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一座墓碑背后的故事：追忆早期共产党人任岳、王一

文/瞿定国

导读：在八宝山墓葬区有一座墓，是公安部1955年4月1日立的。墓碑的正面书写着“任岳同志之墓”。从碑文看，任岳是在1920年9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工作25年之久。作者与任岳的家人交往颇多，保留有一些相关资料。现在就从这座墓碑的碑文谈起，讲讲他们一家人的故事。

任岳、王一和女儿任晶晔合影，20世纪30年代初摄于莫斯科

返回祖国参加大革命

任岳，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今长沙市望城区）一个贫农家庭。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时，在长沙船山中学读书的任岳，满怀激情地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签“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和驱逐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群众爱国运动。

1923年4月，经陈延年、任弼时介绍，任岳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秋，任岳和汪泽楷、袁达时、胡士廉、萧劲光等结束学业返回中国。中共中央决定派他们到江西安源地区工作。

12月，安源地委开办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所党校。刘少奇、萧劲光、汪泽楷和任岳等，都是主要授课老师。随着安源革命力量的发展，反动军阀对共产党的组织、工会等革命团体进行残酷镇压。任岳等改名换姓，化装逃出安源矿区，向湖南省委作了汇报。

1926年3月，任岳受党中央派遣来到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担任苏联顾问团的秘书兼翻译，参加了北伐战争，直到攻克武昌城的战斗。在炮火连天的行军、战斗中，任岳协同苏联顾问团进行工作，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英勇牺牲的精神。后来，任岳等人又参加了南昌起义，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诞生。

艰苦转战西伯利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培养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于1927年秋又将任岳等一批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党员，秘密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岳被分配到教员班，准备给新来的同学当翻译。1928年，任岳等一批同志又被分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工程兵、步兵和炮兵学校学习，直到1930年。

这次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人员中，有一位来自武汉的名叫王一的姑娘。王一是湖北省荆门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之一是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的向警予。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王一和任岳经常联系，任岳给了她很多帮助。通过对共同事业的追求，两人最终结为连理。

1930年学习结束后，任岳、王一等10余人被分配到西伯利亚，在伊尔库茨克边疆斯列金斯克州沙河托马金矿场担任工人指导员。金矿场的工人多为黑龙江南岸越境而来的破产农民和城镇苦力，劳动条件艰苦，生活苦不堪言。任岳和王一在国内都从事过工人运动，有一定的活动经验。

他们不顾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不怕生活条件的艰苦，深入工人群众中去，下矿井，访宿舍，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组织工人学习政治和文化，参加各种文娱活动，激发了大家对生活的信心和生产积极性，为苏联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由于金矿无论是行政还是工会，都没有工人指导员的编制和工资预算，所以任岳、王一只能按“扫盲教员”领到最低工资，勉强维持生活。后来有个叫秋茨卡也夫（王一忘了他的中国名字）的同学调到伊尔库茨克市矿务总局任职。

老秋很有组织能力，他以培训的名义，把这些在基层工作的同学陆续调到伊尔库茨克。任岳担任了金矿局的指导员，王一在中文《突击报》工作，这时他们的家庭生活才相对安定了短暂的时间。后来任岳被派到赤塔工作，王一也准备前往。但不久以后，他们接到联共（布）中央的通知回莫斯科，接受另外的任务。

派往新疆工作的25名共产党人

任岳、王一回到莫斯科后，才得知是要派他们到新疆工作。

20世纪30年代，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军阀盛世才控制了新疆军政大权。他的政治野心极大，一心一意想把新疆变成“独立王国”，充当“新疆王”。为此，他于1934年4月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以争取苏联对他的支持。

1935年5月，应盛世才的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派出25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帮助工作。据王一回忆，那年春天，她和赵云蓉、赵实（化名王宝乾）、郑一俊（化名郑义钧）、江泽民（化名吴德铭）、稽直（化名栾宝廷）、任岳（化名刘贤臣），还有几位少数民族同志，一起前往新疆。

这25人都是中共中央派往苏联留学的中共党员，但他们已按共产国际的规定，转为联共（布）党员，并加入苏联国籍，取俄文名字。按照联共（布）中央的布置，他们到新疆后受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管理，但对外隐蔽身份，执行“不公开党的面目，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三不”规定。

离开莫斯科时，他们的党证都留在了联共（布）中央，每人领到一本“华侨”用过的旧护照，这实际上是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精心制作的假护照。当时规定以护照上的姓名作为他们的化名，不准暴露原来的真实姓名。对外宣称，他们是华侨知识分子，是从上海经苏联来到新疆的。

1935年春，任岳和王一拿着假护照，乘坐火车，从莫斯科到达阿拉木图，顺利通过边卡，进入新疆。塔城的赵行政长迎接他们到公馆住下，第二天他们又乘吉普车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迪化公安管理处的“秘书长”曾秀夫（化名王立祥）接待了他们。

盛世才依照与苏联达成的协议，为这些人安排了较为重要的职务，有的还身兼数职。

在派往新疆的同志中，有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俞秀松（化名王寿成）。他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这次俞秀松到新疆后，盛世才先后委任他担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新疆学院院长、督办公署政训处副处长、《反帝战线》主编、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

盛世才并任命赵曾省为联合会副秘书长、任岳（化名刘贤臣）为组织部长、张逸凡（化名万献廷）为宣传部长，包尔汉为民政部长，郑一俊（化名郑义钧）为民族部长、满素尔为文化部长、张义吾为青年部长。联合会的委员长是盛世才，但实际工作却是俞秀松等人做的。到1936年底，全疆设立了5个区会和40个分会，会员一度达到5000多人。联合会的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盛世才的胞妹盛世同思想进步，追求理想，向往新生，参加了革命活动，还和俞秀松结为夫妻。

此外，张逸凡（化名万献廷）被任命为新疆日报社社长和喀什地区行政长；江泽民（化名吴德铭）任新疆汽车运输总局局长；刘进中（化名陈培生）任新疆边务处副处长；稽直（化名栾宝廷）任哈密保安分局副局长、省政府交通处处长；等等。

任岳、王一到新疆后也得到了重用和恰当的安排。任岳（化名刘贤臣）被安置在新疆省公安管理处任副处长（兼保安科长），上校军衔；处长是张义吾，少将军衔。后来，盛世才对由共产党人掌握新疆的公安大权存有戒心。

一次，张义吾、任岳指示保安科将部队训练、装备情况制表上报，本是了解情况，便于指导工作，然而却引起了盛世才的怀疑和不满。不久又有人说张义吾、任岳搞阴谋，要组织杀害盛世才。盛世才听信了这些谣言，撤销了他俩的职务。后来，又给他们戴上“托派”的帽子送回苏联处理。

王一化名高秀影，被分配到新疆一所女子学校，任小学部主任，并兼任师范班的物理教员。与她同行的赵云蓉，担任了该校附属职业班的班主任。当时新疆各族妇女，在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和封建宗法传统的束缚下，受尽了苦难。任何机关和单位，都不允许有女性参加工作，王一等人也不例外。

这所学校是当时新疆唯一的女子学校，校长是盛世才的妻子邱毓芳。大多数学生是当时新疆“达官贵人”的亲属子女，年龄普遍较大，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也在该校学习。所以，这所学校实际上成为王一等人在新疆妇女中开展工作的“根据地”。王一上任后积极搞好教学，培养人才，并以之为基础大力推动新疆妇女解放运动。

1937年夏，在女子小学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疆省立迪化女子中学，小学部改为女子中学附属小学。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一在新疆教育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她担任了教育工会会长，成为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委员，还被委任为新疆妇女协会的副委员长。

争取回国费尽周章

1937年8月，任岳、王一因所谓“托派”之嫌，从新疆返回莫斯科接受审查。审查尚未结束，联共（布）中央就让他们回伊尔库茨克去，但扣下了他俩的党证。因无党证，当地党组织就不负责分配工作，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也成了问题。任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工厂当食堂管理员，获取微薄薪资。王一考入伊尔库茨克医科大学，依靠助学金生活。194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伊尔库茨克一家医院工作。这时，一家人的境遇才稍好一些。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岳、王一一心想回国参加抗战，但首先必须将党证要回。说到党证，他俩经历了一个颇为离奇的过程。

原来，他们从中国刚来到苏联时，按当时联共（布）中央的规定，来自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一律转为联共（布）正式党员，而中国因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是主要的社会阶层，因此即使是中共正式党员，也要先转为联共（布）候补党员。任岳、王一被分配到西伯利亚工作以后，提出转正的申请。按照联共（布）党章规定，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委批准，他们转为正式党员。联共（布）中央扣下的党证就是他们转正以后的党证。

为此，任岳、王一连连上书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出发还党证的请求。但答复是：你们过去在金矿区的转正手续不合法，中央不予承认，仍为候补党员，可在当地基层党组织领取候补党员证。又说，战争期间一切转正手续暂停，留待战后办理。这样的回信，犹如一瓢冷水向他俩劈头浇下。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以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满腔热忱地投入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斗争中去。任岳因多年积劳成疾，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由淋巴结核发展成头部溃疡，被评为三级残废。

王一在抢救苏军伤病员中成绩突出，被誉为“东方的喀秋莎”。战争结束以后，任岳获得苏联政府授予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战功奖章”，王一也获得了“1941—1945年光荣劳动”银质奖章。1996年9月3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代表叶利钦总统，又授予王一“1945—1995年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

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任岳、王一立即向党组织再次提出转正申请。经过一套复杂的手续，花了两年的时间，终于通过各级党委的层层审批，接着他俩又坐了5天5夜的火车来到莫斯科，重新领到了正式党员的党证。这时他们已经当了18年的“候补党员”，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恐怕也是奇闻。

关于回国的手续问题，任岳、王一又得到通知，因为当时他们的国籍已是苏联国籍，不能到中国驻苏使馆去办理。后来通过红十字会系统，经过两党领导机关和两国政府的协商，他俩才于1952年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当年的老同学、老战友萧劲光、帅孟奇亲切而热情地迎接了他们。

回国以后，任岳被分配到公安部办公厅任副主任，王一被分配到卫生部北京医院工作。他们满怀报国之志，决心为阔别数十年的祖国作出贡献。不幸的是，任岳刚回国两年，就因在苏联长期的艰苦斗争，积劳成疾，不幸于1954年5月猝发心肌梗死去世，年仅51岁。王一则以深厚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的技术成为一名核防护医学专家，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王一于2001年11月去世，享年92岁。中国共产党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对任岳的评价是：“三十多年来任岳同志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党忠心耿耿，顽强的向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任岳同志的逝世是党的一大损失，而任岳同志英勇斗争的精神，优秀共产党员的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任岳墓碑文）

对王一的评价是：“王一同志参加革命七十多年来，忠于党，忠于人民，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王一同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努力奉献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她的青春献给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她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

（欢迎订阅《党史博览》，呈现更多优质好文
https://mmbizurl.cn/s/s391U0jQ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