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王安石︱段子里的政治家：中国古代笑话中的王安石

王安石雕塑

王安石身后，新旧党争也没有停止，崇宁年间再次推崇新法，这又导致明代的笑话书有了新的素材：
初，崇宁既建辟雍，诏以荆公封舒王，配享宣圣庙。肇创坐像未几，其壻蔡卞方烜赫用事，议欲升安石于孟子之上。优人尝因对御戏为孔子正坐，顔孟与安石侍侧。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辞曰：天下达尊，爵居其一。轲仅公爵，相公贵为真王，何必谦光如此。遂揖顔子。顔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无分毫事业，公为名世真儒，位貌有间，辞之过矣。安石遂处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逊位。安石惶惧，拱手云不敢。往复未决，子路在外，愤愤不能堪，径趋从祀堂挽公冶长臂而出。公冶为窘迫之状，谢曰：长何罪？乃责数之曰：汝全不救护丈人，看取别人家女壻。其意以讥卞也。（《安石配享》，《古今谭概》微词部）
笑话讲了这样一个事件：王安石过世十数年后，在崇宁年间得以配享孔庙，王安石的女婿蔡卞请求将王安石的位置列在孟子之上，这引起了当时戏曲演员的讽刺。戏曲演员假扮了一出孔庙里的“让位大战”：孟子、颜回纷纷谦让于王安石，最后连孔子都打算让位，这让子路看不下去了，拖着公冶长就往外走，指责公冶长：你当了夫子的女婿，怎么就不如王安石的女婿有本事呢？
关于王安石配享孔庙争议，在南宋时已经有不少记载。这则笑话的文本，大致与南宋洪迈《夷坚支志》的记载相同，洪迈说因为这出戏，蔡卞的主张最后没能实行。但岳珂《桯史》认为该说法在细节上有误，当时王安石的位置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孟子。《黄氏日抄》则更进一步，说蔡卞试图让王安石超越颜子，乃至取代孔子。可见王安石配享孔庙一事，在他身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则笑话就是争议的余波。
这些关于新法的笑话里，直接攻击王安石的很少，故事里丑陋得可笑的形象大都不是王安石，而是王安石的追随者。王安石个人的形象虽然执拗，但算不上邪恶。这种对于王安石的看法，在北宋时期就已经确定。学者程颢认为“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益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预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缓，委曲平章，尚有听之之理，使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氏闻见录》卷十五），这是说王安石执拗的个性，导致他被“小人”包围了，小人的行事风格刻薄偏激，新法的偏差就无法得到合理的纠正，对社会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当时的人大多认为程颢此言是非常公允客观的看法。
不拘小节：王安石的卫生习惯
有一类有点独特的笑话，是关于王安石个人的较为滑稽的卫生习惯小故事，也被抄入了笑话集：
荆公、禹玉，熙宁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直缘其须，上顾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应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荆公亦为之解颐。（《颂虱》，《遁斋闲览》谐谑篇）
荆公夫人吴，性好洁，与公不合。公自江宁乞归，私第有一官藤床，吴假用未还，官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公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又尝为长女制衣赠甥，裂绮将成，忽有猫卧其旁。夫人将衣置浴室下，任其腐败，终不与人。荆公终日不梳洗，虮虱满衣，当是月老错配。（《洁疾》，《古今谭概》怪诞部）
王介甫面黄黑，问医，医曰：“此垢污，非疾也。”进澡豆，令王洗之，王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面黑》，《古今谭概》委蜕部）
以上三则笑话，以第一则在后来的笑话书中被引用最多，流传最广，《遁斋闲览》谐谑篇、《山中一夕话》、《雪涛谐史》、《古今谭概》和《遣愁集》都登载了类似的内容。它还化为事典，被用在诗作里。南宋诗人刘克庄有一咏虱诗云：“嘴利锋芒毒，形微胆智麤。近缘司谏领，游戏相君须。”怕这个典故别人看不懂，还加了注说：“‘屡游相须’用荆公事。”用来写诗的工具书《韵府群玉》里有“绿须虱”条目，《韵府拾遗》有“颂虱”条目，也都是这个典故。这则笑话里，王禹玉用一句话解开了王安石的尴尬，笑话里暗含着对机智与豁达的赞赏，表现出了士大夫们不拘小节的风度。在这一则故事里，王安石虽然卫生习惯堪忧，形象基本还是正面的。
第二则笑话则是侧重于士大夫的家事，展示了王安石夫妻间的生活场景。故事的主角是王安石的那位“相婆”，动作神态的描写都生动形象，富有喜剧色彩，更不用说里面还有一只惹恼了“相婆”的萌猫，实在没有不引人一笑的道理。
第三则笑话这个故事，在《东轩笔录》里的版本是吕惠卿说用芫荽（香菜）洗脸可以去黑，王安石说“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予何”——今天的美容小偏方则会说香菜含有感光素，大量食用会使人容易变黑，倘若如此，则幸好荆公没有听吕惠卿的话。这则笑话除了表现王安石的不爱干净之外，也突出了他的执拗。王安石在这里说的话戏仿自《论语》“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似乎暗示王安石的自我期许是成为孔子一样的人物。
关于王安石，之所以会有个人卫生习惯较差的印象，一方面是因为宋人的笔记里，确实有不少关于王安石卫生习惯的记载，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辨奸论》这篇古文名篇，塑造了一个“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反派”形象，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而作的。在信息传播不甚发达的古代，可以想见，很多人会因为读了《辨奸论》而好奇王安石是否真的是一个不爱干净的人。在这种好奇的驱使下，关于王安石卫生习惯的种种笑话大行其道，变得有声有色，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笑话是怎么被“转发”的
士林笑话里的王安石总是与他的政治生涯难分难解，此是有关王安石的笑话的一大特色。这些笑话的故事在宋代的大多记载于笔记中，后来的各种记载里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笔记作者自己的“发明”。故事每被“转发”一次，都会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代表了笔记作者自己的意见。这导致不同的记载，对于同一个故事，会作出大相径庭的阐释。
例如巩申为王安石放生祝寿的故事，前人就有不同的解释。比较早的《东轩笔录》直接说巩申是个“佞而好进”“趋附不已”的人。但是到了明代，这个故事作为笑话收入《古今谭概》时，多了一段冯梦龙的评论，认为巩申这是在规劝、讽刺王安石，暗示他“作业太重，多多放生，或致冥祐”。可能是担心这么断言，说服力不够，冯梦龙就又举例子说：“唐大理正成敬奇视姚崇疾，置生雀数头，一一手执而放之曰：愿令公速愈。姚相恶之。”认为巩申是在模仿唐人，讽刺王安石。虽然冯梦龙也认为王安石的政治作为不可取，但经他的解释，巩申的动机竟然就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从小人变成了君子，从佞臣变成了忠臣。其实依照《东轩笔录》里的记载，当时连贩夫走卒都在王安石宅邸放生，作为追捧。将巩申的行为解释为故意效仿成敬奇，可能是不成立的。
再如《三鹿为犇》的故事，《遁斋闲览》中说这个现象是王介发现的，而我们知道王介是可以与王安石相互嘲戏的朋友，这无伤大雅。在《后山谈丛》里，这个笑话就出自那个传说经常当王安石面讽刺新法的刘攽之口，多了针砭时弊的意思，刘攽说“宜三牛为麤，三鹿为犇，苟难于遽改，令各权发遣”，《后山谈丛》解释说，这个“权发遣”，就是讽刺当时新党为了推行新法，往往越级用人，资历浅的新人也可以占据重要位置。越级用人，在宋代的官职任命里就称为“权发遣”。经这么一解释，幽默就变成了讽刺。
《桯史》在“转发”这个故事时，情感基调又出现了异变：
“王荆公在熙宁中作《字说》，行之天下。东坡在馆，一日因见而及之曰：‘丞相赜微窅，穷制作，某不敢知，独恐每每牵附，学者承风，有不胜其凿者。姑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体壮于鹿，鹿之行速于牛，今积三为字，而某义皆反之，何也？荆公无以答，迄不为变。党伐之论于是浸开，黄冈之贬,盖不特坐诗祸也。”
明代《山中一夕话》摘录的笑话就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认为，苏东坡用“犇”“麤”两字为难王安石，导致了王安石对苏东坡有了怨怼，后来被贬也与此事有关。然而，考虑到王安石执政时期，曾经对导致乌台诗案的《钱塘集》视若无睹，所谓王安石和苏轼的私人恩怨，可能只是外人臆想。加上对王安石的评价，在南宋经历了一个急剧下降的过程，《桯史》中的记载恐怕不是事实。
笑话书的编写者，能获得如此丰富的王安石笑话素材，要归功于宋人有意识的笔记写作，使得大量的朝野趣闻在笔记中得以保存。这既和宋朝兴盛的士林文化有关，也和宋人的“笑话意识”分不开。《群居解颐》、《善谑集》、《开颜录》、《绝倒录》、《漫笑录》、《谐史》、《拊掌录》这些专门笑话集都涌现于宋。还有一些文集语录为笑话特别设立篇目，范正敏《遁斋闲览》中的《谐噱》篇，以及罗烨《醉翁谈录》中的《嘲戏绮语》篇就属于这种情形。这些笑话集因为明代《说郛》的再次转载，保留了下来。除此之外，还有《路氏笑林》、《戏语集说》、《滑稽集》、《林下笑谈》、《悦神集》、《谈谐录》等，大都散佚，仅见于著录。
对这些趣闻的“转发”，必然会导致故事在流传中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那些与政治有关的笑话。但是，这些“转发”也促进了故事的保存。倘若不是因为古人保存这些趣闻的热情，这许多朝野趣闻或许就会散佚得不见踪影。随着时过境迁，笑话的政治意义变得不再重要，更能打动人的，还是故事里那些闪烁着学识和机智的光芒的言辞记录，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形象。王安石有诗赞孟子，云：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这或许也可以用来形容笑话中的王安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