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文化 长征文化是一种解民倒悬的唤醒文化

军旅作家王树增在《长征》序言中这样写到：“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转战大半个中国，一路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长征唤醒了中国的千百万民众，给予了他们世代从未有过的向往和希望——自世界近代文明的潮流猛烈地冲击了这个东方大国之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赤贫的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的产业工人从共产党人的宣传中懂得了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世间可以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于是，当那面画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工农红军所进行的征战可以改变世间的一切不公。他们随手抓起身边的锄头、铁锤甚至仅仅只是一根木棍，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跟随着那面红旗一路远去，他们坚信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劳苦大众千百年来所梦想的中国——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走向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启程。”

长征途中，红军共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跨过了近百条大江大河，翻过了40多座高山。除了军事上的封锁，万里征途还面临着敌军诬蔑红军是“赤匪”“共匪”，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妖魔化的抹黑。由于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不少民众对红军持冷漠怀疑态度和恐惧心理，有的甚至举家躲避，这给长征带来了极大困难。除了战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就成了党和红军面临的头等大事。

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各军团“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10月29日，总政治部《关于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指出：争取群众最重要的工作是“传播党和苏维埃的影响，进行广大的宣传工作”。

毛主席号召红军要发挥“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通过写标语、发传单，向沿途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邓小平在长征途中也是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有一次，红一军团在甘肃某地宿营。由于到达宿营地比较晚，宣传队员们吃过晚饭就准备烧水洗脚睡觉。这时，邓小平推门进了，面带愠色问道：“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也没有？烧洗脚水有那么重要吗？把我们宣传工作传统都丢掉啦？”大家一骨碌爬起来提起石灰桶就去写标语了。为扩大宣传，红四方面军还专门成立了錾字队和粉笔队，在天然岩石、房屋阶条、牌坊、石碑上篆刻下1.5万余条红军标语。“打土豪、分田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人人平等自由”“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白军”“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这些标语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唤醒了千百万工农群众翻身求解放的信念和行动，有力打破了国民党处心积虑的舆论封锁和欺骗宣传。

1934年12月，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红二十五军来到鄂陕交界的郧西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当时，18岁的刘华清担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刘华清回忆录》一书中第一页记载：1934年12月10日，由郑位三撰稿，政委吴焕先审稿，刘华清亲手刻印了《什么是红军》的油印宣传单。大约16开纸张大小，油印字迹工整，笔画有力，从右到左纵式排列，共15行476字，油刻在一张长38厘米、宽26厘米浅红色毛边纸上。这份红军宣传单，简明扼要地叙述了红军的构成、基本主张、与群众和穷人的关系、与国民党军队的区别。

在湖南省博物馆，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一张题为《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的革命宣传单。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由毛泽东和朱德联名散发的传单，被誉为“红军长征的第一份宣言书”。传单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详细阐述了党和红军的各项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就是共产党主张的苏维埃和红军，为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对沿途民众的宣传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张宣传单是毛泽东“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著名论断的事实依据，也是我们目前所见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革命宣传的珍贵实物和文献史料。

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有座名叫土城的古朴小镇，赤水河从中流过，将其一分为二。在小镇岸东一隅，坐落着四渡赤水纪念馆。纪念馆内最醒目地是红军的标语，“打土豪分天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白军兄弟不打红军兄弟！”……这一条条标语都在显示着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人民的理解和拥护。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辗转来到贵州遵义期间。一位红军卫生员日夜奔走在桑木垭附近村寨，为农民治病。经他诊治过的病人个个病退康复。百姓遂认定这是一位救苦救难的“红军菩萨”。当红军撤离遵义的时候，卫生员为了抢救一个生病的孩子，延误和大部队一起走的时间，在追赶部队的时候，被敌人杀害。据后来考证，传说中的这个卫生员其实是个男性，广西百色人，叫龙思泉，牺牲是年仅18岁。

越嶲（今为越西）地处四川西南部，是会理通大渡河之大树堡与沪定桥的要道。此地地瘠民贫，文化落后，民性刚强，在当地的汉人官僚军阀的压迫挑拨下，杂居在此的汉人与彝人杂居常常发生械斗。然而1935年红一方面军佯攻部队经过越嶲，不仅解决了汉人彝人矛盾，更有700多名越西各族儿女参加红军。艾平在《“倮倮”投军》中描述：最后，又在群众的报告与拥护之下，没收了一家罪恶昭彰的土豪，将财物全部分给了当地汉人群众与彝人，并给予为当红军而被害的家属以抚恤……数千年结的汉人与彝人的不解之怨，找到了正确解决的方法。这里对红军的认识，是更加清楚了，于是附近群众自动投入红军的愈来愈多，在二三个钟头内，加入了十一团当红军的达七百余人，就是“倮倮”加入红军的也有百余人。

责编：贾亭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