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红色金融路，艰苦奇崛写华章——《信物百年》中的红色金融

建党百年之际，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联合推出的《信物百年》系列微记录片，挖掘百家国资央企各自珍存的一件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信物，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了国资央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强不息、筚路蓝缕的奋斗路，展现了中国产业百年发展的壮阔画卷，融进中国共产党砥砺奋进的百年历史记忆。

在这些历史记忆中，有一些弥足珍贵的历史信物，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发展有关。

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第一套纸币，见证了共和国摇篮时期我党在苏区发行货币、建立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山东招远地区地下党组织在抗战时期向党的上级组织秘密运送黄金的“试金石”和“对金牌”，诉说了日寇占领区党组织在严密监控和层层封锁下冒着生命危险向上级组织运送出13万两黄金的故事；周恩来总理写给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郑铁如总经理的亲笔信，引出了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通电起义，回到人民怀抱，中行海外分支机构纷纷响应的史实，表现出中国银行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底色……

这些信物和背后荡气回肠的故事，串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激荡百年的奋斗华章。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百年辉煌缔造了人间奇迹，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是这个奇迹背后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红色金融支撑了建党、建军、建政，锻造了红色政权的经济“生命线”，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豪迈前进的经济根基。

“红军部队有很多支，但共产党只有一个！”

1936年2月的一天，在贵州毕节县的一个房间里传出了争吵前的声音。

争吵的双方分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和部队的供给部部长。

“1万多人的军队再兑换下去，部队怎么打仗？”供给部部长情绪很激动。

原来，在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到达毕节县的当天，他就收到了一张苏维埃纸币，部队刚刚到未曾在此地发行过一张苏维埃纸币，那么这张纸币又从何而来？

原来，一年前中央红军曾在毕节驻留，这是当时购物留下的纸币。贺龙当即决定，一一为百姓兑换银元。很快，贺龙部队的经费开始吃紧，部队的粮草弹药、医药物资都要依靠银元采购，这才有了上面这场争吵。

“红军部队有很多支，但共产党只有一个！”贺龙大喝一声，立即结束了争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为统一中央苏区的货币制度和金融组织，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诞生，首任行长是毛泽民。党领导的苏区金融事业基本形成了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区域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组织为两翼的金融格局，国家银行的建立奠定了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金融事业的基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统一苏区金融和货币，但纸币发行并非易事，如何取得苏区百姓的信任才是最为重要的。

“这些钱是纸票，是红军票，红军票到了这么一个过去军阀盘踞的地方，老百姓是不认这些票的。因为你这‘军阀’走了，换了，票子就毛了。”

要想取得苏区百姓的信任，纸币必须能够兑换银元或生活物品，为此毛泽民亲自赶往前线，把缴获和没收的日用品、食盐、布匹运回苏区，并贴出布告按照1:1的比价，公开兑换苏区纸币，闻讯后的百姓立刻带着纸币前往兑换处兑换。

从那一刻起，苏币信誉大增。

我党领导的红色金融并非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而是与中国革命相伴相生，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萌芽探索，在土地革命时期星火燎原，在抗战岁月中不断壮大，在解放战争的黎明中走向统一，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由分散到统一，直到今天辉耀世界的沧桑巨变。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我党领导的红色金融力量为革命提供了源源不竭的财政支撑，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

红色金融始终肩负“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发展生产服务和巩固根据地服务”的使命与责任，为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边区和根据地建立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促进生产，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与国民党和日寇展开货币斗争，为红色政权的生存、壮大，保障根据地经济恢复、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长期斗争中，我党发展金融事业实现了诸多伟大的创举，形成了独具特色和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红色金融的发展壮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充满智慧、极富远见的经济谋略。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我党从初创时期就认识到金融的极端重要性，在开展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的同时，“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从抓金融入手，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财政制度和组织体系，为根据地、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壮大注入金融动力，为革命政权的巩固发展提供了强大经济支撑。

1921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第一个农民协会——衙前农民协会，协会成立了衙前信用合作社，面向社员开办借贷业务，宗旨就是帮助社员解决资金困难，免受地主豪绅的高利贷盘剥，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这是我党创办金融的最早尝试。1922年11月，我党在萍乡安源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向工友低 价销售货物，维护工人利益。

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开办农民银行和消费合作社。1926年12月，湖南衡山县柴山洲特别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了柴山洲第一农民银行，成为我党领导创立的最早的农民银行。第一农民银行订立了《银行章程十二条》，以“维护无产阶级、维持生活、扶持生产”为宗旨，向农户发放生产、生活贷款，为农民协会、合作社发放贷款，支持生产经营。

除了信贷业务，第一银行还创造性地发行自己的货币，以银元为本位，发行面额为一元的银元票。因该银元票以布为材质，故称布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发行的第一张货币，是中国最早的红色货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红色根据地的建立，苏区相继开办了自己的银行，如1927年冬在闽西上杭县蛟洋区成立的蛟洋农民银行、1928年2月海陆丰根据地成立的海陆丰劳动银行、1929年8月赣西南根据地成立的东固平民银行。红军走到哪里、红色根据地建设到哪里，哪里就有红色银行，就有红色货币。1930—1932年间，各革命根据地先后设立银行达50多个。

在抗战的烽火中，我党继承苏区金融的传统，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大小银行共17家，比较重要的有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鲁西银行、北海银行、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华中根据地的江淮银行、盐阜银行，以及鄂豫边区的建设银行等。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开辟与扩大，解放区银行有了进一步发展，新解放区先后成立东北银行、关东银行、热河省银行、长城银行、内蒙古人民银行、华中银行、中州农民银行、南方人民银行等。

1948年11月，在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转折、人民革命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时刻，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华北人民政府决定由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并发行人民币。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告成立，揭开了中国红色金融史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