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科志：近代中国媒体中的韩国光复军

孙科志

国内关于抗战时期，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军的研究成果很多。本文将原文转载孙科志《近代中国媒体中的韩国光复军》，介绍媒体报道的韩国光复军。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第130-133页。孙科志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韩国高丽大学文科博士。国内研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历史的知名专家。

近代随着日本对韩国的不断侵略，从义兵运动起，韩国民众就开始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来争取自由和独立。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后，韩国民众开展了各种争取祖国独立与自由的斗争，武装斗争的其中重要斗争方式。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韩国民众的武装斗争主要集中在中韩交界的中国东北地区，在关内的独立运动力量多注重培养军事人才和开展暗杀日本军政要人或破坏殖民统治机构的活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华韩人独立运动积极参加中国抗战。

1938年10月，朝鲜民族革命党的金若山在获得中国当局的批准后组织了朝鲜义勇队，在配合中国军队开展对敌宣传，情报收集，审问俘虏等工作的同时也参加对敌作战。1940年9月17日，大韩民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临时政府）在获得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批准后组织了韩国光复军参加中国抗战。这样，在中国战场上出现了两支由在华韩人组成的武装队伍。1942年1月，朝鲜义勇队被编入韩国光复军，但一部分朝鲜义勇队进入华北，配合八路军抗战，后改称朝鲜义勇军。因此在中国抗战过程中，始终活跃着两支由韩人组成的队伍，前期是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后期则是改编后的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军。

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在华在抗战活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就韩国光复军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韩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韩国光复军及其在华的抗战活动，推出了不少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如，李炫熙《韩国光复军》，独立纪念馆独立运动史研究1991年版；韩诗俊《韩国光复军研究》，一潮阁1993年版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韩国光复军这一话题，迄今为止发表十数篇研究论文，多利用中文史料阐述韩国光复军的建立和抗战事迹。一些韩国独立运动的研究著述中也有不少涉及这一话题。从内容上看，中韩两国学界关于韩国光复军的研究涉及了韩国光复军的组建，结构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关系，抗战中的活动及历史意义等，可以说与韩国光复军有关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再拿韩国光复军来做文章似乎有画蛇添足之嫌。不过从前人相关研究著述使用的史料来看，大部分研究著述重视国民政府各部门的档案，虽也有一些著述特别是中国学者的著述使用了当时中国媒体上部分有关韩国光复军的资料，但目前似乎并没有对中国媒体上的相关资料进行系统梳理。有鉴于此，笔者将目前所能接触到的中国媒体上与韩国光复军有关的资料加以整理，来还原当时中国社会对韩国光复军的认识和评述，虽不够全面，但也能反映韩国光复军在抗战及战后的主要活动。

“韩国国父”，韩国著名独立运动家—金九

一，韩国光复军的成立

临时政府很早就开始与国民政府协商成立韩国光复军的问题，在获得批准后就筹备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的仪式，并很早就对外发布了消息，所以当时中国多家媒体都在光复军成立前就报道了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将要成立的消息。最早报道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即将成立消息的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在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前一天就刊登了相关消息。不过《新华日报》的报道相当简单，只有一句话，即“韩国独立党所组织之光复军总司令部，定于本月17日是在某处举行成立典礼”（《新华日报》1940年9月16日第2版载《韩国光复军成立》）。在这里，组织光复军的主体不是临时政府，而是“韩国独立党”。与《新华日报》相比，《中央日报》刊登的消息内容要多一些。该消息称“韩国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金九，为结成中韩联合战线，拟编练韩国光复军，共同抗倭，业蒙蒋委员长特准编成，设置光复军总司令部，明日上午六时假嘉陵宾馆举行成立典礼，并柬邀随车保卫军政长官及各界领袖观礼”（《中央日报》1940年9月16日第2版载《韩国光复军成立》）。也许是由于此消息是以韩国独立党中央执行委员长金九的名义发布的，所以在报道中，组织韩国光复军的主体变成了“韩国独立党”，而不是临时政府。

由于《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的编辑和发行地均在重庆，所以在第一时间刊发了相关消息，而上海的《申报》却是在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当天刊登同一消息的，不过消息的内容与前两者略有不同。《申报》的报道称：“为进一步结成中韩联合战线，并加强抗日力量起见，临时政府依据前颁布之军事机关组织条例，设置光复军总司令部，已蒙蒋委员长嘉许，并特准在中国境内组织志愿军……顷悉该项组织成立典礼，已定于本月17日在某处举行，经由韩独立党领袖兼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主礼金九已约各界参加观礼”（《申报》1940年9月17日第4版载《韩国光复军明日成立》）。在这段文字中，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国民政府批准临时政府在中国境内组织的是“志愿军”，而不是临时政府所声称的“国军”。所谓志愿军，即参加某一军事行动自愿组织或结成的军队，具体到韩国光复军来说，是临时政府经国民政府批准自愿组织的部队。

此外，许多杂志也都报道了韩国光复军成立的消息，如《今日中国》1940年第2卷第14期，《东方画刊》1940年第3卷第9期，《胜利》1940年第99期，《明灯》1940年第2卷第3期，《田家半月报》1940年第7卷第19期，《边事研究》1940年第11卷第6期，《中美周刊》1940年第2卷第2期等等。这些杂志报道的内容大同小异，大都有这么一段文字：“现有青年将校五六百人，均经中国中央军校，日本士官学校及其他军事学校训练及格，所指挥之军队XX万人，皆集中朝鲜与中国东北各省交界之处，一俟抗战总反攻时机到来，即将起而响应，发动恢复祖国之伟大工作云”（《明灯》第2卷第3期1940年第15页载《亡国三十年韩国光复军成立》）。其实这一内容是“据临时政府人士讲”，也就是说是临时政府发布的，这一方面是其说服国民政府批准组建韩国光复军的理由，另一方面中国杂志刊登这一内容应该说反映了抗战进入持久战后中国民众希望早日结束这场战争的心态。换句话说，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为了打击中国抗日军民，到处烧杀抢掠，给中国人民带来无以言表的痛苦，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韩国光复军的成立，特别是有数百名训练有素养的将校和数十万军队即将加入抗击日军的行列，这无疑给中国广大民众的期盼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也正因为这种期盼，所以广大民众希望“凡属韩国青年，都该齐听该部指挥，与敌人作殊死斗争”，也希望“韩国民众趁倭寇将临崩溃之际，作更广大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又算是尽了反侵略的责任”。（《胜利》第99期1940年第6页载《韩国光复军成立了—弱小民族一致起来反侵略》）。

在中国媒体看来，光复军的成立不仅使中国人民的抗战多了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对于韩人光复祖国来说也是前途一片光明。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使其“陷入中国各战区泥淖里”，“更少（有）力量来稳持他原有殖民地。所以朝鲜现以他XX万的光复军从边境上将重踏自己的国土，掀起复兴祖国的战斗，可以断定前途有着无限的顺利与光明”（《胜利》第99期1940年第2页载贾守本《朝鲜光复军成立与朝鲜独立的前瞻》）。在华的韩人对这一点也充满了信心，韩国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就表示：“光复军之成立，激励了韩国内地人民，使他们复国的信念更加强了，这两年中，许多韩国青年冲突敌人的封锁，来内地参加光复军”。李青天还进一步表示，中国抗战军民开始大反攻，“韩国光复军即首先进军东北……彼时我们发动大规模之军事行动，跨过鸭绿江，与韩国三千万同胞相见，配合盟军战略与敌人进行决战，尔时即为敌人崩溃与韩国光复之日”（《新华日报》1942年9月17日第2版载李青天《世界大局与韩国光复军》）。

除文字报道外，《东方画刊》和《今日中国》还刊登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的相关照片，给我们留下了可资回想的珍贵资料（《东方画刊》第3卷第9期第10页；《今日中国》第2卷第14期1940年第9页载《雄赳赳的韩国青年军》）。

朝鲜义勇队总队长、韩国光复军少将副总司令—金若山（又名金元凤）

二，战场上的韩国光复军

1932年虹口公园爆炸案之后，金九获蒋介石的支持开始以中央军校设立韩人青年特训班的形式培养军事人才。虽然通过这种形式培养了一些军事人才，再加上从东北地区转移到关内的军事人才，临时政府周围也聚集了不少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才，然而在要成立光复军时却仍没有足够的军事人员可供编制部队。因此临时政府在组编光复军时，采取了先成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然后再招募韩人青年组编部队的方式。因此光复军总司令机关成立之初，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招募敌占区的韩人青年参加光复军。

韩国光复军成立不久即1940年10月，一部分干部就从重庆出发前往西安，11月17日，又一批干部在高级参谋金学奎的率领下乘中国军事当局指派的车辆前往西安（《中央日报》1940年11月17日第3版载《韩国光复军留渝干部北上》）。韩国光复军成立不久就将大部分干部派往西安，主要目的在于招募敌占区的韩人青年，并将其编练成光复军。由于西安靠近敌占区即华北地区，而那里又有大批的韩人，因此韩国光复军派干部到西安，以西安为基地招募敌后的韩人青年。但是韩国光复军的这种工作开展得似乎并不顺利，自成立近一年内，中国报刊极少有关于韩国光复军的消息。光复军工作开展得不顺利可能与其地位有关。虽然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在成立时获得了国民政府的批准，但却没有正式承认其在中国抗战中的合法地位，这对于其开展工作毕竟会带来不利影响。经临时政府与国民政府“一年来之往返磋商，于去年11月15日，友邦最高统帅特核准一切关于光复军在中国境内对日作战之详细办法，由军委会函知李总司令申明正式承认韩国光复军在中国之合法地位，并通令各省市各战区军政党长官予以协助，配合对日报战”。（《光复》第2卷第2期1942年第4页载《中国政府承认光复军，临时政府发表宣言》）。所以“韩国光复军虽然是前年9月17日成立，但正式得到中国政府允许还是去年（1941年）11月间，今年7月1日才开始工作。在这样短促的时日里，自然是难望有成绩出现的”。（《新华日报》1942年9月17日第2版《韩国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谈话》）。

1941年8月2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一条有关韩国光复军的消息，即韩国光复军第5支队支队长罗月焕从前线回到重庆，“报告二年来在华北战场从事组织韩侨工作，四五日内北返”，至于报告的内容却没有只言片语（《新华日报》1941年8月2日第1版载《韩国光复军第5支队长来渝》）。9月，韩国光复军参谋长李范爽在与《新华日报》的记者晤谈时称，“该军自取得我政府当局帮助成立以来，工作颇有进展，除拟派遣一部分同志赴东南战地工作外，大部分由华北推进东北，以与朝鲜国内之革命运动取得联系”。（《新华日报》1941年9月26日第1版载《李范爽谈韩光复军近况》）。虽然李范爽称韩国光复军“工作颇为开展”，但具体有什么进展却没有进一步讲。同时从他的谈话还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韩国光复军很多工作计划还处于设想阶段。

1942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改编朝鲜义勇队，其全部队员，一律编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直属总司令李青天将军统辖，前朝鲜义勇队队长金若山则充任光复军副司令。自改编之日起，朝鲜义勇队即予取消”。《新华日报》1942年5月21日第2版《朝鲜义勇队编入光复军》。中国媒体上关于韩国光复军在敌后工作的消息也是出现朝鲜义勇队编入光复军之后。

1942年10月3日，《新华日报》根据韩国光复军司令部的消息报道了光复军在敌后开展工作的情况。该报道称：“韩国光复军某部，在平津沿线建立据点工作甚佳，与敌军中之韩民取得密切联络，消息常通，韩民纷纷来归，参加光复故国工作。敌寇大为慌恐，现将该线韩人撤离前线，集中城市，加以监视，并以‘军部’及‘朝鲜协励会’名义，假飞机散发《告朝鲜义勇队兄弟书》及传单标语等数十次，意图破坏中韩两大民族之合作，均经韩军焚毁无险，敌阴谋终无法得逞”。（《新华日报1942年10月3日第2版载《平津道上韩光复军活跃》）仅从日本散发针对朝鲜义勇队的传单就可以断定，在平津道上活跃的韩国光复军是加入光复军编制不久的原朝鲜义勇队队员。

《新华日报》的另一条消息介绍了在河南与河北交界一带活动的韩国光复军：“活跃于冀豫边境武安县一带之韩国光复军，对敌军宣传，颇著成效，使敌军士气颓丧，厌战之心益炽。敌酋甚为恐惧，某日派兵大举围攻光复军某部，以众寡不敌，该部乃暂退守屋顶继续抵御，卒以手榴弹奋勇突破重围，安然脱险，并毙敌三十余人。”“又讯该军某部当浙江战事吃紧时，均能奋不顾身，踊跃杀敌，曾蒙我军委会政治部传令嘉奖”。《新华日报》1942年10月6日第2版《韩光复军活跃在冀豫边—并在浙江奋勇杀知》。《中央日报》1942年10月6日第5版载《韩光复军豫北歼敌》。

从这两条消息可以看出，在战场上的韩国光复军主要开展对敌宣战，情报收集和招募韩民的工作，有时也会配合中国军队直接参加战斗。但从光复军活动的时候和地点来看，这些光复军战士应该也是编入光复军不久的朝鲜义勇队队员。因为在马义所著的《朝鲜义勇队胜利的四年》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内容：“在冀豫边境，朝鲜义勇队于邢台，邯郸，武安先后进行了几次光辉的战斗，去年12月12日与敌人激战于河北邢台，毙敌百余，缴获无数，获得了震动全国的重大胜利；今年八月间，武安一役，尤使敌寇丧胆，当时该队一部分队员被敌人包围，形势危急，然而他们从屋顶上，很从容的用手榴弹把敌人打退了……第一支队驰骋于东南战场，并派大批干部进入江南沦陷区各大城市，招募韩民，在这次浙东大战中，他们直接参加了前方战斗与敌后的破坏工作，当战事最紧急的时候，该队同志多能在最接近敌人的地区张贴壁报标语，或身临前线，屡次和敌人作短兵相接的血战，在这些战役中，第X战区政治部曾传令嘉奖该队”。（马义《朝鲜义勇队胜利的四年》，重庆国际出版社1942年版第21-22页）。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平津道上和冀豫交界一带活动的韩国光复军其实是原朝鲜义勇队第3支队，而的浙东参加抗战的是原朝鲜义勇队第2支队。

1943年初，《新华日报》刊载的署名冯仪的题为《驰骋华北战场的朝鲜民族儿女—记韩光复第三区队的战绩》的文章，开头就写道：“1941年1月间，在中国战场上负有盛名的朝鲜义勇队第3支队—现改编为韩国光复军第1支队第3区队，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命令，挺进华北，深入敌后，加紧争取敌后朝鲜群众的工作”。（《新华日报》1943年1月10日第2版《驰骋华北战场的朝鲜民族儿女》）由此可知，在华北敌后开展工作的是原朝鲜义勇队第3支队。

除了中国各战场之外，韩国光复军还应英军的请求派出9名战士“在印缅前线协同英军作战，担任前方对敌广播和翻译俘获的文件，都能善尽任务”。（《新华日报》1944年12月25日第2版《韩国光复军积极协同同盟国作战》）。

韩国光复军成立之初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招募敌占区的韩人青年，扩充光复军队伍。虽然报纸也有敌占区“韩民纷纷归来”的字样，但具体情况却很少见诸报端。1943年初，“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刻正整训原有部队，韩籍青年赵源九，李宝妣等，最近相率冒险来归，开敌后韩民投效光复军之先导”（《新华日报》1943年1月7日第2版载《韩国光复军整训》）。根据这条消息，最早在1942年底或1943年初，才有敌占区韩人青年投效光复军。一些日军中的韩籍士兵因不堪压迫而投诚。1944年3月中旬，周口警备部队“在汎北捕获金口太，安国保，李濬承，韩春圭四名。据供：渠等均系朝鲜籍，因不堪敌之压迫，特向我投诚，参加朝鲜光复军。该四人业经我方优于照管，并将分发朝鲜光复军工作”。《中央日报》1944年4月1日第2版《韩人四名在豫鲁山投诚，参加韩光复军》。因相关消息缺失，在整个抗战期间到底有多少敌后韩人青年或日军的韩籍士兵加入光复军不得而知。

三，抗战后的韩国光复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韩国光复军制订了挺进国内的作战计划也因而成了一张废纸。

抗战结束后，临时政府“已得中国政府当局之同意，凡在中国境内被日本压迫之韩国军队，皆交该政府收编，以便将来返国时编组为国防军”。《申报》1945年9月14日第1版载《临时政府当前工作》。随后韩国光复军就开始“收编原在日军中之韩籍士兵，渝区已收编19人”。同时国民政府“军政部致函临时政府，盼即日派员致南京俘虏营接收自动投诚之韩籍士兵十数名”。《中央日报》1945年9月26日第2版载《韩国光复军收编投诚韩士兵》。根据国民政府军政部的要求，临时政府向北京，天津，青岛，南京和上海等城市派出光复军工作人员，着手接收整编各地的韩籍士兵。1945年9月29日，“韩国光复军一支队先遣队司令李苏民，奉命来沪来杭”，“会同长官部第一接管组正式接收杭州日俘内韩籍官兵608人，此有历史意义之接收典礼，在杭韩侨各团体代表等数千人参加，于旧日军司令部内广场隆重举行”《中央日报》1945年10月1日第2版载《韩光复军接收韩籍日侨》。这大概是韩国光复军接管韩籍士兵人数最多的一次。为了配合韩籍士兵的接管工作和韩侨的归国工作，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也随国民政府还都而迁至南京，总司令李青天先于临时政府其他成员来到南京，主持光复军总司令部的工作（《中央日报》1945年10月18日第2版载《韩光复军总部自渝移南京》）。

韩国光复军在接受整编原日军中韩籍士兵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帮助各地韩侨归国的工作。1946年1月19日，“韩国光复军国内挺进军总指挥部青岛特派员石纯二，向市政当局请妥由胶路局，拨给货车1列，驰赴高密，当日下午二时，即将滞留于高密之韩侨全部运来青岛，当即分别前往预定之韩国学校，华北烟草公司第一场，及国际公寓三处房舍集中，候轮返国”。《中央日报》1946年1月27日第2版载《高密韩侨运青集中》。

韩国光复军在中国各地接收整编韩籍士兵和帮助韩侨归国的同时，1946年1月，“韩国光复军参谋长李范爽，应驻韩美军总司令霍奇将军之邀，日内自渝来沪，转赴汉城，商讨光复军归国等重要事项”。《申报》1946年1月1日第5版载《本市简讯》。然而由于此前美军政府拒绝承认临时政府，只允许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回国，因而也就不可能允许韩国光复军整建制地集体归国，光复军面临被解散的命令。

1946年5月16日，韩国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本军（指韩国光复军—笔者注）自即日起宣布复员，将7年来在中国境内所组织之韩国光复军正式解散，所有人员全部回国参加本国之建设大业”，为了处理善后事宜，“在中国设立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团长为朴赞栩，团员为李青天，闵石麟”(《中央日报》1946年5月17日第4版《韩国光复军解散，即日起返国复员》)。光复军宣布解散后，所有光复军成员与其他在华韩侨一起被遣送回国。

四，结语

在韩国独立运动历史中，武装斗争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抗战之前，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武装斗争主要是在中国东北靠近中韩边界一带展开。在这里开展武装斗争的部队虽然在临时政府成立初期表示服从其领导，但其武装斗争基本上是独立展开的，临时政府的领导只是名义上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此后一直到1940年9月韩国光复军成立之前，临时政府都没有条件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

韩国光复军成立后，积极招募敌占区的韩人青年，也收编向中国军队投诚或被俘的韩籍士兵，不断扩大队伍。在战场上，光复军配合各战区的中国军队，展开对日宣传，情报收集和审问俘虏等工作，有时也直接参加战斗。在整个抗战期间韩国光复军直接参加战斗的次数并不多，但其对敌宣传还是卓有成效的，这对瓦解日军士气，揭露日军离间中韩人民的阴谋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像韩国光复军副司令金若山在光复军成立三周年时所说：“光复军成立的最大意义，显然在对日本挑拨离间政策，予以严重打击”。因此我们可以说韩国光复军对中国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