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决议》精神，深化对党的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科学认识。

　　一、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条件

　　新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来保卫国家安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保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经过长期探索逐步形成的科学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国家政权的性质、任务、特征等基本问题作出明确阐述，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党把这一原则付诸实践，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新型国家的政治制度框架，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新中国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今北京）举行。会议的任务是集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定中国人民自己的宪章，组织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序言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根据这一规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建立起来了。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对全国城乡旧的基层政权进行彻底改造，按照人民民主原则建立起各级人民政府。到1951年，全国共成立29个省、1个民族自治区、8个省级行政公署、13个直辖市人民政府，140个省辖市人民政府及2283个县人民政府，初步形成上下贯通、集中高效、具有高度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行政体系。人民民主政权成为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行使权力的政权。

　　在当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强有力的人民民主政权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完全统一；镇压反革命，稳定社会秩序；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捍卫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赢得了和平稳定的建设环境。同时，人民政权还担负起领导、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解放生产力，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推动实现“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深刻变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翻身做主人的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国家建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我国其他政治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我国的政体、政党制度、国家结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指出新中国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会议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把上述各项政治制度用根本大法形式确定下来，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构建起来了。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相应的政治制度保障下，新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大踏步向前迈进。

　　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我们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巩固人民政权、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的同时，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1952年底，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大规模经济建设任务提上日程，转变的时机与条件成熟了。

　　经过反复酝酿，党中央决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充分利用三年来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条件，实行以多种过渡形式改造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政策，积极而又循序渐进地完成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初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1953年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按照这条总路线指引的方向，党探索并稳妥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途径问题，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开始起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党和政府在改造的不同阶段，根据生产形势和市场变化适时调整政策，着力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确保企业生产迅速提高，市场保持稳定。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互助合作运动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当时许多统计材料显示，合作社80％以上都增产增收。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与农业类似的方法，一般经过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因地制宜，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地进行。

　　总体来说，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引起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循序渐进地消灭私有制，保持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至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已经建立起来。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文化体制也基本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指导思想地位得到确立和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逐步展开，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及道德风尚逐步确立。依据这一客观历史进程，党的八大郑重宣告：“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标志着我国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压迫制度，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推进国家工业化，使中国摆脱落后状态，走上富强之路，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拉开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序幕，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必须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首先要“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来党逐步认识到，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为完整。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明确提出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其中的第一步就是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党的带领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五年计划来统筹力量，规划经济发展方向和目标。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工业方面，初步改变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技术落后、畸形发展的状况，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生产体系，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明显增强。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主要产品的产量和生产能力大大增加，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比旧中国最高年产量有了成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提高了国家的国防能力，改善了我国国民经济布局。

　　铁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初步形成了全国的路网骨架。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线路少、运输能力低、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变。除西藏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通了火车。全国绝大多数县都通了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也发展迅速，取得了长足进展。

　　农业方面，通过坚持不懈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基本生产条件有了明显改变，较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方面，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构建起完整的教育体系，劳动者整体素质得到很大提高。“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成功爆炸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大批成长起来。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1949年仅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3.8岁。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使我们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跨越，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为中国经济独立自主、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前提，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探索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如何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建立、巩固、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提供现成答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没有先例可循。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党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我们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创造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

　　在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可以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规律，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在经济建设上，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思想，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注意综合平衡，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各方面关系；坚持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尊重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强调共同富裕，同时反对平均主义。

　　在政治建设上，提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努力目标；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求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在文化建设上，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向科学进军，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强调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和革命化建设；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和建设成果。

　　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作出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

　　在党的自身建设上，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要求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开展整风整党，加强党内教育，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浪费，坚决惩治腐败，增强党的纯洁性；警惕和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强调大力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

　　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对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可贵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为党继续探索并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至今仍有重要指导作用。（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李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