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分层背后的残酷真相

作者 | 特派员方涵

原创出品 | 思想潮

前几天，有个高中老师跟我感慨：“现在的农村孩子，要考上城市名校的难度，越来越大了。“

今年距离我高考择校，已过去整整十年，和媳妇聊起那段经历，她感慨道：

“想当年高考多难啊，如今的一本线比当年的二本线还低，真羡慕现在的孩子。”

我翻看着近几年的分数线，发现一众名校的录取分数节节攀升，反驳说：

“现在的孩子反而更苦了，有点名气的大学越来越难考，高考要趁早啊。”

考学是变简单了，还是变难了？

我是河北考生，2011年正值本科线的巅峰，理科一本线581分，二本线535分。此后开始震荡下行，到一本二本合并前的2019年，一本线徘徊在500分左右（2021年河北实行新高考，改为等级赋分制，故不将2021年纳入分析）。

媳妇所在的河南，2011年理科一本线冲到了惊人的582分，而近几年竟屡屡跌到500分以下。

只有河南、河北这对难兄难弟吗？放眼全国，那些自主命题的省份不具可比性，单看历史上使用全国试卷的省份，湖南、湖北、山西、陕西等近十年的理科一本线，也都划出了一条优美的“躺平”曲线。

因为题目越来越离奇古怪，把大家难倒了？一分压倒千人的全国卷，向来持稳慎重，让考生上下波动二三十分尚属正常范围，砸掉将近一百分可不是开玩笑的。况且题目难度增加，又怎么解释名校的分数线明明在不降反升呢？

在河北和河南，清北录取线已经从2010年的670，抬升到2020年的700左右，绝对分数逼近满分，所以上涨空间不大。我们换个视角，对比相差一本线的相对分数，则更加触目惊心。十年前，高出一本线100分能上清北，现在要高出200分。

被网友调侃的“中国大学五环图”

不过话说清北、华东五校、C9联盟这些顶尖学府，我的水平只能远远地看热闹。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当年梦想冲一冲但失之交臂的南开大学。在我高考前一年，也就是2010年，南开大学理科录取线为631分，这个分数成为我几次模拟考的对照目标。

即使后来南开文理式微，排名下滑，竟也上涨到2020年的673分，追平了2010年清北在河北的录取线。也就是说，当年能考上清华的分数，现在仅够十名开外的南开。唉，梦想永远追不上分数通胀的步伐。

我报志愿前，留意了一批学校。十年后回头再看，一股不进则退的感觉袭来。

当时只要不嫌离家远，压一本线40分就能踏进某些老牌985，而最近几年，这个门槛普遍抬高到一本线100分以上。

北京的几所特色鲜明的211，区位优势带来明显溢价，身价持续上涨，虽然仍是京城211阵列靠后的守门员。

最后我选了东南文脉之地的几所211来托底，当初贴着一本线10多分就能上岸，恍惚间已高攀不起。

我俩的看法相悖，其实都没错，只是关注的局部不同。

我本以为，高校分数线的变迁如中国股市，虽有行业板块轮动，比如今年师范院校的火爆与财经院校的冷落，但多数个股还是跟着大盘（试题难度和风格）而涨落。

现在看来颇似中国楼市的走向，一二线（985/211）坚挺上扬，三四五线（普通一本/二本）滑入下行通道，市场出现了严重分化，冷热不均。

两级分化的吊诡现象，谁是背后推手？

数据上的反差肉眼可见，而数据背后的故事才值得我们玩味。把本科线的“躺平”，与名校的“内卷”摆到一起，是否有共通的逻辑？

先以宏观的供需关系来分析。从2009年开始，全国高考报名人数逐步减少，2014年起又有所增加，直到2020年恢复到2008年的峰值，走出了一条平缓的U型曲线，与本科线哐哐“下跳”，以及名校录取线蹭蹭 “上窜”的轨迹并不吻合。

具体到近十年的河南、河北两地，河南理科高考人数在2011年为41.87万，2020 年为47.03万；河北理科高考人数在2011年为26.5万，2020年为28.6万，增幅都在10%上下。

既然需求端的影响不大，那就从学历的供给端寻找答案。

河北在2011年一本上线率为7.45%（2010年为4.40%），2020年一本上线率为19.4%；河南在2011年一本上线率为4%左右，2020年一本上线率为11.48%。虽然对比京津沪动辄30%+还差得远，但几年翻一番的扩招速度，足以把昔日高高在上的一本线被拉下神坛。

这得归功于中国高校界声势浩大的“改名升级”运动，众多三四线城市的高校纷纷改组合并，在短时间内实现三级跳：高职摇身一变成为学院——学院一跃成了大学——二本又升格为一本。

一边是新晋大学在急匆匆地为本科录取率抬轿子，另一边是985/211们对扩招一幅气定神闲。

985院校在内地的招生数量从本世纪初起，就没有太大起伏。211院校近十年的招生计划也趋于稳定，即便增加也是微增。

前几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给入学新生赠送整套公寓用品以及华为手环的视频走红，被网友直呼太羡慕。别光看这所大学对新生多宠溺，它的本科招生规模已经雷打不动20年了，年年都是1860人。

正因如此，十年来河南、河北两省的985录取率都被锁定在1%+，211录取率都被锁定在4%+，未能像一本录取率那样翻倍，报志愿时主要参照考生排名。

以录取率来衡量，考取名校的难度充其量保持不变，也不至于分数门槛越抬越高，孩子普遍更苦更累啊。

因为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在推手——学习强度加码，推高了整体应试水平。

将2011年和2020年的河北理科考生人数按分数段对比分析。

在考生总数基本相同、满分750不变的情况下，600以上的高分人数，从2011年2.06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3.15万人。700分以上的，2011年仅有3人，2020年猛增到108人，而清华北大在河北省的高考招生加起来70余人，意味着700分以上学神中，也有近1/3落榜清北。

十年间，学生先天的智力分布不会有大的改变，最大的变量，是后天的训练强度。

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家庭为子女考学投入的心力和财力远胜从前。校内的教学安排严苛细密，校外的辅导机构烽火燎原，基础教育被改造成一条成熟的工业流水线，反复打磨孩子的解题技巧。

起源于我省的 “衡水模式”加速扩散，一年年地刷新我们对高分的认知。后浪们越冲越猛，985/211的录取线自然水涨船高，把我这种老学长拍晕到沙滩上。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300分以下的低分段也在聚集“人气”。在河北从2011年的3.7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4.2万人。河南的考生基数较大，从2011年的4.8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7.4万。

考生在高分段较劲，主靠重复训练以求少犯错误，对开发智力意义不大。而低分段的上移，才能反映基础知识的普及，以及青少年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

从2011年到2020年间，高分段和低分段的漂移趋势，似乎都在飘离教育的本质。

内卷与躺平——高考筛选功能扭曲的产物

跟媳妇互道晚安，我放下电话，心绪难平。

我在心中暗自追问：基础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培养孩子“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认识世界”，这种回答具有天然的正确性。

但培养的效果怎么样，总得设一套评价标准，顺带把某些方面突出的人才，选拔到专业系统里训练，即大学教育。所以，基础教育义还兼顾了筛选功能，集中表现就是高考。

在中国乃至东亚的教育环境中，筛选功能被无限拔高。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家长和孩子就围绕着高考这一终极目标，被胁迫着向大学冲刺。成功压倒了成长，教育几乎等同于应试。

衡中学生张锡峰的演讲展现了这种充满对抗性和功利性的学习观

在高考前，本是你享受古典通识教育的时光，在人类文明史中自由切换身份，可以是亚里士多德，是达芬奇，是斯科特船长，是丘吉尔爵士……实际却变身成一台台满负荷的考试机器。

喧宾夺主，挤占培养空间，这是筛选功能的第一层扭曲。

退一步讲，即便温和的培养被冰冷的筛选所取代，只要把剩下的筛选功能维护好，有着高压教育传统的中国人也不会闹心。

一项筛选制度想要被普遍认同，需要具备两个属性：一是公平，二是低成本。

有人会说这太理想化了。理想有时候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充当一种尺度，用来衡量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帮我认清问题改善的方向。

海量的考生面前，通过“数字”这个简单直接的标准，无疑能最高效省力地完成筛选。可几乎所有人都质疑过：在人生的分水岭，只考察做题能力，公平吗？

对比美国大学的选拔机制，还要名人推荐，甚至假期去非洲当志愿的经历，带有浓烈的“察举制”味道，中国的“科举制”高考简直不能更公平。

高考的科目多是底层学科，针对的是人的底层能力，那就是：学习能力+自律能力。底层能力可以向上兼容，一个学习能力强的人可以迅速学会沟通、协作、人际交往等其他能力，而一个自律能力强的人，可以保持自己终身学习，持续进步。高考筛选出的人要么天资聪慧，要么品格坚毅，才能维系着它的公正性和作为阶层流动渠道的全民共识。

以上预设有个不能忽略约束条件，那就是所有学生享受相对均质的教育服务，亦或建立一套矫正分数的算法模型，把智力和毅力以外的干扰因素量化并抹平。

考场上的作弊容易制止，考场外的抢跑却很难管控。有钱人可以抓住约束条件上的漏洞，抢占名校名师，额外购买课外补习，把自家孩子训练成假学霸，干掉那些有天分但家境不好的孩子，侵蚀了高考的局部公平性。再加上资本催肥，校外培训被当成了一门大生意，让中国人在应试教育上的投资成本彻底失控。

虽说“教育是最值得的投资”这一观念深入人心，但不要把培养式教育与应试教育混为一谈，这两种不同目标的投资，前者的确多多益善，后者则是一个财富黑洞，投资回报率却极低。单看个人，的确提高了分数，好像效果不错，但高考是一场不看分数只管排名的零和博弈，一群人都这么干，提高的只是分数线。

如果算上学区房，中国的家庭教育支出可能是全球最高的，一些城市中产付出了两个家庭的积蓄，提前透支三代人的消费及养老。

除了家长负担的经济成本，还有压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成本。多数人做作业到后半夜，也就勉强摸到名校的门。十年间，清北在河北的分数线从670冲到了700分，在臻于至境的分数段，每提高一分，背后的时间成本都呈指数上升。

之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现在十分耕耘二分收获，陷入边际效应递减的困局。真正的天才很难本埋没，但天才如果没通过高考之外的渠道提前锁定名校，在这么高的分数线面前，也得靠海量刷题和几分运气的眷顾。

用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几年时间，反复纠缠很窄的知识面，浪费的机会成本难以估量。孩子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和成长空间。如果拿中小学生练数学题的一部分时间，学点逻辑学，更利于构建复杂的逻辑链条和思维体系；拿反复背英语单词的时间，接触下其他联合国官方语言，不更能拓宽国际视野吗？

自然界给我们展示过这种教训。比如孔雀那华而不实的尾翼，麋鹿那硕大而承重的鹿角，都早已超出了实用范围，以近乎自虐的方式交换择偶的优先权。对于群体内部的个体，耗费过多能量换来繁衍的机会，无可厚非。宏观上，却导致整个族群慢慢走向病态，锁死该物种的进化之路。

公平性和节约性双双被搅乱，这是筛选功能的二层扭曲。

最关键的是，孩子们千辛万苦地经历筛选拿到学历，还不一定符合社会的需求，名校毕业生被迫“下沉”。宇宙的尽头成了考公考编，985博士生扎堆竞聘中小学老师和街道办职位，名校硕士生抢着到烟草公司的车间流水线当操作工，连卫生学校的保卫科干事都要博士。有些工作只需老实可靠就能胜任，并无精深的专业知识。

十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就业机会比过去丰富得多，而名校的扩招并不明显，尤其是本科生，从数量上看，依旧稀缺，凭什么被用人单位过度消费？

不难发现，这波时代红利性释放的新岗位，与传统意义上的名校生交集不大，逆天改命的机会，交到了那些有自己热爱的事，并被群众喜闻乐见的人手里。

移动时代，让养竹鼠的小老板变成了华农兄弟，让小厨师变成美食作家王刚，让对口红如数家珍的柜台小哥变成了带货王子，如果孩子把游戏玩出花来，或多才多艺引人驻足，也能赚不少钱。他们从生活的美妙体验中汲取力量，而不是从高考成绩和名校光环中。

其次，但凡是从市场竞争中涤荡出的企业，在乎的并不是你的学历本身，而是学历背后的学习能力+自律能力，因为这些决定了你能输出的价值。问题是，通过如此多的培训班和考试攻略堆出的分数，不等价于个人能力。

企业为了节约考察成本，对应届生仍会用学校名气筛掉大多数人，可一旦过了毕业季，很多看似高大上的公司就会忽略你的出身，用工作力来决定你的职位。很多二本生通过社会招聘进入互联网大厂和科技大厂，他们持续学习，不输名校生的技能水平，带给前面占到位置的名校生不小的压力。

只有那些垄断性机构，才有心思拿学历符号充当门面，将学历作为“择优”标准还不失公允。然而这类单位数量不多，还缺乏活力。

社会不需要那么多高水平的做题家，要的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人。当学历不能准确反映一个人的输出能力，当高分筛选出的人只会找大树乘凉而不会种树，学历的信用就被透支掉了，敲门砖的保质期越来越短。

去名校镀金的执念，很像这年头对美貌的迷思。资本市场围绕二者的玩法也出奇的相似——营销号鼓吹焦虑，商业机构收割，庞大的产业链上乱象丛生。

女孩们不惜挨刀受苦，希望凭美貌更便利地获取社会资源，人生走上easy模式。对美貌产生好感是一种生物本能，而驱动这项本能的，是对塑造美貌的优质基因、健康状态、生活方式等因素的欣赏和追求。

跳过美或高分背后朴素的成因，直接修改最后的信号，这种障眼法，也许欺骗得了你的眼睛，却骗不了精明的用人单位，也迎合不了就业市场风云变幻的审美。

脱离就业需求，导致人才错配，这是筛选功能的第三层扭曲。

筛选的维度不只分数，

人生的选择不只内卷和躺平

观念的改变，总是迟滞于时代。

家长、学校和整个社会，从小都会给我们灌输一种功利观念：只要努力读书，考取名校，未来一片坦途。这确实是上一辈人在走通这条路后的肺腑箴言，而当下的就业形势，让付出更多时间、金钱和努力的莘莘学子心态暴走，开始怀疑：

读书真的改变命运吗，教育还能提升阶层吗？

如果你把读书狭隘地理解为弄懂考试内容，把教育的成功定义为在高考中胜出，恐怕要失望了。正因为所有人都看清了，高考是确定性最高的社会资源分配通道，才会全民狂热涌入，拥挤程度大到让你无利可图。

如果你回归教育的培养属性，顺应你的禀赋和性格来学习一些专业技能，以应时需，大概率会获得应有的回报。即使你没能实现世俗的富贵，人文学习还可以充实灵魂，带你脱离拧巴，走向通透，不去盲目助长内卷，在精神上成长为更好的自己。从这些层面看，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读书无用论”。

『学历情结』生硬地把读书、升学与就业联系在一起，导致很多学生忽视了系统性知识本身的价值，他们求学也不是为了求知，而是别人给他们画了一条由此及彼的路，他们就顺着往下走而已。

在内卷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将会决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试上，自然不太可能有长远的自我成长计划，也没机会思考各类专业的性质和前景，只知道一份安稳的体制内工作至少没错，大家都这样规避风险，于是内卷从教育尾随到了就业。

个人如何突破内卷环境的封锁？

前段时间，中科院一篇博士论文致谢感动全网，作者黄国平回顾了自己坎坷的求学经历，堪称现代版《送东阳马生序》。他出生在四川的小山坳，现就任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年薪百万。

少年黄国平孤苦无依，享受的教育资源十分匮乏，可以说是处在内卷压力传导链的最末端。他能穿过黑暗点亮希望，穷且益坚的品质固然重要，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没被驯服成单线程思维的做题家，虽然学校微机课开设得很晚，他还是敏锐地发现了自己对计算机的天赋和热爱。

黄国平的高考并不顺利，复读一年。报志愿时，清一色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不服从调剂，惊险地被一本档的最后志愿录取，进入到一所不太出众的211大学，至此终于圆梦计算机。

2012年他到中科院硕博连读，主攻的图像识别及语音语言信息处理，那时还只是实验室中的屠龙术。之后短短几年内，深度学习和云计算技术大爆发，黄国平的研究方向乘势产业落地，他跟着一跃为科技企业炙手可热的人才。

高考成绩好于黄国平，学历光环更华丽的，大有人在。真正让他质变的，恰恰是他把志趣融入未来规划，而不是消极地被高考压力推着走。

相比于事业方向上的觉醒，小时候抢跑的几步真的重要吗？

还有一部分人志不在做学问，主动放弃追逐名校头衔，把省下的时间和精力，放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及早找准坐标。他们在高考中“躺平”，并不意味着在人生规划上也“躺平”。

大学扩招保障了年轻人有 “躺平”的资格：近十年，多省份一本线直降100分，二本线仅有300多分，最后还有不足200分的专科线来兜底。

普通大学虽不及名校的软硬条件，至少能提供基本的公共课和一批资深的教师，给愿意努力的年轻人留下了升级转型的机会。

对于国家层面，自然不希望“内卷”徒耗过多社会资源，也惧怕“躺平”风气熄灭整个社会的活力。

上大学去搞学术研究，并不适合大多数孩子。高考的初衷，是把少数智力拔尖的孩子筛选出来。其余的孩子实在没必要再划分三六九等，诱导他们用宝贵的青春去陪跑。

所幸在2021年高考前后，教育改革有了大动作，预示着中国的教育正在从一种竞争激烈的人才选拔形式，转型为帮助学生找到自己天赋所在的人才培养体系。

化解教育内卷就像治水。出台双减政策，重拳出击校外培训机构，堵住的是教育内卷的表象。光靠堵是难以为继的，解决问题关键是分流疏导——增加孩子的出路，把高考才从独木桥，变成分叉道。

于是职业教育法的修订草案公布，教育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扶持职业教育。

各省的独立学院纷纷与技校合并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类型上仍属于职业教育，但是层次上属于本科教育。

职业学校的扩张，还体现在专业的丰富性上。教育部新增了高职本科专业167个，其中包括了稀土材料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区块链技术应用这些高大上的专业。

2021年，有几个省出现多所高职录取线超过本科线的情况。过去被“嫌弃”是分数够不着本科的学生的“托儿所”，正在走出偏见。

比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就很受华为、大疆等公司的青睐，他们的待遇比拟名校。

有朝一日，我们的技术工人能够变得跟德语系国家那样，成为一类有成长空间，又受人尊重的群体吗？

德国的教育分流之所以为世界称道，不是因为一/二/三流的分流，而是个性发展、职业理想的分流。

因材施教，培养出人的多样性，是对社会贡献值对大的教育模式，也是几千年古老智慧的传承。

可无论教育的图景被勾画得多么美好，人终归要面临竞争和选拔，只是竞争的精力分配在并不创造额外价值的高考分数上，还是引入到创造财富增量的实际工作中。前者发展到极致一定是内卷，后者则是反内卷化的。

对于没有搞基础研究天分的大多数孩子，筛选的最大关口应该从高考转移到职业化选拔，筛选的标准应该由试卷交还给市场。

在高考恢复之初，社会结构相对垂直，岗位种类单一，除了高考分数，很难找到其它证明你才能的信号。只要跃过高考这道“龙门”，便进入培养、提拔的快车道。

如今职业间横向联结和流动机会之大是过去无法比拟的，精细的经济结构带来多元的人才筛选方式，好多职业可以用市场的平台直接考验能力，消除学历游戏中的信息不对称。筛选和培养的顺序将发生倒转，即高考后大部分人先接受高等教育培养，让特长与能力得到充分延伸，再推到市场的供求中去搏击风浪。

无论你是挺过内卷跻身名校，还是躺平到了普通本科或专科院校，都不要被过去的自己所束缚。

这是我对弟弟妹妹们的劝导，也是与十年前的那个自己隔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