼎通之乃定，已于《印举》中首举之。”

《十钟山房印举》的出现才使得印学界了解到上古三代玺印之状况，而光绪七年高庆龄所辑《齐鲁古印捃》中王懿荣序中称：“凡不尽有‘玺’字者，考其字画、篆法，形制相同，皆从此类，以升古玺于秦、汉印之前，为从来谱录所未及，后有作者，翕然从之。”

到民国年间，古印学研究大为兴盛，罗振玉辑有《罄室所藏玺印》和《赫连泉馆古印存》等相关印谱，而民国间故宫博物院所辑《金薤留真》更使得集古印谱风行天下。

以上所言乃是明清以来人们对上古三代印的认识过程。然从乾嘉时期，单独成体系的艺术印谱开始借鉴古玺印的结构，邓散木在《篆刻学》中将治印章法归为十四类，其起首即称“一曰临古”，其所言之“临古”乃是摹刻古玺印。而陈巨来在《安持精舍印话》中将赵叔孺和吴昌硕的印风作了对言式比较：“昌老之印，乃由让之上溯汉将军印，朱文常参匋文，故所作多为雄厚一路；叔孺先生则自撝叔上窥汉铸印，朱文则参以周秦小玺，旁乃币文、镜铭，故其成就开整饬一派。”可见两位印学大家均是通过参考古印而后形成自己的印风。由此角度而言，这乃是实用印章和艺术印章最终合流的明显表征。

后晓荣在《序言》中谈到《缘闲堂古玺印辑存》共收入了36方官印，105方私印，跨度从战国至魏晋，而杜杰所收录的地理范围，该序中未曾提及。若以杜杰在代前言中的所言，其谈到了三家分晋，故猜测杜杰的收印范围乃属三晋系古玺印。关于该印系的大致风格，陈光田在《战国玺印分域研究》中称：

晋系古玺风格统一，大多为阳文小玺，印文笔划比较细，文字秀丽，比较常见的是用合文，印面没有边框，也不施界格。形体多为方形，圆形或者长方形的比较少见，且印面比较小，一般在1.5厘米左右，通常是朱文，有很少的白文。一般不直接把“玺”带入印文，经常直接称呼官名。

然从本谱中可以看到，缘闲堂所收古玺印的风格变化更为丰富，已经超出了陈光田在文中规模的范围，可见古玺印的收藏与研究亦属于实证科学范畴，不断出土的古玺印能够使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开阔。而后晓荣在《序言》中还特意点出了杜杰所辑的“关内侯印”等官印，此印在印学史上颇具名气，郑绍宗在《河北古代官印集释》中谈及1965年石家庄曾出土一方“关中侯印”，其在文中引用了颜氏《集古印谱》中的所言：“建安五年，曹孟德始制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制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而关中侯爵十七级，金印紫绶，不食租，虚封耳。

据此可知，在三国之前已有关内侯之称。以此可见，古印玺对于研究古代官制是有着何等的重要性。汉蔡邕在《独断》中曰：“玺者，印也。天子玺以玉螭虎钮，古者尊卑共之。自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按：秦始皇得蓝田之玉．命其相李斯篆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自此专名玺。汉高祖入咸阳得秦玺，世世相授，号传国玺。”自秦始皇起，唯皇帝印方称“玺”，余外则称“印”，根据等级不同，印的材质有所区别。《续汉书·祭祀志》中称：“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故“印信”一词由此而生。因印为信物，故自古以来，伪造印信者乃属重罪，故亦可见印信搜集乃是考证古代社会史的重要史证材料。

杜杰先生所辑该谱，为了便于阅读使用该谱者能够了解到每方古玺印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他在书中注出了每一印的年代、释文、质地和钮式，同时以封泥的形式拓出原印，这让读者更加直观地看到原印印面的状态。王国维在《齐鲁封泥集存序》中称：“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尤夥，其足以考证古代的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虽然本书中所模泥拓并非古封泥，然由观堂此言可窥封泥与古玺之关系，更为难得者，杜杰先生在该书的函套内侧裱贴了一页校勘记，由此更显其严谨学人本色。

（注：题目为编者后加。）

缘闲堂主人杜杰，山东冠县人，邯郸市作协书画院常务副院长、赵都印社副秘书长。篆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展赛，被多家媒体刊用。潜心古玺印、铜镜和赵文化研究，论文刊于《印学研究》《艺术中国》《邯郸学院学报》《先秦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荀子与赵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时代赵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出版有《缘闲堂古玺印辑存》《缘闲堂古玺印辑存》（增订本）等。

《缘闲堂古印玺辑存》选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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