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没有幸存者，最好的人最早死去

普里莫·莱维▲

1987年，意大利作家莱维自杀。在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四十年后，他主动离开这个世界。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说：

“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

在莱维的墓碑上，名字与生卒年份的下一行，刻着他在集中营里的号码：174517。

在生命的后四十年里，174517这个号码如同烙印，始终跟随莱维。他写道：

“奥斯维辛的经历对我来说，是涤荡了我所接受过的任何宗教上的教育和修养……没有奥斯维辛，就不能有上帝的存在。我找不到一种解决此困境的良方。我寻找过，但我找不到。”

在我看来，这句话比那句“写诗是可耻的”更为震撼，因为它隐含着一个人们无法面对的事实：奥斯维辛其实没有幸存者。

■沉默的幸存者是纳粹党卫军的帮凶

1919年在意大利都灵出生，并在都灵大学拿到化学博士学位的莱维，1943年底因参加游击队被捕。1944年与其他650名犹太人一起被押往奥斯维辛。这651人中的绝大多数甚至没有见过奥斯维辛真正的样子，因为刚刚抵达，就有五百多老弱被直接送进毒气室。11个月后，奥斯维辛集中营迎来解放，莱维成为这651人中仅存的三名幸存者之一。

莱维并不仅仅是集中营的“见证者”，或者说，记录并不是他写作的唯一目的，清算也不是终极目标。莱维更希望探讨的，是人类社会为何会诞生集中营，这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更是人性问题。他所反对的绝不仅仅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所有法西斯立场。正如他在书中所写：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身的法西斯主义。只要我们看见集中的权力剥夺了公民表达和行使自由意志的可能与方法，我们就看见了法西斯的警示标。”

突破“记录”层面，去探讨人性，这样的写作环境并不乐观。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存者都因为残酷记忆而沉默，任由时间去抹杀一切。

1984年，在这个充满隐喻的年份，莱维出版了人生中最后一部著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而在此时，欧洲甚至出现了屠犹质疑，有人甚至质疑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否存在。显然，沉默的幸存者成了纳粹党卫军的帮凶。

普里莫·莱维〡《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莱维深谙这一切，他写道：

“在极权存在时期，统治者用三种武器来伪造记忆和否定现实，这三种武器是：重复宣传，对多元化信息树立壁垒，恐怖主义。在极权衰弱或灭亡之后，受害者人倾向于阻止受伤的记忆，以免重新激起伤痛。而施暴者则把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去回忆，以减轻罪恶感。”

一个人要想摆脱这种桎梏，需要“保持正派、真诚，并不断付出道德和智力上的努力”。

所以，莱维从未选择愤怒控诉，避免情绪化宣泄引发逆反，而是选择以最理性冷静的方式叙述所见所闻，因为只有这样：

“一个见证者才能在司法程序中履行他的职责，从而为公正的判决打下基础。而法官正是我的读者们。”

■因为失去了尊严，所以最好的人会最先死去

在生活中，很多人在乎生命，在乎金钱，在乎各种各样的东西，唯独不会在意尊严。个人权利的被剥夺，在他们看来根本无所谓，因为活下去最重要。

但面对奥斯维辛，莱维最在乎的恰恰是尊严。他在《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中记录了一个细节：

在被押往奥斯维辛时，闷罐车厢里塞满了人，只能轮流蹲下休息。比没有食物和水更可怕的是，车厢里并没有便溺工具。换言之，人们只能当众排便，排泄物也在车厢内堆积流淌。他们只能忍受这种屈辱，完全忘记自己所受过的教育，所经历的光鲜。

在莱维看来，集中营最可怕之处并非剥夺生命，而在于剥夺尊严。在集中营里，没有人拥有名字，只有直接烙在手臂上的编号，沦为牲畜。许多人只能选择妥协，因为“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

奥斯维辛集中营▲

也正因此，集中营与那些被权力控制的国家与社会一样，始终处于逆淘汰趋势。正如莱维所写：

“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拯救的人’不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相反，他们是‘最糟糕的’：利己主义者、崇尚暴力者、麻木迟钝者、通敌合作者……最好的人都死去了。”

这也正是莱维的羞愧之处，因为作为幸存者，他并没有见到集中营最残酷的一面，因为奥斯维辛的故事：

“几乎完全是由那些和我一样、从未彻底探究过集中营最底层生活的人们书写的。而那些体验过最底层生活的人，很少能够生还，即使幸存下来，他们的观察能力也会在苦难折磨和缺乏理解中消磨殆尽。”

更大的羞耻，则是作为一个人类的现实，莱维写道：

“我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的死去；我活着，是取代了另一个人的位置；我活着，便篡夺了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换言之，杀死了另一个人。”

这种充满人道主义的耻感，是莱维选择自杀的原因。它也侧面说明一点：最好的人总是会先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