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纳粹科学家利用囚犯测试疫苗

二战期间在战场上死于疾病对成千上万的士兵来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德国人和其他交战国家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敏锐地了解疾病的危险，所以当他们在第二次战争中将人类当成小白鼠进行测试，故事很可怕。

很难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多少士兵死于各种疾病。当时所有国家的军事人员死于疾病的人数超过200万。因此，毫不奇怪，这是纳粹在随后的战争中所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为了减少疾病死亡人数，他们致力于研制疫苗。如您所知，在正常情况下，疫苗在提供给广大人群之前要经过严格的测试。但是，纳粹认为他们的战俘是完全可以消耗的，他们并不在意他们的测试对象的人权。

我们将从疾病疟疾开始，正如你所知，它是由蚊子携带的。一个人被咬后，通常会在大约10到15天后开始出现症状。这通常意味着开始严重发烧、头痛，更糟糕的是，昏迷后死亡。即使在今天，每年仍有大约400000人死于疟疾。

从1942年到1945年，纳粹利用达豪集中营的囚犯试图了解，如何在自己的部队中治疗疟疾。这包括在感染后给有意感染的人服用药物，并测试预防措施，即在感染前服用药物。德国医生从蚊子的粘液腺中提取这种疾病并将其注射到囚犯体内。这些实验背后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一位名叫克劳斯·席林的热带疾病教授。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他将疾病传染给不知情的人似乎没有任何顾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曾在一家精神病院参加了对意大利囚犯进行的疟疾疫苗实验。因此，在战争期间他引起纳粹的注意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纽伦堡审判的证词，之后席林被判了绞刑。在审判期间，据说集中营中的大多数疟疾受害者是波兰人、俄罗斯人和南斯拉夫人。总共选择了1200名囚犯，但没有一个是自愿的。如果您想知道，有时囚犯会自愿参加实验，因为他们会得到奖励。不幸的是，他们并不总能得到这样的奖励。证词说，牧师通常是这些疟疾实验的选择对象。纳粹不仅迫害犹太人；他们也是反基督教的，希特勒说这种宗教只适合奴隶。其中一名测试对象为科赫神父。他解释说，在营地里，他被告知把手放在一个盒子里。那个盒子里满是蚊子。在7天的时间里，他必须每天都这样做。

在审判中，有人解释说：“每天下午，当他躺在床上时，他的腿之间会放上一盒蚊子。每天早上从他的耳朵取血涂片，每天和晚上测量他的体温。”他还服用了奎宁药物，这种药物至今仍用于治疗疟疾。科赫神父感染了疟疾，出院后发高烧，关节疼痛。他是幸运的人之一，因为他在与致命疾病的较量中幸存下来。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审判证词指出，“其他人服用了吡喃安替比林、一种编号为92516的药物，以及这些药物的几种组合。有些人因这些实验而死亡。”

当有人死亡时，席林医生才明白，病人无法承受如此大剂量的药物。根据证词，那些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与砷中毒导致的死亡非常相似。两个年轻的俄罗斯人在感染了疟疾后接受了它，不久之后他们就死了。死因是血球分解。

当然，有些人只是死于疟疾本身。据说这个数字是30，尽管还有300或400人死于疟疾并发症。我们从同一个证词中得知，营地爆发了斑疹伤寒。给予患有此病患者的药物是新萨尔瓦生、阿他林和奎宁。在审判期间，席林否认他知道殴打囚犯的事情，并表示他认为自己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工作。

事实上，一位为他工作了30年的女性作证说，“他在达豪的意图是好的。”其他目击者谈到他是多么专业。尽管如此，他还是去了绞刑架。席林医生应该更清楚，这是判决。一位法官是这样解释的：“作为受过教育和博学的人，席林无疑已经意识到他的工作适合纳粹需要的方式。尽管他的个人动机可能源于他对帮助人类的渴望。

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斑疹伤寒。纳粹创建犹太人聚居区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试图遏制斑疹伤寒流行并阻止其传播到更广泛的公众。这真的只是一个借口，以便隔离他们认为对他们祖国构成威胁的一些人。一旦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告知他们将接受“驱虫浴”，但实际上这个浴池是毒气室。书中还指出，纳粹将犹太人关在隔离区，因为医生“偏爱过度拥挤和不卫生的条件，以允许流行病肆虐，杀死尽可能多的人。”

斑疹伤寒也是一种可怕的死亡方式，通常以高烧开始，然后导致精神病状态。尽管如此，不仅是犹太人死于斑疹伤寒。这种由虱子或跳蚤传播的疾病吓坏了纳粹。此后，学者们指出，纳粹看待这种疾病就像看待犹太人一样，他们认为犹太人在他们的国家是寄生虫，就像虱子是人类的寄生虫一样。许多纳粹军队在东线死于斑疹伤寒，因此他们需要接种疫苗。他们还需要有人对其进行测试。最重要的是，处理携带疾病的微小生物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因此纳粹再次需要招募可牺牲的志愿者。有些人确实为此志愿服务，但这只是因为另一个选择可能是毒气室和焚化炉。负责制造这种疫苗的人之一是细菌学家兼柏林纳粹卫生研究所所长Joachim Mrugowsky。他已经知道波兰生物学家鲁道夫·魏格尔已经成功研制出一种的疫苗，但这涉及使用取自虱子肠道的斑疹伤寒细菌。

纳粹不想让数以百万计的虱子进入营地，因此需要一种解决方法。顺便说一句，魏格尔最终用他的疫苗挽救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生命。在实验方面，多亏了一位名叫保罗.吉鲁的法国科学家，发现斑疹伤寒细菌可以在兔子的肺部生长，只要兔子的免疫系统非常弱。然后可以将生长的细菌用于疫苗中。

Mrugowsky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这种疫苗已经在集中营囚犯中进行了测试，结果非常好。”尽管如此，制造疫苗仍然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即使是法国专家也很难做到，更不用说与各行各业的囚犯一起工作的纳粹科学家了。斑疹伤寒细菌通常只生活在虱子和人类身上，因此将其带入兔子是一个问题。简而言之，将感染者的血液注入真正的豚鼠体内。他们受感染的大脑或睾丸被捣碎，产生的受感染液体进入老鼠体内。随后将老鼠捣碎的肺中的液体注射到这些可怜的小兔子体内。但请记住，兔子必须免疫功能低下。这是细菌存活的唯一途径。使兔子的免疫系统受损采取了许多步骤。剃毛后将它们浸泡在冰冷的水中似乎可以解决问题。最终，制成了两种类型的疫苗。一种有效，一种无效。似乎没有奏效的那个最终被注射到了前线许多德国士兵的怀里。

当然，纳粹科学家和士兵都知道这行不通。它也不适用于营地中的人，尽管对那些被迫在营地工作的人使用了有效的疫苗。在战后对Mrugowsky的审判期间，有人说斑疹伤寒只是纳粹试验过的许多疾病中的一种。其他疾病包括霍乱、黄热病、鹦鹉热、鼠疫、天花和伤寒。涵盖这些实验的证词长达数百页，其中大部分内容的要点是让人类感染了这些疾病。他们被给予药物来治愈他们，如果药物不起作用，这种疾病往往会杀死这些人。

纳粹还进行了涉及所谓的“传染性黄疸”的实验，即肝炎病毒。这些实验主要使用萨克森豪森和纳茨韦勒集中营的波兰囚犯，并在1943年6月至1945年1月期间进行。赫尔曼·弗莱森是参与其中的人之一，尽管关于他实际所做的细节很少。多年后，他实际上最终为美国的太空医学计划工作。库尔特·布洛姆是另一个去了美国的人，尽管他显然犯下了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他在美国从事一些绝密项目，这就是他免于长期监禁或绞刑的原因。超过300名纳粹科学家被美国挖走。在集中营中，布洛姆进行了涉及“将疟原虫人为大规模传播给人类的实验：他还使囚犯感染了肝炎和黑死病。在纽伦堡审判中，一名目击者说，当携带肝炎病毒的囚犯接受试验时，他在场。他谈到看到医生给患者进行“肝脏穿刺”，尽管他没有确切解释它们的用途。他很可能指的是肝脏活检，这是如今人们接受局部麻醉的一种程序。当被问及他是否认为患者遭受痛苦时，他回答说：“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只持续几秒钟的手术，但是，从患者的举止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并不关心任何小事，这次手术一定很痛苦。”一份抄本的第733页写道：“实验对象被故意感染流行性黄疸，其中一些人因此而死亡，另一些人则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

至于瘟疫，布洛姆先生正试图将其武器化。他的部分工作涉及处理瘟疫，例如如果您要将其变成武器就必须这样做。众所周知，这就是所谓的生物战。这是布洛姆的专长，因此他被美国雇用并逃避了死刑。顺便说一下，希特勒反对使用生物武器。布洛姆还致力于开发鼠疫疫苗，为此，他需要测试对象。据说他将瘟疫和肺结核强加给成千上万的囚犯。一项资源指出，美国“隐瞒了证明他作为此类可怕实验监督者角色的有罪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