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一生4婚辜负三位妻，追悼会上，唯一在世的林维中放声大哭

文/潘彩霞

1925年，远在上海的田汉收到消息，妻子易漱瑜已病入膏肓。回家当晚，妻子在他怀中去世，田汉痛不欲生。

易漱瑜是他的表妹，他们青梅竹马志同道合，一起长大，一起赴日留学，一起办刊物，可是，因为自己痴迷戏剧创作，疏于照顾，甚至动用了治病的钱，在病痛与寂寞中，她才被拖垮了身体。

易漱瑜

内疚中，田汉遵从妻子的遗言，与易漱瑜的好友黄大琳结了婚。

黄大琳本是独立女性，为了一腔义气，也因爱屋及乌，她接受了易漱瑜的临终托付，代替好友照顾田汉，照顾他们的幼子。

然而，田汉仍旧走不出伤痛，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妻子去世之后，我又有了恋人，但是无论如何都没有了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觉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那段期间，他写了很多悼念诗文，就发表在《南国诗刊》上。

“生平一点心头热，死后犹存体上温。应是泪珠还我尽，可怜枯眼尚留痕。”凄婉的诗句，令无数读者动容，其中，就有身在南洋的林维中。

林维中本是大家闺秀，读书时，被一个富豪公子看上，聘礼到家时，她连夜逃婚，辗转到新加坡教书。

田汉的悼妻文，令她黯然神伤。出于同情，她提笔给田汉写信，说她愿意代他照顾家人。

田汉与林维中

陌生女子的深情打动了田汉，他马上回信，并附上了自己的照片。不久，他收到了林维中的照片。

想象变得具体，书来信往中，感情逐渐升温。三年后，林维中利用暑假到上海看望田汉。

在上海码头，他们第一次相见了。田汉儒雅倜傥，林维中青春正好，彼此相见恨晚。得知田汉处在贫困中，正为没钱创办南国艺术学院而发愁时，她立即拿出500元积蓄支持他。

见面后，林维中越来越迷恋田汉，在信中，她说：

“有人骂我，或错怪我，我必定要和他争个是非才停，于您则不然，假如您说那张桌子是铁打的，我必定跟着您说，‘先生，是的，那张是铁桌子’。”

感情的天平逐渐偏向了林维中，1929年，田汉向黄大琳提出离婚，并特意题了字：“为着我们精神的自由，为着我们不渝的友谊，我决然与你小别。”

田汉与黄大琳

离婚后，他和林维中约定，等林维中结束工作，就回来结婚。没想到，就在这时，生命中出现了另外一位女子。

那时，田汉成立的“南国社”在上海文艺界很有名气，他创作的舞台剧，每每演出，总是引起轰动，吸引了不少学生慕名而来。

有一天，南国社走进一位风姿绰约的年轻女子，她落落大方地向他伸出手：“看了田先生写的戏，就很想当面一见，田先生果然是戏如其人。”

她面容清秀、气质典雅，眉间英气逼人，一番交谈后，给田汉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看过她创作的小说《莫斯科》后，他忍不住击节赞叹。

小说署名“苏尼亚”，丰富的经历、不俗的才情征服了田汉。他当即决定在《南国》月刊连载，并在刊物的《编辑后记》中高度评价，称这部作品是“独特的、无与伦比的”。

而此时的田汉，完全没有想到，她与他的接触，是肩负着地下党的使命。

女子名叫安娥，刚刚留俄归来，在中共特科工作，此番她的任务，是争取田汉。

安娥

就这样，安娥常常来找田汉，主动热情地参与到他组织的艺术活动中，生花妙笔令田汉惊叹不已。

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中，两颗心不断撞击和交融，在她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接受了进步的左翼思潮。

此时的田汉，已经认识到，林维中在思想上，并不能与他同步。尤其是当林维中提出让他还钱，而且措辞过激时，他对她的感情破灭了。

安娥为田汉指明了方向，他开始关注社会问题，随后改编的《卡门》，对人民革命发出了热烈的呼唤。

不料，《卡门》演出后遭到反动当局禁演，“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

在他的住所，安娥常常和他一起探讨戏剧。一个雨夜，他们只顾热烈地谈话，以至忘记了时间，那一晚，安娥留下了。

同居后，田汉完全被安娥的魅力征服。可是不久，生活迎来苦涩。林维中从南洋回来了，她要求田汉履行婚约。

一个回来逼婚，一个已有身孕，田汉十分痛苦，向朋友控诉：“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

他与林维中的约定在先，安娥没有纠缠，一个革命女子，不能容忍自己沉迷于儿女私情。她对林维中说：“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和他结婚吧！”

田汉与安娥

失去爱情，安娥把全部热情投向左翼文化运动，她和聂耳、任光一起，组建了音乐小组。

几个月后，儿子出生，为了告别这一不幸的感情经历，她把孩子送回老家保定，请母亲代为抚养，并骗田汉说：“孩子已死，勿须挂念。”

由于上级领导人叛变，安娥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任光介绍下，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在共同的工作中，安娥接受了任光的求婚。

不久，安娥作词、任光作曲，他们夫妇合作了《渔光曲》。随着电影《渔光曲》的放映，这首歌迅速火爆上海滩，风靡了整个中国。

尽管任光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可是，三年多的厮守，仍旧无法化作灵魂认可的爱情。随着任光去法国留学，安娥与他友好分手了。

田汉，无法从记忆中删除，他们已经几年未见了。

安娥

1935年春天，因为领导左翼戏剧运动，田汉被捕，被押送南京。林维中心急如焚，四处联络文艺界朋友，营救田汉。

带着女儿去监狱看望时，田汉在困境中，感到温暖和慰藉，特意写下《寄妇》诗，表达思念之情：“事到高潮翻觉定，人因患难倍相亲。衾香枕软何劳羡，每忆苏菲白发生。”

也是在监狱，他听到看守们在吟唱《渔光曲》，刹那间，安娥的影子又浮现眼前。是安娥这个精神导师，让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激发他写出了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相思难耐，他感伤地写下《狱中怀安娥》：“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

1937年9月，田汉出狱回到上海。其时，上海已被黑暗笼罩，林维中不许他为抗日奔走呼号，这让他深感苦恼。

不久，上海沦陷，在去武汉的船上，他意外遇到了安娥。战争让生离死别近在眼前，她忍不住告诉他：“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

激动之余，他们相拥而泣，深埋的情感迅速复苏。

安娥与母亲、儿子

抗日的烽火又将他们联系到一起。到武汉后，他组编剧团，她奉献作品；她筹建战时儿童保育会，他帮着起草宣言，彼此独立又相互推动。

没想到，林维中追来了，安娥的出现让她怒不可遏。尤其是看到安娥把儿子接到身边后，她多次在大街上与田汉吵闹，到安娥的住处骚扰。

为了远离纠纷，安娥作了战地记者，远赴抗日根据地采访。

林维中的吵闹，引起文艺界一片哗然，感情无法修补，田汉提出离婚。林维中却坚决不同意，她说：“即便你弱点很多，我还是爱你。”

绝望之下，田汉请林维中开价，以高昂的赡养费，结束了这段早已撕裂的夫妻关系。

然而，林维中并未就此罢休。抗战胜利后，田汉和安娥走到哪，她就跟到哪，她投书报纸、张贴传单谴责他们。

当初有多爱，现在就有多恨，她甚至跑到田汉的住处，毁坏书桌、文稿、藏书，使田汉受尽折磨。

舆论纷纷、名誉扫地，迫于无奈，田汉发表了万言字的《告白与自卫》，以“正社会的视听”。

田汉

走过20年风风雨雨，田汉终于名正言顺地和安娥走到一起。

1956年底，安娥到郑州观摩豫剧，突然脑中风而失语，从此半身不遂。病中，田汉与她深情相伴，他为她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出差时也尽可能地带着她。

炽热的爱，激发了创作欲望，1958年，田汉完成了话剧《关汉卿》，创作走向高峰。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1968年12月，一个飘雪的日子，田汉含冤而死。没有亲人和朋友来告别，名单上，用的是假名字。

7年后，安娥才得知他的死讯，心一下子空了，第二年，她便带着思念离开人世。

1979年，田汉平反，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他的骨灰盒里，放着生前用过的一枚图章，一枝钢笔，一副眼镜，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一本剧本《关汉卿》。

那一天，林维中也去了，看到熟悉的旧物，她忍不住放声大哭。

1985年9月，林维中去世，女儿田野说：“我母亲谁也不爱，不管多老，她就爱田汉一个！”

时间无声无息，是爱是恨，都已成空。只是，蓦然回首的刹那，就会明白，没有怨恨的人生，才会了无遗憾。

田汉与安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