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同居不得已结婚，离婚不成，精神和身体双重摧残要了她的命

【本文选自《老法医手记：谜案寻踪》，作者：周文镛，有删减，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一生坎坷，誓不离婚，也绝不会去自杀的女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了！”村民们很惋惜地说。

据南方近海市一国营机械厂保卫科调查组介绍：该厂技术科技术员史成会，34岁，家住贵县某公社史庄村，他于1967年8月30日，即他回家探亲的第九天，给厂领导发出电报称：“妻子落水淹死，原因待查…”回厂后，史向厂领导上交当地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出具的关于妻子死亡的证明材料，其妻刘秀荣在洗衣服时失足落水，不幸淹死。

当时史所在厂领导都知道史与其妻长期不合，离婚不成。死者的胞姐、同厂职工刘某对妹妹的突然死亡也有怀疑，厂领导过去也有耳闻，并决定派人前去调查。对刘的死亡，当地群众也有不同的看法。由于当时该地区某些单位纪律松弛，没有人去检验尸体，调查工作被搁置。

但史自回厂后，言行表现反常，引起该厂领导的重视。厂领导请示近海市公安局派出一名法医，并于1968年3月随工厂调查组一起，再次前往史庄村与当地的地、县两级公安军管会（组）和公社组成专案组，开展调查。同时，经地区军管会的批准，决定组织法医专家对尸体进行开棺检验，以查明死因。

展开调查开棺验尸

3月28日下午，风和日丽，这里地处郊区农村，相对平静。来到死者刘秀荣的坟墓前，在该村干部、家属和群众代表的见证下，两地法医对刘进行开棺检验，此时距死亡之日已七个月了。

尸体上覆盖白布单一条，颈枕黄格子单衣一件，上穿蓝白花旧布衫、红条皱纹旧棉袄、白底蓝花长袖衣及男式半开胸短袖汗衫各一件，下穿黑斜纹旧布裤、黑色旧长单裤、松紧口白色旧三角内裤各一条，无月经带，脚穿短袜和白土布鞋。（经多名群众确认，死者外穿衣服还是出水时所穿的湿衣服。）

女尸身长145厘米，发长27厘米，头皮腐败易脱，颜面皮肤呈红褐色，无损伤，鼻软组织塌陷，舌头微露于上下齿列间，牙齿无松脱，口内无异物。前颈部表皮已脱去，真皮上有条状断断续续平行环绕呈暗紫红色的斑痕，以右侧明显，酒精洗不掉；另有两个呈椭圆形的暗红色血斑，酒精棉球擦不掉。后颈部有两道平行、呈暗紫红色的条状斑痕，大小为10厘米×0.5厘米，酒精洗不掉，刀刮不去，切开后可见皮下有暗紫红色的出血斑块（血斑）。胸部、腹部及背部均未见明显损伤，十指指端呈紫蓝色。

头部无明显骨折，位于左侧颞顶骨后上方、后下方和枕骨结节之间显现两边长9厘米、底边长11厘米的血斑（骨荫），形似等腰三角形，肉眼观察呈紫红色，酒精擦不掉，刀刮不去。其他诸骨（含舌骨）未见损伤。

剖验：脑组织呈灰土白色、烂泥状。舌无损伤，咽部、喉、气管与支气管内无泥沙等异物，黏膜为暗红色，内脏仍成型，但几乎都成泥状，胃呈黄灰色，剥离后见胃壁黏膜呈散在暗红色片状斑块，胃内空虚，无泥沙，无特殊气味。

当日尸检结束，将提取的颅骨、颈部软组织和全胃带回实验室进行检验。对胃及胃内容物进行毒物分析，排除农村常见有毒农药、鼠药和安眠类药物；颅骨血斑处在紫外线下呈暗褐色反应，制作多个骨磨片镜下观，见哈弗氏管中有橙黄色反应；颈项部组织制作切片经处理后，在镜下观，可见出血和橘红色反应。

之后，某医学院对头颅损伤及颈项部皮肤进行检验后回复，亦认为生前形成的可能性大。

随工厂调查组一起前来的近海市公安局蔡法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毕业于司法部设在上海的法医研究所法医训练班的“老三届”，有一定的阅历。大家在当地因陋就简的实验操作之后，在他主持下，与当地两位法医根据案情、现场材料就尸检结果达成共识。

（一）死亡时间：据专案组调查，死者是去年8月30日早上5时许被发现，尸体为俯卧浮在水塘中，当打捞出水后，尸僵尚未出现，本次尸检时发现胃内空虚，故判定刘某死亡时间应在饭后约6小时，被发现前2至3小时，即8月30日凌晨2点左右。

（二）生前入水与抛尸入水的分析：据尸检所见，死者的口腔、咽、喉、气管及支气管内未见泥沙等异物。据被调查的尸体打捞人介绍，当时死者口内只有少许泡沫，压腹（倒水）亦未见口鼻孔内有水流出。按死者水中姿势俯卧、两上肢下垂、双手未握拳、手无痉挛和无握水草等特征分析，应为死后入水的可能性大。

（三）损伤分析：死者头颅无骨折，但见顶枕骨较大面积血斑形成，酒精球擦不掉，刀刮不去，紫外线下呈暗褐色反应，骨磨片镜下见哈弗氏管中有橙黄色反应；颈项部皮肤出现暗紫红色斑痕，该损伤，酒精洗不掉，切下可见暗紫红色斑块直达深层，切片镜下可见出血和橘红色反应，据此判定头颈两处伤为生前形成。依据头部血斑形成，推断为钝性（非金属类、木棒类）物体（如拳击、墙壁、地面碰撞）暴力所致；颈项部皮肤出现的暗红色条状及椭圆形伤痕，有可能受质地较软的绳索和手指压迫所致。

（四）死因分析：据尸检所见及以上分析，死者为死后入水。头顶部血斑非致命伤，颈项部皮肤伤痕，按损伤的部位、程度，可推断是由于呼吸道伴血管、神经受外力压迫而致机械性窒息。其死亡为机械性窒息为主，脑震荡为附加因素。另据检查，颈部有外伤的存在，舌尖微露于两齿列间，十指指端呈紫蓝色等，亦为急死或机械性窒息死的一般征象。

（五）案件性质：据尸检所见死者头顶枕部血斑和颈项部痕迹为生前损伤，其自力难为，结合案情调查和水塘现场所见，分析无自杀迹象；因病（贫血、昏倒）或失足滑倒落水的可能性通过现场调查所见亦不相符。

据此表明：死者落水时呼吸已经停止，应是死后移尸水中，初步认定他杀致死的可能性大。

排除疑点掲秘死因

根据群众调查结果，同样也排除了死者自杀或失足落水的可能。

（一）刘不可能是自杀，其依据如下：

刘没有投水自杀的动机。刘和史夫妻关系不好，其家庭中公婆和两个姑子（即史的两个妹妹）也常虐待她、打骂她，曾有一次她被打后睡在床上三天没有吃饭，也没有人管。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她都没有去寻短见。还有一次刘被大姑子打后，她抱着两个小孩在外面哭，当着劝解的人说：“要不是心疼两个孩子今后受罪，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从这些话里分析，她心里还装着孩子，怎么会去自杀？

据附近妇女们说，刘的丈夫史某这次探家，从表面上看对刘也很好，刘自己还当着她们说过，史回来的第三天，两人一起带着两个孩子进城买东西，还准备在城里住下，好好谈谈有关家庭问题，但由于客满住不上旅社，才当天返回家中。刘没有衣裳穿，史这次给刘买了两段花布料和一双力士鞋等。吃饭时还叫孩子给刘夹肉吃，晚上去屋外上厕所，史还陪刘一块去。她在这个时候自杀，于情于理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其次，刘秀荣死前没有自杀的表现。一个人在自杀前应有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精神上和行动上应有反常表现，而通过查证，就在刘死的前一天她还在照常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农活。晚饭后还有人见刘和史带着两个孩子坐在大门口乘凉，听收音机，与人闲谈，精神很好。群众及史的家人都认为，自史这次探家回来的这段时间，刘的心情非常舒畅。再从时间和现场分析，刘是夜里死的，堰塘码头上放有换洗衣服的篮子，刘若夜里去投水自杀，她自己还去伪造现场又有何意义呢？

（二）刘晕倒或失足滑倒在水塘里死亡也应否定，其理由如下：

经调查，刘秀荣生前有过头晕病，在公社卫生院诊断为贫血性眩晕症。若夜晚洗衣服时头晕发作滑倒在水塘也是有可能的，但洗衣码头附近滑坡坡度小，又无下滑痕迹；同时洗衣处水浅，而尸体位置离码头有一定距离，且风向逆行，即便失足落水也应无生命危险。而当夜有一距码头不过30多米远的陈姓村民夫妻俩在户外露宿，夜里也没有听见木棒捶打洗衣的响声。而且据附近村民讲，这口堰塘，近年先后淹死过两个人，村里没有哪个妇女敢在夜里或天不亮去堰塘洗衣服，刘平时也不例外，她洗衣服也都是在白天，从未见她在夜晚去堰塘洗过衣服。

从这些现象分析，不可能是失足落水而亡。另从尸检结果看，刘有急死或窒息死的一般征象，但胃内特别是呼吸道内未发现泥沙等异物，不具有失足落水后的特征。

（三）死者刘秀荣，27岁，外省人，家贫，父早亡，早年随母乞讨长大，母亲去世后投靠姐姐来到南方某城市，靠打零工为生。史结识刘以后，于1960年在厂里结婚，育有一男一女。1963年从城市迁回史的家乡，回家后参加集体劳动，照顾当时还小的两个小姑并奉养二老，作风正派，与周围群众关系好，未发现与其有利害冲突的人，就连史家人都提不出任何怀疑对象。据此也可排除外人他杀的可能。

经过一系列分析，侦查组认为刘的死，其丈夫史成会有很大的嫌疑。其依据如下：

（一）史有作案的思想基础：史、刘二人是在1960年认识，并在婚前发生性关系，后被组织发觉（在那个年代对此处理比较严，史还被开除团籍），行政上通令警告处分后不得已而结婚的。由于没有爱情基础，感情并不融洽，刘迁回史的老家后，史就想方设法摆脱刘。1963年以来，史多次提出要离婚而遭到刘拒绝，从此史就开始冷落刘，也不给刘直接寄钱，而把钱寄给史的大妹妹，家里一切经济开支由大妹妹掌管。同时史还指使其父母和两个妹妹对刘疏远，并把家务劳动都推给刘一人。

不仅如此，史还寄信给同住本村的姑母，让其劝说刘同意离婚，无奈之下刘曾勉强口头答应，史母信以为真就从附近农村介绍了一个单身汉前来与刘相亲，被刘拒绝。这期间史所在厂领导，三次收到刘寄来的提出要和史离婚的信件。为慎重起见，1963年厂派人去史老家调查，查证结果刘并不知此事，信件是史母以刘的名义指使史的大妹妹写给厂领导的。事情败露后，史又受到厂领导的严厉批评。

（二）史有虐待刘的行为：离婚不成，史家对刘从精神到肉体进行折磨，刘在史家无经济权，衣服破了也不给添置。史母和两个小姑更是处处刁难刘，什么饭做少了，菜淡了咸了，刘从起初的挨骂一步步发展到挨打的地步，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刘在此地举目无亲，唯一的一个姐姐远在南方，自离开厂后，几年来再未谋一面。只有住在同一个大队的杨某（其丈夫和史同在一个厂工作），和刘关系较好。

刘每次和杨某在一起时就不免大哭一场，诉说自己的苦处，并说要不是看在两个小孩太小，她早就不想活了。杨见刘身体日渐消瘦，有病了也无钱治，深感同情，每每给予接济。1967年端午节杨去接刘来自家过节，竟遭到史家阻拦。事后，史的大妹妹和她姑母一起来到杨家，不仅说刘不少坏话，还要杨别再和刘交往。

从此刘一直到死都再也未走进杨家的门。

（三）史探家后的行为令人费解：史的探亲假是在这年的7月份，此前不久，6月份的时候，同厂职工、老乡贾某（前面提到的杨某之夫）获批探亲，史知道后，托贾带20块钱回家，嘱托他直接交给刘，还一再嘱咐贾告诉刘，带的钱不要让家里人知道。结果刘收到钱还是不敢用，生怕被史家人发现（这钱刘放在随身衣兜里，死后从湿衣服里被大妹妹搜出来）。其实托人带钱给刘，是史耍的一个花招，是故意给外人看的，借此向外人表明他对刘还是很“关心”的，故意营造出一种假象。

1967年1月的一天，公社通知刘去参加妇女会，刘因为没有体面的衣服穿，而没有去参加。史平时并没有给刘买过衣服，而此次回家探家不仅给刘在城里买了两段花布料回来做新衣服，还陪刘在家大门口乘凉，听收音机。当时有群众认为史这次探家和过去探家他们夫妻两人的关系大不一样，再联系到刘当晚突然死亡，不免有人背后议论，怀疑史事前这样做的本意。

（四）史得知妻子淹死在堰塘却无动于衷、表情淡漠：据调查，刘死的当天早晨，生产队几个妇女割谷子回家后，有朱某、邱某和王某先后也来到堰塘洗衣服时，发现码头木板上放有内装小孩衣服的竹篮子，并认出是刘秀荣的，但未见刘的踪影，因天还未大亮，大家以为刘回家了。

朱叫邱去史家喊刘，邱去后连喊三声“刘秀荣”，无人应声，稍后见刘的大姑子出来说，刘去割谷子还没回来。这时朱见邱未返回又叫王去喊，王去后，史成会对邱、王二人说刘去洗衣服了，王说堰塘无人。此时又见朱慌忙跑来说，水塘里漂了一个人，像是刘秀荣。

史听说后并不紧张，反而是到左右邻居和姑母家去找刘，后来在别人的催促下才去堰塘，去后既不伤心也不下水，最后还是民兵连长和史的父亲下水将刘打捞上岸，并将刘的尸体放在大门外。史当时就提出天气热要埋人，群众知道后提出要报告公安部门验尸后再埋人。直到中午，公社来人说公安局电话不通，可以埋人。

掩埋前，有人提出把死者的湿衣服脱下来换新衣服时，史的大妹说，湿衣服不好脱，她月经来了，脱了不好看，就这样让死者穿着湿衣服入了棺，并于当天下午就埋了。

（五）史在刘死后言行方面有很多反常：刘安葬后，史曾三次找公社公安特派员讨要刘的死亡证明。史自从某中专毕业分配工作后，每次回家探亲对当地干部都不屑一顾，特别是看不起基层干部。而自刘死后却一反常态，不仅在回厂前特意买了礼物送给生产队干部，回厂后，又从厂里寄回珍贵书籍给生产队，接着又给几位生产队干部寄来旧军衣和小孩子穿的毛线衣等物。

史回厂后第二天就向单位赵科长汇报说，妻子死后，经当地负责人、群众、公安人员等验尸后才埋的……以后对贾股长、同事和同事家属也都说，群众对刘死的原因有不同意见，所以在埋葬前经公安人员、派出所（当地未设置）和当地负责人共同验过尸体，还说妻子死的早上是自己亲自下水将她捞起来的，从水里捞起来时他手里还捏了一把草，还说刘死后买了几丈布做了几件新衣服给她穿上后才入棺。另外还说是停棺三天才安葬等等。

史的这些言行与调查事实和开棺所见完全不符。

（六）史回厂后表现也与平常不同：表面上他申请入党更加急迫，曾多次向同事打听组织上对他的态度，可是无论是上班工作还是学习期间，他给人的感觉都是心情沉重，坐不下来。

综上，结合本次专案组调查结果和开棺验尸结果表明，史不仅有作案动机，还有充分的作案时间。

于是，厂部对史又展开新的调查，在种种证据面前，史最终承认了自己杀害妻子的事实，并交代了杀妻经过：史某于8月29日深夜，趁刘熟睡之机，用衣服堵住刘的口、鼻，掐压颈部致其窒息昏迷，在与大妹妹移尸灭迹过程中，刘某苏醒过来，史又用手和胳膊按压颈部致其死亡，然后投入水塘。为了掩人耳目，还故意在码头上放着洗衣服的篮子，伪装成刘洗衣服不慎滑入堰塘淹死的假象。

上述罪行证实后，依照国法，史某受到应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