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产养殖业耐药性超过 50% 我国微生物耐药管理亟需行动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对全球公共健康构成威胁已是共识，但人们更多注重人用抗生素的治理，殊不知在畜牧、水产类中，耐药性也正在增加。

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下称“粮农组织”）发布了《2021-2025年粮农组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行动计划》，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发展蔓延悄无声息，却让农业粮食部门深受影响。并指出，耐药性微生物呈跨境之势，世界各国只有携手努力，才能确保每个人都得到保护。

那么，在动物性用抗生素占比近80%的情况下，我国面临着哪些耐药性风险？它将给人类健康带来什么影响？

水产耐药性正在增加

何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MR)指细菌、病毒、寄生虫和真菌等微生物，对曾经有效治疗感染的抗微生物药物不再敏感的一种自然现象。以任何方式使用抗微生物药物都会导致出现耐药性。使用的抗微生物药物越多，微生物就越有可能产生抗药性，滥用和过度使用抗微生物药物会加速这一过程。滥用的例子包括抗微生物药物使用的剂量或频率不当，以及持续时间不足或过长。

它将带来哪些风险？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导致药物疗效下降，使得感染和疾病难以或无法治愈。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与死亡率增加，人和畜长期患病，以及农业、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生产损失相关联，从而严重威胁着全球人们的健康、生计和粮食安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还导致治疗和护理成本增加。

用世界卫生组织发出“抵制耐药性，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的这样一句话，就可以清楚看到，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根据粮农组织的数据，据估计每年有70万人死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感染，并且针对无数患病动物所采取的治疗失去了效果。如不采取行动减轻风险，到2050年每年的致死人数可能急剧增至1000万。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对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和粮食安全，以及生计、畜牧生产、经济和农业发展的一个重大全球性威胁。

自抗微生物药物问世以来，牲畜中出现的耐药微生物数量呈指数增长。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发出警告，“耐药问题危及粮食安全、生计以及人类和动物健康。”

那么，动物性耐药现状到底如何？

9月10日，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亚洲水产养殖和渔业抗微生物药物耐药的20年趋势，研究者发现，在水产养殖业，耐药性超过 50% 。在食源性病原体中，研究者发现，对青霉素（60.4%）、大环内酯类（34.2%）、磺胺类（32.9%）和四环素类（21.5%）的耐药性最高。

研究者认为，水产食用动物供应链高度全球化，促进了本地产生的抗性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此外，与其他动物相比，水产动物产品更容易生食，增加了病原体传播的风险。

水产养殖和渔业为全球人口提供着越来越多的营养。水生动物为全世界 40% 以上的人类饮食提供了 20% 的动物蛋白，其消费增速超过了所有其他动物蛋白来源的总和。从1960年到2018 年，供人类消费的水生动物产量从 21.8 吨增加到了 1.564 亿吨。亚洲贡献最大，2018年提供的水产占全球产量的69%，其中，中国占全球产量的 35% 。

研发者发现，在海洋环境中，预测的多药耐药性在中国黄海和东海地区最高。

我国水体的抗生素污染

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复旦大学）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青年研究人员王和兴、王娜等人经过3年研究发现，上海地区的586名8～11岁学龄儿童尿样测出含有21种抗生素，包括5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两种β-内酰胺类抗生素、3种四环素类抗生素、4种喹诺酮类抗生素、4种磺胺类抗生素和3种氯霉素类抗生素，其中79. 6%的学龄儿童尿液中检出上述21种抗生素中的一种或几种。研究者认为医用抗生素使用实质上是短期高剂量暴露，而来自食品或环境中的抗生素暴露是长期低剂量暴露。

后又有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的一项调研显示，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ng/L（纳克/升），高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长江下游抗生素排放量居全国前三位，年排放强度大约为60.0千克/平方公里。

在2021年1月份的《环境污染与杂志》上，刊登了大连海洋大学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赵富强等的《中国典型河流水域抗生素的赋存状况及风险评估研究》一文，研究者针对中国七大典型河流水域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典型流域水体和沉积物中，共检测出８类49种抗生素，水体中抗生素的检出种类普遍高于沉积物；抗生素浓度水平最高的区域是辽河和海河流域，黄河、松花江和开都—孔雀河流域抗生素污染程度相对较低；在典型流域水体中具有较高生态风险的抗生素为诺氟沙星、恩诺沙星、脱水红霉素、罗红霉素、磺胺甲恶唑以及甲氧苄氨嘧啶等。

在水体中含量较高的抗生素中，喹诺酮类(QNS)抗生素中质量浓度最高的是诺氟沙星，为5770ng/g，环丙沙星为1290ng/g，四环素类抗生素(TCs)是中国水产和畜牧养殖业中应用最广泛的兽药和饲料添加剂，该类抗生素在中国典型流域水体中质量浓度最高的是土霉素，高达741.9ng/L。

事实上，农业部已于2015年禁止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等4种人兽共用抗菌药物用于食品动物，因为这些抗生素经过食物链传递，会给人类健康带来危害。比如，长期食用喹诺酮类（诺氟沙星）药品残留肉食品可造成人体呼吸道感染、基因突变、致癌。但目前的水体中依然能够检测到诺氟沙星，且含量很高。

研究者认为，环境中抗生素的污染主要来源于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医院废水、工业废水以及畜牧、水产养殖业污水。在被人类和动物使用后，由于肠道吸收不良或代谢不完全，大部分抗生素作为母体化合物或代谢物排出了体外，进入水体、沉积物和土壤环境中。抗生素通常会在生物作用或非生物作用（吸附、水解、光解）下发生衰减，然而大多类型的抗生素不易发生降解，在水环境中相对稳定。在水环境中，即使抗生素的浓度水平很低（处于ng/L或μｇ/L级别），也可能直接对水生生物产生毒性，例如可以引起浮游植物中毒，抑制微生物之间的交流，改变微生物群落结构等。

更令人担忧的是，环境中抗生素污染会诱导产生抗生素耐药病原菌和抗生素抗性基因，它们通过食物链和食物网对人体健康和生 态环境构成潜在威胁。

有专家认为，与已知水体中抗生素的量相比，真实的数据可能更厉害。因为记录水生环境中耐药性的数据有限，监测不足，就算是全球消费量最大的水生动物——淡水和海洋鱼类，通常也不受系统的食源性病原体监测。

中国在行动

11月18日，在“2021年提高抗微生物药物认识周”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在上述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微生物耐药管理问题，202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将应对微生物耐药作为生物安全的八大领域之一，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都提出了要求。微生物耐药工作已经不再是某个行业、某个专业领域的工作，而是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和重大战略的高度。

中国从2005年就开始建设抗微生物药物耐药监测网；2012年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抗菌药物管理办法》；2016年，国家卫健委联合其他十四个部委发布的《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抗菌药物管理体系，包括在法律框架内。

据武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林丽开介绍，从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细菌耐药监测网、真菌耐药监测网、全国医院感染监测网、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评价专家委员会所提供的一些真实有效的数据，进行分析、梳理、统计后发现，这几年实际上抗菌药物管理成效非常高。比如，门诊使用抗菌药物的比例急剧下降；住院抗菌药物使用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和变化；整个耐药检出来看，最受关注的肺炎克雷伯菌，从去年到今年开始进入没有增长的状态；十年来医院感染的发生率逐渐在下降，从2012年的3.2%，到去年不到2%；还有医院感染的一类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也相对处于较低状态。

“但，当前仍遇到一些问题，对兽用这块抗菌药物使用耐药的监测，需要更加主动。”林丽开表示。

事实上，农业农村部作为联防联控机制的重要成员，从2017年就发布了一个行动计划。

据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陈光华介绍，为了强化兽药综合监管，提升兽药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实施兽药二维码追溯监管，企业生产的所有兽药产品实行了全部赋码上市，出库入库追溯数据全部上传至国家追溯系统，实现兽用抗菌药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其次是，实施兽药残留专项整治，重点对乌鸡、鸡蛋开展为期三年的兽药残留专项整治。再者是开展动物源细菌耐药监测，提升安全精准用药水平。实施2021年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总结分析养殖环节的耐药现状和发展趋势，积极指导推动养殖场户调整优化用药行为，提高从业人员安全、合理、规范用药水平。此外继续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力争到2025年末覆盖50%以上的规模养殖场。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多措并举、真抓实干，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坚决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有效防范畜牧兽医领域生物安全风险。”陈光华表示。

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发出呼吁，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导致抗微生物药物的使用不断增加，到 2030年，其用量或将增加一倍以上。面对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风险，农业首当其冲。其中，畜牧业是使用抗微生物药物的大户，因误用或过量使用而产生的耐药性会导致畜禽大量死亡，令畜禽养殖业遭受重创。抗微生物药物也用于种植业（尤其是水稻和西红柿）和水产养殖业，力求减少产量损失。所以，抗微生物药物对于动植物疾病的治疗很重要，但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和在必要时使用。为了防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并尽可能保持抗微生物药物的长期有效性，应当投资于注重预防感染的良好农业规范，同时采取适当的政策来支持这些可持续的农业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