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朝的功与过：盛也乾隆，衰也乾隆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统治时间，占去了整个清朝统治时间的一半。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而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乾隆帝在位六十年（这还不算入他当太上皇的三年又四个月），加在一起共一百三十四年之多.

康熙统治的前期、清王朝忙于南征北战，全国并不太平。但是从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准噶尔部（1697）大获全胜之后一直到乾隆帝通过"内禅"将皇位传给嘉庆（1796），时间恰好是一百年整。

在这百年时间里，国内虽然还有零星战争发生，但是这些战争基本都是在边疆地区，或者说规模不大。当时没有全国性的大动荡，真可谓太平无事。就清朝的发展来说，也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在清朝所谓"百年盛世"之中，乾隆皇帝的统治时间占去了其中的五分之三。

乾隆皇帝弘历是雍正的第四子。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在雍正帝驾崩之后，时年二十五岁的弘历继承了皇位。

乾隆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幸运的帝王。他继承了一份非常完美的政治遗产。经过祖父康熙和父亲雍正两朝的励精图治，国家已经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秩序安定，人口和财富迅速增加，整个一片盛世景象。

如此幸运的乾隆在即位之初确实有一番振作之心。他励精图治，一改父亲雍正的严苛政策，以宽仁治理天下。他施行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内外矛盾。到了乾隆中期、清王朝达到了鼎盛局面。

当时，全国耕地数字超过了明末耕地最高数字、达到了七百三十五万顷，比顺治末期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国家人口已经接近三亿；商品经济也快速发展，国内城市繁荣。在政治方面，乾隆吸取了康熙、雍正两朝的统治经验和历史教训，采取了宽严相济、一张一弛的统治策略。

乾隆即位之后，他一方面多次下令镯免正赋杂税，革除苛政，减赦罪犯，对被雍正无情打击的皇亲国戚和王公大臣宽大处理。他还开设博学鸿词科，招揽天下俊杰，编纂大型图书.标榜文治。另一方面，他惩治贪官，打击朋党，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严格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些刚柔并济的统治方式，使得乾隆朝前期的政治颇有特色。

在武功方面，乾隆曾不无得意地宣传自己在军事上有十大战绩∶两次平定大小金川的叛刮乱、两次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两次与廓尔喀作战、平定新疆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平定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与缅甸和安南作战。乾隆以此作为自己的"十全武功"，并因此自称"十全老人"。其实，这所谓十全武功，水分实在太多。

乾隆在位满六十年之后，他不想自己在位时间超过祖父康熙，就主动把皇位让给了儿子，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但是朝政却依然为他所掌握，一直到嘉庆四年（1799）去世为止。

总之，乾隆是中国历代帝王之中少见的幸运儿，他不仅顺利继承祖父和父亲为他奠定的稳固江山，而且寿命也居历代帝王之冠、一直活到了89岁。他的一生，顺境多逆境少，胜利多失败少。中国传统帝制社会中威胁皇权的各种力量，如母后、外戚、宦官、权臣、朋党、藩镇等等，都被削弱到了最低限度，无法触及皇权。当时国内也没有大规模的反清力量，西北和西南的边患只是疥癣之患，而西方殖民者的势力此时还鞭长莫及。因此，乾隆朝可谓是国力强盛，四海升平。就算到了乾隆晚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清政府还是能稳定控制住局势，维持着强大的外表，屹立于亚洲大陆。

乾隆的"盛世"很大程度上是靠加强对人民镇压的种种措施和政策来维系的。清政府在全国各地派驻了大批用于镇压百姓的军队，其中主要是八旗军、其次是绿营兵。除了军队之外还有严格的法律。

清政府颁布的《大清律》规定，凡是被统治者认为是十恶的，例如谋反、谋大逆、杀害本地行政官员等等，一律要被处以极刑。其他如老百姓的集会结社、聚众罢市、喧闹公堂和编写违禁歌曲等，一律在严禁之列。

乾隆朝还实施严格的保甲制度来防止百姓反抗。不论城乡，每十户人家设立一个牌头，十个牌头设立一个甲头，十个甲头设立一个保长。每户人家门上必须悬挂一面牌子，上面写着户主姓名、家中成年男子的数量，同时还需要登录在当地官府册籍之上，以便于随时稽查。如果发生了反抗朝廷的事情，保甲制度下的有关人家要一并连坐，以此达到各户相互监督的作用。

乾隆朝还实行苛刻的文化高压政策。大规模的文字狱和禁毁书籍，使得整个社会万马齐喑，百姓们绝口不谈政治。知识分子只能埋头于程朱理学或者考据学之中，以此来消磨时间和智慧。

乾隆朝虽然号称盛世，老百姓的日子却十分艰难。尤其是遇到自然灾害时，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的现象时有发生。郑板桥曾经写过一首题为《逃荒行》的诗，十分生动地描述了农民逃荒的悲惨场景。

中国传统帝制社会存在盛极而衰的发展规律乾隆王朝也是如此。正是乾隆的"盛世"孕育了清朝衰亡的起点。盛衰的转折点就是在乾隆中期。从乾隆中期开始，清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变得尖锐起来。

首先是统治集团的日益腐朽。乾隆本人对此负有最重要的责任。他看到国库充盈、国泰民安，于是就滋长了奢侈享乐之心。他的祖父康熙帝在位期间也曾六下江南，但每次出行都比较俭朴和节约。而乾隆帝每次下江南都花费巨大，每到一处就挥霍无度、而江南百姓也因此被很狠很地敲诈和剥削一番。对于个别宫员的批评意见，乾隆根本听不进去， 依然我行我素。由于乾隆本人的铺张奢侈，乾隆中后期的各级官僚也开始贪污腐化，生活糜烂无度。

乾隆中后期吏治极其腐败，有官员上折子提醒乾隆要防止"三习一弊"。"三习"就是习惯听歌功颂德的话，习惯看谄媚拍马的举动，习惯别人讨好奉迎;"一弊"就是由三习带来的讨厌君子而喜欢小人的弊病。乾隆对此不以为然，他自认为绝顶聪明，能洞察秋毫，三习一弊的问题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到了乾隆后期，各级官员也开始向和珅学习，一味地迎合着乾隆的虚荣心、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他们玩忽职守，办事只想着谋取私利，并且官员互相勾结、共同作弊。

随着吏治的腐败，清朝军队也开始变得腐朽不堪。统治集团的腐朽也影响到国家经济状况。连年对外用兵，耗费巨大；南巡北幸更是铺张浪费。此外，治河工程的官员每年虚报花费，随后官员层层贪污、中饱私囊，不仅没治河，反而还消耗了巨大的财力。这一切都使得清王朝的财力开始负增长。到了嘉庆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已经出现了危机。

在社会层面，统治阶级大规模兼并土地又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乾隆中期之后，全国占有良田千顷甚至万顷的地主比比皆是。满汉军官从军营解甲归田后，也广置田地，一般地主以高利贷为手段霸占农民土地。富者田连阡陌的必然结果就是贫者无立锥之地，严重的土地兼并甚至都导致中小地主都失去了土地。这就导致农民只能通过租种土地来谋生。然而，高额的地租使得这些农民必须将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交。除了地租之外，农民还要承受各种贡税。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遇到天灾人祸，许多无以为生的农民就只能铤而走险了。

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爆发了王伦农民起义。乾隆传位给嘉庆的那一年（1796），四川|和湖北地区又爆发了白莲教起义。

从乾隆中期开始，清王朝开始走向了下坡路。直到乾隆末期，所谓的盛世已经彻底结束。成倍增长的人口所引起的压力，朝廷未能解决的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集团的彻底腐朽都使得这个所谓的天朝上国开始病态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