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南生 | 宽广的学术视野与工匠般的精致细腻——谈谈如何深化商人社团史研究

彭南生

中国近代商人团体不仅包括综合性的商会组织，而且也应包含业缘业缘性的同业公会同业公会和乡缘乡缘性的同乡会同乡会。同乡会同乡会本是异地同乡（包括在异地做官、求学、经商的各类同乡）的联谊团体，但在近代中国，尤其是工商业城市里的同乡会同乡会多已演变为以同乡商人为主的团体，如上海的宁波同乡会宁波同乡会便是如此。有关中国近代商人团体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论文较多，笔者不再赘述。这些研究成果为商人团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但是，如何在继承中创新却是一大难题。

一是理论创新难。近代商人团体史研究成就斐然，但也毋庸讳言，“翻烧饼”现象明显。纵观近30年的国内外商会史研究，早期学术界主要是将商会史纳入政治史视野，将商会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载体加以探讨，突出研究商会的性质、作用与历史局限性，并以此论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随后，“传统与现代”关系理论（包括现代化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或曰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社会网络结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被学者们运用于商会史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商会产生、发展过程中因果关系的分析。这些创新都得益于对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成功借鉴，说到底，理论创新就是一种视角的变换，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不同的角度观察同一对象，多少会产生新的观感，视野的拓宽还可以使我们观察到过去未曾观察到或较少观察到的问题。因此，每一次新的理论方法的出现，都能或多或少带动商人团体史研究的新发展。但是，理论创新并非易事，虽然可以借鉴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知识结构，话语体系相异，语境不同，不能生搬硬套。于是，一些学者常常在绪论部分大谈理论的借鉴与创新，但在实际研究中，却是理论归理论，历史归历史，理论与历史的“两张皮”现象十分严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早就对历史学界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提出过告诫，他指出，“在经济史论文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应该借鉴理论作为“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研究近代商人团体史也不例外。

域外理论是依据其本国历史或经验建构起来的，移植到中国可能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比如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对西方历史与经验的总结，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系，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是一种变形的“西方中心论”。在现代化理论视野下，传统与现代是对立的，现代的必然是先进的，传统的必定是落后的。因此，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非西方的历史文化，不仅忽视了人类文明演进路径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而且也往往存在着削足适履的现象。又比如，市民社会理论运用于中国商会史研究，的确使商会史研究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但是，运用不当也存在着削足适履的现象。朱英是较早也较成功地运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商会史的中国学者，但是，他“自己也感到运用西方的理论探讨中国的历史存在着不小的难度，也可以说有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问题”，他在研究工作完成后的后记中“曾说明两个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是中国学者所从事的有关近代中国以及当代的市民社会研究，都是以西方先验的历史和由西方历史演绎出的理论作为参照系,较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因而必然会存在理论上的困惑；二是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能否真正适用于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虽然该书（指《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编者注）第一章对其可行性和必要性有所阐述，并在具体的论述中尽量注意近代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特点，避免完全用西方的理论硬套中国历史，从中国的实际国情特点出发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同时对西方市民社会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也有所修正，但却远未达到令人信服和满意的程度”。近年来，学术界在商人团体研究中的创新较少，与理论创新的难度分不开。

二是商人团体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共享难。一方面，我们已经进入了所谓大数据时代，史学界已有如黄一农、李中清等学者运用大数据方法研究“红学”史、中国人口史、历史上的社会流动等，并提出了新的创见，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就商人团体史领域而言，已经出版的资料离真正的“大数据”相差甚远。近代中国商人团体的资料虽然浩如烟海，但分散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单位，被很多机构视为己有，垄断独享，难以实现真正有效的开放共享。另一方面，档案资料的数字化也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单靠学者们的个人努力，是难竟其功的。史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问，依赖于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史料的有无、多少、辨析、解读等直接影响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目前学术界已经推出了若干近代商人团体的史料专集，如由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联合组织整理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由苏州市档案馆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联合编辑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等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的研究。但其他地区的商会资料，尤其是诸如同业公会同业公会、同乡会同乡会之类的商人团体的档案文献，还没有进行系统性的挖掘和整理，限制了商人团体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拓展。

三是研究范围的拓宽难。如何准确地把握不同地区商人团体的地域性特征，是商人团体史研究中的一大难点。难就难在资料共享与方法创新上，资料共享的难度已如前述，方法创新也是制约商人团体史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的障碍。商人团体史研究已经形成某种定式或曰“套路”，遵循着“成立—性质—职能—作用”的路径，近年来，博士生、硕士生有关商会史研究的选题不少，名之为“某某地区商会研究”或“某某城市商会研究”，有关同业公会同业公会研究的选题也越来越多，如“某某行业同业公会同业公会研究”，但如果将选题中的此“某某”换成彼“某某”，将此行业换成彼行业，似乎也完全可以成立，出现了商人团体研究论文千“篇”一律、千“会”一面的现象。当然，并非说这些内容不重要，而是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不能停留在静态层面的制度层次，在近代中国，从晚清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对具有法人性质的商人团体都制定有专门的商人团体法规，如《商会简明章程》《商会法》或《同业公会同业公会法》，据此制定的实施细则如《商会法实施细则》《同业公会同业公会业规》等也大体相同，因此，如果停留在文本上，或据文本找几个事例予以论证，那就难脱窠臼。

如何克服商人团体研究中的这些弊端？笔者以为，除了运用数字化方法加大资料的搜集、运用与共享外，还需要宏大叙事与精细描述的有机统一。宏大叙事与精细描述的有机统一不仅是一种书写方法，也是一种研究范式，研究者需要宽广的学术视野、理论关怀与工匠般的精致细腻。

首先，必须将商人团体放回到近代经济、政治、社会的大格局中，融进地方历史的大脉络。商人组织不是独立于特定社会环境之外的孤立团体，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团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团体的形态与活力大小，商人团体也是一定时势，即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脱离了特定的时势背景，商人团体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研究者需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将商人团体史与所在地区的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紧密结合起来。以同乡会同乡会为例，近代上海同乡会同乡会众多，不仅与上海在全国重要的经济地位有关，与它在国内外密切的贸易关系有关，也与海派文化的开放性、多元性相关，同时，不同的地域文化对同乡会同乡会组织造成了不同的影响，我们要着重讨论海派文化是如何融入上海的商人团体中的，海派文化是如何影响其团体建设、组织运行的，上海的同乡会同乡会组织又是如何将各地的文化习惯保存在组织中的。再以本书的研究对象上海马路商联会为例，在商人团体林立的上海，为什么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后民间自发形成了一批以街区街区为活动范围、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商人组织？要弄清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将该团体放到特定的时空格局下，与五四时期的“大历史”相关联，同时也要与上海的“小历史”，即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地方史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简言之，研究者需要拿起学术的“瞭望镜”，全面观察商人团体周围的环境，找出适于或不适于商人团体生存、发展的条件，以及商人团体对所在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产生的影响。

其次，要加强精细研究，即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注重组织、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团体交往、人物关系，探讨隐藏在背后的复杂因素，研究者要善于运用学术的“显微镜”，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刨根问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没有精细研究的宏大叙事，容易造成研究对象的迷失。精细研究要善于多维度地观察，“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例如，以商人团体为例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我们不仅要重视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措施、经济法规的制定与颁布，商会与政府之间的公文往来，也不能忽视商会人物尤其是商会头面人物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交往，这类交往有时甚至影响到了政府经济政策的走向。对商人团体的精细研究，还要注意商人团体与区域外的商人组织之间的联系，以及同城的相同与不同类型的商人团体之间的交往，将特定研究对象置于商人组织这个大网络中。例如，对上海马路商联会的精细研究，考察各马路商联会之间的内生关系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自发性的商人团体，它们彼此之间有呼应、有合作，也有分歧、有斗争，细化研究有助于描述商联会的历史真相，此外，还要探讨商联会的外部共生性。在租界制度下，商联会是如何处理与租界当局的关系的？在由商会、同业公会同业公会、同乡会同乡会等织成的上海商人组织网络中，它们之间是如何互动的？精细研究要善于小中见大、见微知著，不能就事述事，就事论事，记流水账，陷入烦琐的细节考据而不可自拔，这样，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最后，还需加强比较研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晚清开始，从商埠城市到较为繁盛的市镇，都产生了商会、商务分会以及或多或少的同业公会同业公会、同乡会同乡会，它们虽有很多共性，但是，由于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域文化、商事习惯不同，同一类型的商人团体也存在着差异性，只有善用比较法，才能突出不同地区商人团体的个性。

总之，要使商人团体的研究“活”起来，从文本出发的性质探讨，制度层面的静态论述，缺乏比较与联系的单一研究，都是我们应该加以避免的，宏大叙事与精细描述的结合，有望将商人团体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本文节选自《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彭南生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