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强活下来的40后，幸运又不幸的一代

常常有研究立足于微观因素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不同，但少有人立足于宏观视角探索社会发展和转变对幸福感的分化作用。

事实上，宏观社会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一般通过对结构性特征的构建，城乡、不同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在幸福感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40后”：最幸运的一代，最不幸的一代

现如今，劳动市场上几乎是“80后”、“90后”，甚至“00”后当道，若说对这一代人进行幸福感调研，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莫过于“就业形势紧迫”、“工作压力太大”、“家庭关系紧张”、“婚恋迷茫”等等原因。

但放眼那些在家看似已经颐养天年的爷爷奶奶辈，影响他们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或者说，在20世纪40年代，有哪些不可控因素对祖辈的生活造成或喜或悲的影响？这是一场溯流而上的追踪，更是一次归属感的久别重逢。

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队列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带来的经济腾飞，这一批人逐渐摆脱苦难，在青年时期就受到了较为稳定的教育，拥有分配工作和组建家庭的机会。这是40后出生以后主观幸福感的第一波高峰。

与此同时，1947年以后出生的人也相应地受到十年动荡的影响，其中，一部分人直接被迫放弃系统受教育的权利，中止学业；另一部分人因“上山下乡”运动而被推迟他们获得稳定工作、成家立业等向成年阶段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的发生时间。

然而，一时的舛途不仅作用于40后的青年时期，这种经历甚至会对个体整个职业生涯轨迹具有长远的负面影响。因此，若想论辩顽强活下来的“40后”到底是幸运的一代还是不幸的一代，必须立足于其生存进程，一分为二辩证看待。

何其有幸：百年变局开端之见证者

现今人们常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到来。”事实上，变局的开端早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之时就拉开了序幕，而“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40后”们在谈起那段辉煌的岁月时，眼里仍闪烁着金星般的光彩。

首先，眼见治国理政新变局，大刀阔斧进行边疆建设。日本全面侵华、国府西迁引起了国人对边疆问题的高度关注，在1946年《中央日报》发表的《云南边疆建设之急务》的社论中，重点强调了便将多个地方存在不稳定因素尚未清除。

晚清郑观应曾观察道：“中国自古以来，皆有边患。”

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化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重要表现，也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结果。正是因为成长在这么一个动荡归于安稳，惰逸转向忧患的时代，“40后”及其父母都属于民族觉醒的一代，普遍具有一定的政治警觉性和主权意识。

不同当代一些自小生长于沿海繁荣地区的“80后”、“90后”、“00后”们惑于边地瘴毒之传说对边疆地区敬而远之，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大大小小政治斗争的“40后”们深切地清楚“边疆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

那一代人“下饭”的不是什么日漫神番，韩剧大片，而是江应樑于掷地有声的告诫：“自国民政府有边疆政策以来，毋庸讳言其注视的重心，是在西北而不在西南。”

其次，亲历中国发展道路论争，深思熟虑中国前途命运。

20世纪40年代之际，中国到底是走“农业立国”道路还是“工业立国”道路，有一个被称为“再度重提的陈旧抉择”。这个问题早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变法图强之时就被提出，而欧洲早在据当时两百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出并在各个国家得到了广泛解决。

这场论争的持续时间不短，部分“40后”们初次得以谈论起这场论争，大多还是国中的学生操着稚嫩而热血的嗓门：“过去中国是以农立国，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以农立国，将来的中国还是要以农立国。”

抑或是以更高的分贝回敬伙伴：“要把中国从根就起来，须向工业迎头赶上去。”

两人以杨开道和周宪文的论点争个不停。

在这场救亡图存的论争中，所有的唾沫和红脸都是为了共商中国的前途，这对于2021年这个政体已然成熟，发展计划制定完善，稳步前进实时复苏的强大中国来说，这种几乎人人都是启蒙者，人人都是进步先驱的政治氛围之于“40后”也当是十分新异的。

“农业立国派”认为中国的前途是建立现代农业国家，这既不是丹麦式的纯农业国家也不是澳洲式的附庸农业国家，更不是印度式的中大农业国家，而是一个能自给自足，独立自主的农业国家。

二者都代表着抗战期间新兴崛起的工业界和农业界的利益，一个要求农业现代化，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国家；一个要求工业机械化，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

事实上，一定要就“农业立国”和“工业立国”争出一个你死我活得高下出来是不可能也没有意义的，单纯地强调农业或工业的某一方面，都是极端思想的烙印。

这种类似的论争“40后”在那之后还自愿或半自愿地参加过许多次，也许这一代人大部分被迫中止学业，也无从听夫子摇头晃脑地念叨中庸之道，万事止损，但他们年老时玄览虚静的气态，都是从一次次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在那之后，所有的热火朝天的论争，似乎都以40年代的“农业立国”和“工业立国”之争为蓝本一般偃旗息鼓了，就此事而论，是因为论争双方都达成了“农业工业化”的共识。

就遥远的未来而言，不过时因为当日的“农业立国”主义者和“工业立国”主义者都是站在纯粹技术的角度讨论中国的经济建设之路，其社会意义本质上是一样的。

最后，真正完成旧婚姻制度的革除，大家建设小家。

尽管在1912年公布的《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了实施“一夫一妻制”，但因为改革阻力巨大，这一规制在中华民国时期并未得到真正落实，直至1950年5月1日颁布《婚姻法》才真正废弃了一夫多妻制度，迎来男女婚姻地位的平等。

婚姻制度的变革伴随着“40后”的出生同步推行，早在《婚姻法》对“一夫一妻制”严格推行之前，中共中央就在党内外进行了婚姻制度变革的演习。

抗战爆发后，中共深入晋南地区，一面建立抗日根据地，一面眼见当地落后的婚姻习俗深感唏嘘，由此颁布了一系列婚姻法令和条例。当时只有晋南地区婚姻习俗极端落后？非也非也，昔日的中国，在“40后”出生之前，有着千千万万个“小晋南”。

在这些落后的山区，买卖婚姻、早婚与年龄悬殊、童养媳等落后现象极为普遍。

就买卖婚姻而言，并非只有穷苦人家才会买卖婚姻——对婚姻买卖现象转变的思考，关系到对新中国成立给“４０后”乃至更后的人带来的本质影响的理解。

在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度”确立以前，无论富贵贫寒，买卖婚姻遍地都是。

两者之间不过是手段的细微差异：贫穷人家女子或直接被当作货物一样拖走，留给其老父老母的是一串银钱、一头牛或猪、几孔窑洞；稍微殷实一点的富豪和乡绅家庭，就多以嫁妆和衣服首饰为名；再有儿女换亲一说，已是极穷极偏极愚地陋习了。

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是对妇女人权的无情践踏，而推行“一夫一妻制”是对婚姻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是对妇女买卖制度的无情鞭挞，更是提高妇女地位、推动妇女解放的重要举措。

因此，“４０后”是第一代自出生起其人权就受到《婚姻法》保护的中国公民，不可不谓幸运至极。

因此，“４０后”是极为幸运的一代人，较之前辈，其一出生便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家佑护，有各项法律保障其基本权益；较之后人，他们生于一个史诗年代，最红的红旗、最多的英雄、最为激荡的国家变革，实为百年变局开端之见证者。

自是不幸：身入变革漩涡之先驱者

自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于“４０后”来说，见证光辉历史固然无比幸运，但身处激荡变革的漩涡之中，是为先驱者，有了上了岸，在岁月的沉浮里被慢慢称为“元老”；而更多的人，一生都在舔舐被巨浪冰棱撕裂的伤口，直至最后一个人沉入海底。

第一，知青岁月里的苦与咸。

“４０后”是接受新中国教育的第一代人，也是被终止教育，“上山下乡”的主流群体。可事实上，一味地强调苦难并无意义——当然，需要肯定并且怜爱这一代“４０后”，只有将苦难升华，在不眠地日夜中去深度思考，才能不负自己身上遭受的磨难。

“４０后”知青们当年遭遇的“上山下乡”运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乡之间于当时鲜明的不平等格局和乡村社会的劣势地位。

一方面，知青表现出被“驱逐”至乡村的流浪者形象；另一方面，乡村呈现出一种是受苦受难、等待改造的形象。仿佛在城乡关系中，城市是有原罪的，知青的城乡身份及其痛楚都是混杂在城乡不平等的现实关系中的。

为什么“４０后”知青被驱逐的乡村是遭罪而不是疗养度假？并非是政策的导向致使这一现象产生，而是彼时城乡二元格局的割裂和不平等造成了“４０后”知青如此深重的苦难——甚至产生了“知青文学”这一专以身份作为分类名称的别类。

“４０后”知青的确是不幸的，但其不幸并非在于其“上山下乡”了，那如此说来，现今的“大学生村官”、“青年基层干部”可不惨淡？

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时代的不同，前者是在城乡社会极度割裂的境况下被迫“下贬”的；后者则是在新时代的号召之下，心怀理想主动选择反哺农村的建设者。

两者看似形式上尚有一论，但无论从动机、演变动机和内核都有着天壤之别。

“４０后”知青的不幸不仅在于无法做出听从我心的选择，更在于绝大多数人无法认识到自己苦难的根源，而自怨自艾地将苦楚归结为落后的乡村。

乡村的落后，徒劳怨憎这一块没有自己的花冠女神的土地，或说，怨憎着却不愿建设，又有何意义？不过是饥肠生嚼血肉之腥膻，吐不出，咽不得。

第二，居民生活水平低下。在新中国成立前期，“４０后”们吃过的苦中，最难忍受的大抵是饿肚子。

１９４２年爆发河南大饥荒，蒋介石为了阻挡日本军队西进，炸毁黄河花园口，黄河水改道，当年河南爆发严重旱灾，在这场旱灾中，不完全统计有３００多万人被活活饿死，１００多万人死于疾病或失踪，而在这死去的人中，除去老人，便是刚出生不久的新生儿。

而１９６０年大饥荒时期，中国１５省出现春荒，导致１６亿亩的耕地有近１０亿亩受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饥荒。人们食不果腹，树叶、树皮、地瓜、野果，地里山上能吃的东西都被一扫而空。

自然，这是两次特殊时期出现的极端情况，若论生活水平，自然是在改革开放之前、“菜篮子工程”未开启之前，以多数已经成家立业的“４０后”为主流的家庭，长期而稳定的一种生活状态。

曾有知名作家公布了家中半年的账簿：带骨猪肉一市斤、菜油一市斤、带骨猪头５市斤。而这便是家中六口人半年尚能勉强写上账簿的吃食开销。平均下来，竟是每人每月脂肪量菜油２钱６厘，带骨猪肉１两６钱。

综上所述，“４０后”自有一代人之荣光，但荣光之下，难以言说的苦楚便有一箩筐——知青岁月、壮丁岁月、“蝗虫岁月”……在不同的时期，他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同造就了一出半个多世纪的神话。

参考文献：

[1]段金生：《边疆问题与国家建设——20世纪40年代云南政、学界对边疆开发的认知》

[2]柳德军；崔珊珊：《20世纪40年代中共婚姻政策与晋南婚俗嬗变》

[3]罗朝晖：《“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20世纪40年代关于中国发展道路论争的再认》

[4]刘亚秋：《知青苦难与乡村城市间关系研究》

[5]吴茂华：《悲读旧账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