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西方为什么一边妖魔化蒙古人，一边崇拜元朝？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不久之前，电影《图兰朵》在国内上线，虽然演员阵容强大，场景国际范儿十足，就连宣传海报也炫丽耀眼，但许多观众显然很不买账，以至于网络上的评价相当不理想。

就剧情故事而言，这部电影主要受同名歌剧的启发。然而，与电影的风评截然不同，在过去的将近一百年里，这部歌剧在欧洲长盛不衰、好评如潮，甚至于被评论家称为“世界十大歌剧之一”。

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为什么外来的经典《图兰朵》到了中国就不香了呢？中外观众的审美，为何在这部作品中变得不一样？是电影的艺术水平有问题，还是另有更深的原因呢？

鉴于《图兰朵》的原型故事建立在蒙元帝国的时空框架中，我们不妨回到历史，为现实找寻答案。

《图兰朵》片段

欧洲人的蒙古知识

西方文学中有很多经典的爱情故事，尤其多见公主、王子的故事。但有别于欧洲的王室、贵族，《图兰朵》的故事发生在遥远东方的蒙元帝国，主人公是元朝的公主。最早把这个故事创作为剧本的，是意大利人贾科莫•普契尼。简单地说，这是欧洲人创作的蒙元宫廷爱情故事。

编写剧本当然要有故事源头，意大利人写元朝的爱情故事，还是让人颇有些意外。那么问题来了，欧洲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通过何种渠道了解有关蒙古、元朝的故事呢？

考察文字材料，西方关于蒙古的记载最早出现于13世纪初，来自于传教士的报告。不过，没等这些消息传开，蒙古人的战马就踏上了东欧平原，用血与火给欧洲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东欧的贵族、领主们根本就不知道蒙古是何方神圣，就被按在地上一通暴打。不过，蒙古人来的快，走得也快，几乎兵临维也纳的蒙古骑兵迅速后撤。当惊魂未定的西欧人想搞清楚情况的时候，蒙古人早已跃马扬鞭离开了。

这场极度血腥，却又很短暂的碰撞，让西欧的封建主们无论如何不能忘掉蒙古，但又搞不清楚蒙古究竟是什么来头。于是，一些与战争有关，却又模糊不清，甚至充满了敌意的传言，成为欧洲人对蒙古的初印象。

比如，欧洲流传着一种说法，蒙古部族所在地方环境恶劣、土地贫瘠，所以他们才会到处扩张。至于蒙古人，则是脑袋大、脖子粗、胳膊长、腿短，最重要的是力气大的惊人。蒙古人的生活就更令人骇然了，欧洲人说蒙古人茹毛饮血。至于信仰，那就跟不用提了，蒙古人当然是冥顽不灵的异教徒。

在此后的几百年里，蒙古西征再也没有发生，往返于东西方的商人、传教士，为欧洲人带来了有关蒙古和元朝的新鲜故事。这其中最有名气的，当然是马可波罗，他的游记几乎塑造了几百年来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

奥斯曼帝国兴起后，东西方交通中断，西方一度失去了有关蒙古的消息。直到16世纪之后，耶稣会向欧洲传回了许多有关东方的知识，这其中有不少与蒙古有关。比如传教士南怀仁曾经跟随康熙巡幸，写下了《鞑靼旅行记》，传教士安多和张诚更是跟随康熙出征噶尔丹，记录了清朝与蒙古准噶尔部的战争。

南怀仁画像（资料图）

这些留心于中国事务的传教士搞清楚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他们注意到，蒙古之内存在不同的群体，于是有了卡尔梅克人、喀尔喀人和蒙古人三种分类。但是，传教士能够接触的信息毕竟非常有限，其认知必然存在狭隘之处。比如他们认为蒙古人性情温和，但生活肮脏贫穷，都是很难感化的异教徒。

总而言之，自从蒙古人从天而降，与欧洲打上交道以来，尽管印象深刻，但欧洲人视野里的蒙古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混杂一起，很容易产生了迷幻的故事情节。作为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元朝更是套上了神秘的色彩，成为欧洲人眼中一段风格另类的“中国故事”。

恐惧与敬仰并存

对于外国人创作，并且涉及中国古代历史的文艺作品，中国观众常常有“这根本不是中国”的批评，曾经的《花木兰》如此，如今的《图兰朵》更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人的历史认知存在很大的差异。

《图兰朵》的原始作品渊源于短篇故事《卡拉夫和中国公主的故事》，作者对这位中国公主，以及相关人物描绘，完全建立于欧洲人对蒙古、元朝的理解之上，而这种理解，首先源自于蒙古人带来的冲击。

如果蒙古第一次西征毁灭中亚城市，西欧还只是略有传闻，那么在第二次西征时，基辅、莫斯科等东欧城市的陷落，则给西欧带去了关于蒙古人的可怕描述。后来的第三次西征，虽然与欧洲没有直接关系，但伊斯兰文明几乎被摧毁的事实，足以让欧洲的封建主们不寒而栗。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蒙元占据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于欧洲人来说，蒙古带给他们的冲击力却远超汉唐宋明。蒙古军队的恐怖屠杀，让沉浸在宗教中的欧洲人想起了“上帝之鞭”，蒙古二次西征也被欧洲人称作“上帝的惩罚”，以至于东欧联军与蒙古军队的战场都有了特殊的名字——“上帝选择的地方”。

被妖魔化的蒙古军队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欧洲人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成了魔鬼撒旦的化身。“恐怖”成了欧洲人对蒙古，乃至于对东方文明的最直观印象。

《元世祖出猎图》

然而，人类文明总是有着对强者的崇拜，蒙古西征固然给被征服地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困难，但其释放的强大能量，又不能不让后人赞叹。基督教传统对于苦难、罪过有着别样于中华文化的理解，更促成了欧洲人对蒙古认识的转变。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蒙古军队的恐惧逐渐散去，反而是蒙元帝国的辉煌壮丽随着丝绸之路的商队传到了欧洲，此种情形下，曾经带给欧洲以苦难的蒙元帝国，又具有了新的特质。

作为欧洲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最重要的读物之一，《马可波罗行纪》毫不掩饰地称元世祖忽必烈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书中更是连篇累牍地描述了元朝的强大、繁荣与富庶，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游记的内容当然真真假假，但当时的欧洲人大多无暇辨别，在蒙元帝国的无限光芒下，欧洲人开始对蒙古产生了特殊的敬仰之情。

比如“鞑靼”这个词，曾经是魔鬼撒旦的代名词。而在后来，却具有了一丝特殊的寓意。文艺复兴时期的名流但丁、薄伽丘用“鞑靼绸”、“鞑靼布”来指代精美的布料。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特别要求，吊袜带要染成鞑靼蓝。显然，此时的“鞑靼”，已经成了一个具有高等级象征的词汇。

这种具有敬仰的蒙古情怀，也渗透到了文学家的笔下。比如18世纪英国诗人柯尔律治的作品《忽必烈汗》，以“宫殿”、“少女”和“大汗忽必烈”为要点，用诗人对蒙元帝国的想象，以及他对于东方元素的理解，将宏大肃穆的元朝宫殿描绘成了人间的伊甸乐园。《图兰朵》的创作时间虽然更晚，但其文化根源并未脱离于西方对蒙古的传统认知。怀揣着对蒙元帝国的恐惧与敬畏，笼罩在神秘恐怖的氛围下，欧洲人创作的艺术作品自然迥异于中国人认知的历史世界。

蒙元正统在何方

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的想象，向来带有其臆测的“东方性”。正因如此，欧洲人看《图兰朵》觉得很有东方韵味，中国人却看得一头雾水，甚至不太高兴。其实，诸如此类的事情并不少，比如《图兰朵》电影的演员之一，法国影星苏菲玛索，就曾经因为穿中式服装比划眯眯眼，遭到网友的批评。

苏菲·玛索《图兰朵》剧照

某种程度上，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就历史而言，蒙元帝国土崩瓦解之后，蒙古民族的走向颇为复杂，别说是外国人，中国人也未必能说得清楚。时至今日，对于谁能举起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精神大旗，始终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我们不妨借此机会，略加梳理元朝结束后蒙古的部落动向，以便正确探查蒙元的政治与文化脉络。

明军北伐，攻克大都，元顺帝带着太子逃奔上都。元朝的历史虽然就此结束，但黄金家族在草原的统治并未终结，因而有“北元”之说。此后，退回草原的北元政权接连遭受明军的进攻与内部的动乱，处境极为狼狈，作为成吉思汗嫡系后人，黄金家族一度权势沦丧。

直到明武宗正德年间，达延汗重新统一东蒙古，黄金家族得以振兴。按照蒙古的传统，达延汗将漠南漠北的大小部落合并为六个万户，分左右两翼，分给了儿子们。六万户中最为重要的是是察哈尔万户，这里是大汗所在，也是黄金家族的嫡系血脉。

与成吉思汗轻重有别的分封不同，达延汗的分封比较平均，在他去世后，诸部落各自为政，大汗难以控制其他部落，导致蒙古再次分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原属左翼的喀尔喀万户又分成了两股，内五部活动在喀尔喀河以东，后来逐渐南迁，到清朝初年被编入内札萨克旗。

外七部留在漠北，仍以喀尔喀为号，后来形成了土谢图汗、车臣汗、扎萨克汗等大部落，成为外蒙古的雏形。

众所周知，清代推行满蒙联姻的政策，但清朝联姻的对象是有选择的，主要集中在传承黄金家族血脉、最有政治影响力的漠南蒙古。在击灭末代大汗林丹汗之后，清朝册封林丹汗之子额哲被封为和硕亲王，视漠南蒙古为清朝统治全国的重要依托。

影视剧中的满蒙联姻

相较之下，清朝对漠北喀尔喀蒙古的态度就没有那么热情了。至于源自瓦剌，本来就不是黄金家族的漠西蒙古，则成了清朝百年征战的对象。雍正年间，清朝用兵西北，世宗向蒙古各部发令，提醒他们准噶尔本来就是元朝的臣仆，作为蒙元正统，漠南各部此时理应跟随大清，征讨准噶尔。

总而言之，无论是成吉思汗八白宫，还是黄金家族延续的传承，蒙元帝国的正统都在漠南蒙古，也就是内蒙古。当我们谈论蒙元帝国时，文艺作品当然可以创作，但要尊重历史，还是要找准空间、找对人群，这样才能讲出让大众信服、令观众满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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