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的标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完整影印出版

十九世纪，诞生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翻译机构。《制火药法》《防海新论》《兵船炮法》……这些翻译成果，无一不是中国近代历史留下的重要文化遗产。翻译馆还与众多在沪的出版机构形成了中国近代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西学出版中心，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动力与知识资源。
回溯历史，当时西方列强以其强大的军事、科技、经济实力加速在世界的扩张与侵略，中国成为全球大格局中遭受外力冲击最大的国家之一。面对动荡的局势，一批有识之士先后将视野扩展到西方和世界。作为官办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出图书既有对兵器矿冶、工艺制造等实用技术和化学、物理、天文等自然科学的引进翻译，也有放眼世界的各国政史地理介绍。
近日，一套《江南制造局译书全编（全40册）》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这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迄今完整的结集影印，收书一百七十六种，按学科分为十六类：政史、商学、教育、兵制兵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测绘、矿冶、机械工程、工艺制造、船政、农学、医学，共四十册。
它的整理始于200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140周年之际，以上海图书馆馆藏为主，在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档案馆的帮助下，将一百七十六种译本汇于一编，为学界提供已知现存的除连续出版物之外的翻译馆译书。
11月18日，《江南制造局译书全编（全40册）》首发座谈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学术报告厅举行。与会者形容这套书为上海乃至全国“中西文化交流的标志”，并相信它的出版将对学界研究晚清的中西文化史、中国近代科技史、翻译史、书籍传播史产生重大影响。

《江南制造局译书全编（第一册）》内页实拍图

为什么说这套译作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文化遗产？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本课题首席专家黄显功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的历史意义总结为四点。
首先，它们为江南制造局生产服务。作为军工企业的附属翻译机构，其设置的要求是满足政府“特译紧要之书”，为当时的生产提供参考文献，特别是军工制造类的西学之书。如1871年翻译的《制火药法》直接指导了制造局的火药制造，1872年翻译的《克虏伯炮弹造法》《克虏伯炮饼药法》也成为生产中的参考书。在翻译馆译书历史上，兵学类图书是占全部出书比例最高的图书。这些书除满足军工生产之需外，还为各地军事学堂提供了教材与参考书。
二是为晚清政府的军事建设和军队改革服务。作为官办的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具有为官方的军事决策提供信息支持的职能。当时中国面临的军事威胁与挑战主要来自于海上。遭受坚船利炮之痛的中国人对建设海防，建立海军具有十分迫切的需求。李鸿章认为：“御外之道，莫重于海防。”因此，翻译馆的译书陆续出版了《防海新论》《兵船炮法》《轮船布阵》《海战新义》《海战指要》等，这些译书对中国及时跟进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第三次世界军事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三是对近代社会各界阅读产生影响。当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的读者群主要在士绅阶层，如多位清朝高官从译书中汲取了海防的思想并引用在上书皇帝的奏折中。李鸿章就在《筹议海防折》中直接引用《防海新论》内容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该书为清廷制定中国的海防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被列为当时官员的推荐书。
此外，康有为、梁启超、王韬、章太炎等在他们的西学读物中均有翻译馆的译书。在甲午战争之后，翻译馆译书日益受到当时传播西学人士的重视，在1895年到1902年期间被收录到各种西学丛书中，且占据了较高的比例。通过这些新编丛书的再出版，翻译馆译书的社会传播得到了进一步扩大，适应了西学热对各种西学译书的需求。
四是对日本近代化产生影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还对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多种图书曾被日本官员专门购回日本，在日本被各界人士所利用。据日本成城大学陈力卫研究：“江南制造局的这批出版物，成为支撑日本近代化事业的一根重要支柱，日本将其重要部分和刻或翻译为教科书加以利用，并据此又改编为不少层次不等的课本。”

《江南制造局译书全编（第一册）》内页实拍图

今天如何看待那些从历史中走来的译作？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陈恒表示，中国文化一直开放包容，自古以来吸纳了许多优秀的域外文化并因此充满了活力。“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文书目，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国人对域外文化的渴求。反观今天，好多人说‘内卷’，学术‘内卷’，人才培养‘内卷’，如果真这样走下去，最终结果就是两个。一是文化民族主义，二是贬低域外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套书的出版意义非常重大。”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批译书的出版，正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真正追求民族自强的一种具体表现。”在黄显功看来，它们对我们如今认识中华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中国自身历史发展规律与民族伟大复兴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奋发图强，这批文献资料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建议，未来学界应合作推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相关研究。“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上海，甚至超过中国。”
他举例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缺少翻译，走的一个捷径就是到上海大量收购翻译馆的译作。1991年，我在东京大学做研究，有一次我和日本学者感慨，这批书，坦率地说当时没有先在中国引起波澜壮阔的反响，恰恰在东瀛，在日本，推动了国家的近代化。譬如宪法问题，更重要的是制造与思想，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一直到今天，日本的国会图书馆还存有大量当年翻译馆的译作。”也因此，他强调在文化交流层面，学界的江南制造局译书项目也可以和日本方面进行合作。

《江南制造局译书全编（第一册）》内页实拍图

开放、包容、创新，一直是上海的城市品格
上海的徐光启是中国翻译西学的先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诞生于上海，《江南制造局译书全编（全40册）》在上海出版，它的首发研讨会也在上海举行。从古至今，上海一直是开放的，包容的，创新的。
“上海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善于吸收西方文化，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其实是将徐光启的事业发扬光大。”苏智良说，“这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几乎包罗万象，把西方近代的科学学术都搬过来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而上海，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了海派文化的中心。”
黄显功也认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实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相结合的典范。“在建构中国西学体系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的作用很大，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学术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的传教士还以天文学、数学为主要传播内容，到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学科门类日渐丰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学科体系的建成。而这批资料的出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文献实证。”
他还建议各方接下来开始整理《西国近事汇编》。这是一部晚清时期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办的期刊，也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翻译西方报刊的译刊之一，以创刊持续时间最长且不间断而著称，堪称一套规模宏大的百科全书。“争取明年推出《西国近事汇编》。这样一来，加上今天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译书全编（全40册）》，有关江南制造局主要的出版物就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面貌。”

《江南制造局译书全编（全4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