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晚清最不应忽视的是郭嵩焘

晚清之际，遭遇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洋务运动以求“自强”“求富”，中兴四名臣也是各有所长，论外交，我们宣传曾纪泽如何周旋沙俄赢得伊犁；论洋务，我们感慨李鸿章奔走艰难终难救清朝于覆亡。但有人说，50年后，郭嵩焘的影响会高于曾国藩、左宗棠。

这不禁令人想起，中学历史课本上是学到过郭嵩焘其人的。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郭嵩焘当不当得起如此评价。

郭嵩焘（1818年—1891年），湖南省湘阴人，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与曾国藩、左宗棠相比，郭嵩焘今日的名气远不及，即使在湖南当地也多以他做过很大的官员，如此认知而已。时至今日，停留在国人历史认知中也仅评价他：中国外交先驱。

郭嵩焘的祖父是当地首富，即“富甲湘阴”，几代人在城中经商使得郭嵩焘视野较为开阔，也很尊敬商人群体，认可私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曾言“民有利则归之于国家，国家有利则任之人民，是以事举而力常有继，费烦而用常有余。”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是浙江学政的幕僚（学政负责一省科举之事，与督抚平行，地位很高），他没能亲临战场，但对近代军事的强大始深刻认识，更多从客观上认识西方。

1856年，为帮湘军筹款，郭嵩焘去了上海，当时租界设立才10多年（1845年11月29日，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上海土地章程》），郭嵩焘见到西洋人建筑，在街上，郭嵩焘遇到洋人小孩子，他有感受：西洋人不仅重视器物文明，也重视精神文明。

郭嵩焘科举成功后，入值南书房，得咸丰皇帝信任。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咸丰派郭嵩焘去天津，为僧格林沁帮办防务，承诺他与僧王“平行”，而非幕僚。（僧格林沁是一介武夫，刚愎自封，主张以战争解决英法使团要求到北京互换《天津条约》这件清朝皇帝不同意的事情）后在僧格林沁弹劾下，郭嵩焘被迫返京，被皇帝降二级留在南书房继续任用，但他请病假回籍。（他一生三起三落，每次都是辞职而去，绝不贪恋权位，尸位素餐）

郭嵩焘回原籍后，不到一个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仓皇逃到承德，后咸丰在热河病死，慈禧太后联络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肃顺一党被彻底清理。肃顺与湖南系士人交好，幸亏郭嵩焘辞职回乡，躲过一劫。

1876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使馆。当时，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国内资产阶级开始反对黑奴贸易，“西洋大国以爱民之心推类以及异国无告之民，设法以维持之，其仁厚诚不易几也；其勃然以兴，又何疑惑哉。”

郭嵩焘曾私下对友人说，他发现英国重视平等，而清朝还是四民社会，缺乏平等观念。郭嵩焘抄录过一句话：人人有自立之权，人人有自爱之意。意思是享受权利，才能追求上进。

当时清政府要求驻外使节写日记，上交清廷保管。郭嵩焘下笔颇勤，其中“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麦西、罗马、麦加迭为盛衰，而建国如故”等，引起大清士林震怒，最终被毁版，永禁流通。郭嵩焘也因此被视为“卖国贼”。

1879年，郭嵩焘落入人生低谷，遭副手刘锡鸿举报（刘锡鸿颇通洋务，郭嵩焘曾称赞他“于洋务颇有见地”，刘锡鸿为官多年，得知郭嵩焘已成“此京师同指目为汉奸之人”，生怕站错队，牵连自己，所以迅速变脸），辞去驻英法公使之职。

是不是驻英公使的经历促成了郭嵩焘的认识提高呢？也是，也不全是。如果看接替其位的曾纪泽，曾纪泽懂英语，但骨子里一辈子是保守的，初到英国，他说：“中国上古殆亦有无数机器，财货渐绌则人多偷惰而机器失传。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国，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认为西洋的机械化是古代中国的翻版。（曾纪泽基本上不出使馆，整理书籍、写字画画，依然是中国士大夫的作息方式，没有融入，有些消极）

不过曾纪泽毕竟是晚辈，如果看郭嵩焘怼同辈之人，才更能觉其性格：

郭嵩焘也写日记，但和曾国藩写日记不同，曾国藩是有意识写，准备给别人看。郭嵩焘写给自己，所以日记中有很多吐槽。

在日记中，郭嵩焘虽然怼人，但基本认识没有弯曲，比如他和骆秉章关系不好，但他说，老骆在湖南主政10年有功，他一走，湖南的各种问题就出现了。

郭嵩焘与曾国藩是拜把兄弟，还在岳麓书院时，郭嵩焘、曾国藩便已结为兄弟，共同约定，不论将来谁当上高官，都不互相保举，谁也不欠谁。

郭嵩焘对曾国藩办洋务有看法，但他承认，曾国藩做事光明正大，他也赞同天津教案时的处理办法，可当时湖南人认为曾国藩是“卖国贼”，甚至将他题写的“湖南会馆”的牌匾都砸了。二人都反对“借民拒外”，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煽动百姓仇视外国人，左宗棠、刘坤一最爱干这种事。

曾国藩步入晚年后，郭嵩焘认为他太消沉，认为他应利用影响力，登高一呼。终也只落得二人晚年互相指摘的局面。

1862年，曾国藩派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郭嵩焘随李鸿章去当苏松粮储道。郭嵩焘终其一生有任事的理想，只是他屡次失去这个权力，他写信给李鸿章说，我可以大声叫、大声喊，帮你造舆论，为你争取空间。

自上海一别，二人后半生再没见过面。郭嵩焘从追求富强，转向反对片面追求富强，所以他对李鸿章买船买炮办公司式的洋务不以为然，认为只追求了细枝末节，忽略了根本，即“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

左宗棠受重用，郭嵩焘帮了大忙，“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左宗棠有才华，能做事，但他出身卑微，科举屡战屡败，内心比较自卑，成功后，他变得极端自傲，处处要别人说自己好。左宗棠可以应付大场面，却不能一人独处。

郭嵩焘曾说：“文正（曾国藩）、文襄（左宗棠）一时元勋，发端亦由彼人。”曾国藩练兵，是郭嵩焘最早建议；左宗棠发迹，是郭嵩焘最早推荐。

后来左宗棠在福建带兵剿灭太平天国残部，到了郭嵩焘主政的广东后，左宗棠认为自己效命的是皇帝，不是郭嵩焘，就带兵北上了。郭嵩焘只好上奏，要求调左宗棠入广东作战，这让正阔步向前的左宗棠大为恼火，觉得郭嵩焘揭破了他献媚于上的心理。

从那以后，二人关系彻底破裂，晚年更是形同陌路。但郭嵩焘依然称左宗棠是国之干臣，如果左的见识、宽容度更好，对国家会更有帮助。左宗棠去世时，郭嵩焘感到“既伤且憾”。

郭嵩焘和左宗棠不同，左宗棠以自我为中心，不太考虑别人感受，郭嵩焘则深知别人需要什么，甘愿做过河卒子。

郭嵩焘是一个专业主义者，严复比郭嵩焘小30多岁；郭嵩焘是公使，严复只是留学生，可郭嵩焘认为严复懂洋务，是个内行，仅仅出于专业上的认可，便推重严复。（严复曾接触过曾纪泽、李鸿章、袁世凯等，却始终未获重用，自认郭嵩焘是平生唯一知己）

郭嵩焘是湘系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是他那个时代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中国人，他的思想高度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高度。

郭嵩焘是一个真正有赤子之心的人，观察别人时，总是先看优点。他晚年自我反省，平生从没害过人。

郭嵩焘的性格中，有当时士大夫少有的明朗、坦诚的品质；认死理，常与别人看法相反；求实，与当时士大夫有“一虚一实，一诚一伪”之别。

晚清70年，面对西方文明，绝大多数传统士大夫表现得异常封闭、保守和狭隘，但郭嵩焘不将西洋文明视为动物性的、敌对的，甚至认为它已超越了当时的东方文明，他说：“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

郭嵩焘是从世界看中国，所以不会过于自负。曾纪泽是从中国看世界，犹门缝中看人，常把自己看得过于高大。

郭嵩焘是从本末的角度去看问题的，他曾写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

晚清70年，士大夫中能真正清醒看世界的，郭嵩焘是毫无争议的第一人，其见识远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被英人赞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

最后，我们以1878年郭嵩焘60岁时写下的这首《戏书小象（像）》作结：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傲慢疏慵不失真，唯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