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星：七十年的探索历程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回顾与展望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70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已发现古人类遗址逾2000处，涵盖距今200多万至1万年的各个时段。这些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拓展了中国地区古人类生存演化的时空框架，复原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基本厘清了中国最早人类的来源和现代人起源、演化的过程，对东亚古人类的生计模式、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及其成因，以及东西方远古人群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相关的阐释;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孕育等命题做了有益的探讨;学科取得长足发展，队伍显著壮大，呈现强劲发展的势头。

七十年的学术历史脉络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作为考古领域对最古老时段研究的分支，率先在新中国体制内得以恢复和发展。1949年9月27日，出土过北京猿人化石的周口店遗址便恢复发掘。1951年发现资阳人头骨，1953年发现山西丁村遗址，第二年做了系统的发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少量人类化石。1958年裴文中主编的《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出版，同年发现广西柳江人化石和广东马坝人化石。1960年在山西芮城发现西侯度遗址，1964年在陕西蓝田公王岭遗址发掘出直立人头盖骨和少量石制品，同年还发现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1965年在云南元谋发现直立人牙齿，在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发现虎头梁遗址。1972年贾兰坡等发表《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和《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布》两篇重要文献，提出华北存在两大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东北亚细石器起源于华北等影响深远的假说。1976年对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发掘，出土少量人类化石和大量石制品。1978年在陕西发现大荔人化石及文化遗存，发现并发掘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出土丰富的石制品，其后作为中国北方最古老的文化遗存被铭刻在中华世纪坛基座上。1981年发现并发掘河北阳原东谷坨遗址，出土丰富的石制品。1984年在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发掘出一具相对完整的早期智人骨架和文化遗物、遗迹。1985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古人类学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三本重要著作出版。1990年在湖北郧县学堂梁子遗址发现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1992年在湖北江陵发现鸡公山遗址，揭露出人类居住面。1994年在重庆三峡库区和湖北丹江口库区发现一批旧石器时代遗址，拉开了在库区开展系统性抢救发掘的序幕。1999年，张森水先生在《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一文中提出中国旧石器时代存在南、北主工业和多种区域性文化变体的论述;《中国远古人类》一书出版。

▲ 1954年丁村犀牛化石发掘现场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快速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福建三明万寿岩遗址(2000)、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2001)、云南富源大河遗址(2006)、河南许昌灵井遗址(2007)、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2009)、河南郑州老奶奶庙遗址和福建漳平奇和洞遗址(2011)、河南栾川孙家洞遗址(2012)、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2014)、云南江川甘棠箐遗址(2015)、宁夏青铜峡鸽子山遗址(2016)、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2017)、广东英德青塘遗址(2018)先后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外，宁夏水洞沟遗址的系统发掘与研究获颁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金鼎奖”(2016)，内蒙古金斯太遗址的研究成果获颁第二届中国考古学会“金鼎奖”(2018)，宁夏鸽子山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获评2018年度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西藏那曲尼阿底遗址发掘出土4-3万年前的石叶组合，成为西藏地区最早、世界史前遗址中海拔最高的重大考古发现，其成果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获评中国科学院2018年度亮点成果和中国古生物学2018年度重大进展;陕西蓝田上陈地区发现距今210多万年的文化层位和石制品，其成果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获评科技部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对陕西洛南盆地、山西丁村遗址群、周口店遗址第1地点、泥河湾盆地遗址群的新发掘与研究，湖南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新发现，广西百色盆地的进一步考察、研究，吉林长白山地区以黑曜石制品为特色的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都取得了亮丽的成果。

▲ 水洞沟第2地点2015发掘现场

▲ 西藏尼阿底遗址2016发掘出土石叶

七十年来的学科发展态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不断有新的发现与成果，不断取得学科的进步与提升。总体上，该领域经历了一个马鞍式的发展过程——文革期间明显减缓乃至停滞。在上世纪很长时间内，该学科呈现碎片化的发掘与研究模式，很少对一个遗址或区域开展连续、系统的调查与发掘、研究;田野方法粗犷，以获取少量典型标本为目的，忽视遗址的埋藏特点和出土材料的完整性，周口店工作早期由裴文中、贾兰坡建立的打格分方、过筛、系统记录的方法被抛弃，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东谷坨遗址开展中美考古合作时才从西方引进现代田野方法与工作流程;主要研究对象是经选择的“典型标本”，研究方法主要是主观、定性的模式，张森水先生在做北京猿人遗址、丁村遗址的石制品研究中引入了定量分析的理念与方法;主要研究内容是石制品的类型、形态与技术，通过微痕分析和实验模拟研究石器功能。对阎家岗和鸡公山遗址人类生活面或活动遗迹的辨识，是后期出现的试图透物见人的少数研究案例;贾兰坡、张森水等对中国乃至东北亚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源流所做的理论探讨，表明少数学者在努力摆脱拘泥于器物形态、类型、技术及具体遗址描述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传统模式，向阐释文化传统成因和人类行为的方向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该领域在田野实践中致力于与发达国家的学术接轨，注重发掘与信息获取的全方位、精细化，采取周密的工作流程，运用现代测绘和记录手段系统、全面提取材料与信息，开展多学科同步协作，在发掘中注重遗址与遗物的保护与科普、展示。现代科技手段的重视与运用催生了该学科的一些分支领域，实验模拟、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动物考古、食谱分析、燃烧-热处理分析等都得到尝试和发展。某遗址或区域连续、深入的发掘、研究和高分辨率的文化序列的建立成为重要的学术目标，定量分析不断取代定性判断，研究思路逐渐从主观向客观转变。研究中注重透物见人，从专注标本-器物向关注人类行为转变。相关研究团队聚焦热点学术问题，理论阐释加强;与西方学术对话能力加强，很多文章发表在外文期刊上，研究中的“中国特色”在减弱。一些团队承担了国家建设项目中的考古调查、发掘与抢救工作，一些学人走出学术象牙塔，在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博物馆展陈、科普教育等方面也积极介入并发挥重要作用，社会作用日益彰显。

旧石器时代考古面临的主要研究课题

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所面对的课题既有基础性、长期的学术问题，也有在新的学术环境下发展出的热点、重大议题。建立完善的中国地区古人类生存演化的时空框架，构筑华夏大地史前历史的基础和基干，复原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和多样化发展过程，是承袭学科历史并需要长期持续努力的方向。

在人类起源和现代人演化成为国际学术热点的大背景下，厘清中国最早人类(直立人)的来源和现代人起源、演化的过程及其文化表征，探索古人类的生计模式、行为方式及其动因，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多样性和有别于西方的文化传统的成因分析、阐释，探讨东西方远古人群与文化的关系，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等命题做出深层次的探讨和材料、信息的储备，都是本学科所要承担的重大课题和任务。

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

该学科仍面临很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包括因长期以来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条块分割、画地为牢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人为割裂造成的学科定位与归属尴尬;专业队伍过小且人员分布不均衡，很多省份存在空白;师资力量缺乏，在考古学成为一级学科的情势下，很多院校开设考古专业乃至院系，合格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教师严重缺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只有少数研究靠近国际学术前沿，多数仍停留在材料整理和描述阶段;材料信息提取的精度和丰富程度有待提高，资料与数据共享难度大。

要想使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得到应有的发展，必须从各个层面重视这一学科，在相关政策、课题、机构-岗位设置和资金渠道等方面给予足够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扩增人才队伍，尤其是增加大学合格、专业的师资力量;建设常设性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田野培训基地，为选择旧石器时代考古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提供实习场所与条件，对缺乏旧石器时代考古基础但又要开展相关工作的考古从业人员开展继续教育和专项培训;进一步加强科技分析和实验平台建设，强化学科交叉;进一步鼓励、开放国际合作，包括到境外开展合作发掘与研究;以重大课题为导向，提升研究水平和理论阐释的含金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需要强化和努力的方向。

转载来源：文博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