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尼斯传播偏向理论的拓展：基于对媒介哲学本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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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林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赵永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俄媒体交流、战略传播与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16ZDA217）的阶段性成果。

一

既有传播偏向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当传播学研究受到社会学的影响而囿于中、微观层面的传播现象、方法、效果等研究之时，英尼斯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主要代表人物，他富有洞见的传播学想象力，为传播学研究开拓出新的研究视野，将其提升至关涉人类历史与文明发展的宏观层面。

（一）传播偏向理论的价值：以媒介的传播偏向审视文化的发展及其时空偏向

1.相对论理念下媒介、时间与空间的总体场论分析

受到相对论的影响，英尼斯不再把时间和空间当做一种相互绝对孤立的概念去理解，而是将媒介、时间与空间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去进行分析，并依此来论述媒介及其所承载的信息对每个民族、文明以及帝国的影响。英尼斯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指出媒介具备两个基本属性：时间属性与空间属性。传播媒介会因技术的特性与逻辑产生不同的传播偏向：当传播媒介笨重、不便运输、易于保存之时，传播媒介所呈现的就是时间偏向；当传播媒介轻便、易于传播但不便长久保存之时，媒介所呈现的就是空间偏向。

英尼斯对媒介传播时空偏向的洞见，正是从他对帝国这一人类社会重要组织形式的历史分析中产生。作为经济史学者的英尼斯，一反传统研究范式，并受到传播这一研究课题的启发，聚焦于帝国文明沉浮过程中的政治组织与文化，以“勾勒几个帝国之中传播的意义，借以了解传播在一般意义上的作用”（英尼斯，2007/2013a：39），历史地将帝国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理解帝国构建和瓦解的条件，了解判定帝国效能和文明潜能的标准”（凯利，2004/2013b：24）。

2.偏向的意义：媒介的时空属性对帝国、文化的显著影响

英尼斯所关心的偏向，并非是语言学家们所在意的文本内容偏向，而是“传播的形式可能会对传播的内容产生的影响”（林文刚，2006/2019：211-212），即这种影响是由媒介、时间、空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在这样一个媒介-时间-空间相互作用的总体场中，媒介的传播偏向性，是由其相对突出和显著的时空属性所决定。

英尼斯从传播视角出发，审视帝国如何被传播影响着，媒介以怎样的动机和过程影响着帝国的更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他将帝国的治理方式分为两个方面，即“空间的控制”和“时间的传承”。当帝国治理的一体两面出现偏向或极度不平衡时，偏向于空间控制的属于政治帝国，偏向于时间传承的是宗教帝国。空间的控制偏向于疆域的拓展，因此作为媒介的材料必须要便于运输、利于扩散，以此将来自中央的行政命令传达至政治帝国的各个地方；反之，时间的传承偏向于对精神信仰的培育和影响，2因此作为媒介的材料必须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如建筑和雕塑等。

（二）理论局限：先验的媒介概念导致“理论失灵”

虽然传播偏向理论展现了英尼斯的传播学想象力，然而囿于时代与媒介技术， 他的研究视阈仅止于广播时期。

既有传播偏向理论在互联网时代的“理论失灵”，原因在于它三方面的局限性：其一，受限于理论建构的技术时代背景，其诞生于电视普及之前的大众传播时代，它的解释力犹如经典物理学一样，在“低速”的媒介环境内，基本上实现了逻辑自洽和理论的完整性，然而在“高速”的互联网媒介环境中，既有理论的解释力就开始捉襟见肘；其二，英尼斯的传播偏向理论，虽然充分体现媒介的物质影响， 但却在使用者对媒介“辩证地”驯化方面缺乏分析，因为“使用者赋予媒介的意义影响了媒介，限制了它能力的展开。

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传播偏向理论在当今失去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相反，作为传播学想象力的重要体现，如何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使其在互联网时代重新焕发思想光辉，是新闻传播学者应当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完成该理论在互联网时代的延伸与突破，就需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回归到对“媒介”的关注中，探索媒介自身的哲学本质；其二，基于对媒介哲学本质的探索，结合既有的媒介传播偏向总体场分析框架，扩展和延伸媒介传播偏向性的分析路径，消除其盲点。完成这两项工作的前提，则是先要梳理、批判、吸收与借鉴学界对媒介哲学本质的探索成果。

二

媒介哲学本质的探索

（一）新二元论视角下的媒介哲学本质：广延实体与思维实体外的新领域。

基于新二元论哲学立场对媒介的哲学本质进行明确探索的是加拿大学者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在继承麦克卢汉“媒介和技术是人体和心灵的延伸”“任何新媒介的内容都是某种旧媒介”这两个关键理论命题的基础上，洛根提出了“串联技术或串联媒介（cascading technology or media）的观念”，即“一种新媒介的内容是某种旧媒介的延伸，依此递推，一种新媒介就是延伸的延伸， 因为那种旧媒介本身就是一种先行媒介的延伸，或人体或心灵的延伸”（洛根， 2010/2012：77-78）。

洛根将符号域引入其间，以便将心灵域和媒介域进行整合，使媒介域成为其子集。虽然洛根在阐述新二元论时，对灵魂、精神以及上帝观念（the notion of god）“予以摒弃， 或者是持不可知论的观点”（洛根，2014/2019：133），重视经验和科学探索的重要性，但哲学理念的不同，使这种逻辑自洽性与完整性受到质疑、冲击与挑战。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在新二元论理念下成立、但在辩证唯物主义理念下是悖论的观点：在洛根对媒介的划分中，媒介由物质内容与符号内容组成，二者是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存在。虽然唯物辩证法的一元论同新二元论在对物质-意识的关系界定层面完全相左，但后者对媒介的构成分析值得借鉴。

（二）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消除二元论理念下传播研究“盲点”

新二元论指导下对媒介哲学本质的探索与传统的传播学研究，两者都受到了二元论的影响。传统的传播学研究，其主导性本体论是基于“传播的非物质性”，即“传播是建立在人类认知、思想、语言和象征等基础上的文本性的、精神性的、非物质性的活动”（丁方舟，2019）。然而，这一传播研究理念与范式是基于大众传播时代背景下提出的。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曾经主流的文本中心主义倾向的传播学研究难以准确描述与解释由新媒体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承载文本信息的媒介技术与工具。在媒介二元论的理念下，媒介技术与工具成为了与文本信息相互独立的广延实体：媒介只是我们传递、交流信息的工具，对社会与人产生影响的不是媒介，而是借由媒介所传达出的文本信息，媒介及其技术背后的机制与逻辑被理论性地忽视。

此外，唐·伊德（Don Ihde）在论述现代人与世界关系时，提到现代光学技术发展对人类认知世界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案例，表明“作为身体的我（I-as-body）” 通过各种技术同环境相互作用，“通过技术去具身化实践，这是一种与世界的根本存在关系”（Ihde，1990：72），将技术作为与世界的互动中介，以此来感知世界，并使知觉和身体感觉产生了转化。这种“作为身体的我-生活世界”的交往实践，经由技术中介的媒介化时代，可表述为“作为身体的我+媒介技术-生活世界”（丁方舟，2019）。

三

对传播偏向理论的拓展：

基于唯物辩证法一元论的哲学立场

（一）唯物辩证法一元论哲学立场与媒介的哲学本质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既有传播偏向理论如果想要突破和解决其在互联网媒介环境下的“理论失灵”问题，使其重新具备解释力，就必须要吸收新二元论、物质性哲学立场下对媒介哲学本质探索的合理成分，以唯物辩证法的一元论为基本哲学立场，重新挖掘和分析影响媒介传播偏向性的重要因素与维度，并对该理论下的媒介哲学本质进行厘定。选择这一哲学立场，原因就在于英尼斯的传播偏向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之间“若即若离”的内在关系。

（二）传播偏向理论的路径扩展：媒介内外属性相互作用的总体场分析

通过对媒介哲学本质进行厘定后可知，既有传播偏向理论中所言及媒介的两个基本属性——“空间属性”与“时间属性”，其实是媒介的外在属性，而“物质域”和“意识域”则是媒介的内在属性。基于不同的媒介技术或物质载体，不同媒介的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之间会出现一方相对突显的情况。因此，传播偏向理论分析路径的扩展与延伸，就需要从媒介“物质域/意识域复合体”这一本质出发，将既有的“媒介物质域、时间、空间”总体场的三维度变量分析路径，扩展为“物质域、意识域、时间、空间”总体场的四维度变量分析路径。

如果想要准确分析互联网及其之后的“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的传播偏向性，就必须从媒介的物质域、意识域、时间、空间这四个维度出发进行总体场分析，探索相关媒介的内在属性（物质域和意识域）是如何与外在属性（时间和空间）相互作用，通过物质域- 时间、物质域-空间、意识域-时间、意识域-空间这四组相互作用关系的交叉分 析，基于总体场角度进行论述：从物质域视角分析作为物质技术的互联网对其传播的时空属性的唯物影响；从意识域视角分析互联网因其技术所衍生出的互联网文化对其外在传播时空属性的辩证能动影响，最终在相互作用的总体场分析框架内，去分析和解释当下媒介环境中媒介与文明、文化之间的互动情况和各种关系。

四

研究结果作为“力量漩涡”的媒介传播偏向：

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传播学切入点

虽然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和理论著述颇丰，但也呈现出研究视角学科单一化的问题。英尼斯传播偏向理论并非仅停留于定义不同媒介传播偏向性，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从对不同历史阶段主导媒介的传播偏向性切入，审视和分析受到其影响的人类文明会产生何种时空偏向，对各种偏向所带来的可能与后果进行考察。这为我们创新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的视域和切入点，提供了一种来自传播学理论的可能与贡献。

（一）从“帝国与文明”到“文化帝国主义”：传播偏向理论研究视域的嬗变与拓展

英尼斯传播偏向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首先，英尼斯基于对媒介的物质技术特性进行考察，分析不同媒介环境下古代帝国有何特点，如空间偏向媒介影响形塑的政治帝国，时间偏向媒介影响形塑的宗教帝国。

（二）以“媒介”观“文化帝国主义”：传播偏向理论视域下的切入点与研究

通过英尼斯的传播偏向理论对人类文明漫漫长河中的帝国及其文明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播媒介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作为社会信息生产力的媒介，它的存在决定了信息生产关系和传播模式。但这并非是一种机械、绝对的线性因果逻辑关系，它始于制度主义和相对论，构建出传播媒介与帝国文明间关系的多维总体场，这种关系并非单向线性，而是总体场互动影响。

（三）媒介“搅动”文化帝国主义：基于唯物史观与传播偏向理论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集中体现的“文化帝国主义”，它自身具备富有时代性的“内部构成与文化特质”（胡潇，2010），其与传播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在传播媒介的物质域层面，作为社会信息生产力的传播媒介与文化帝国主义之间呈现的是一种“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唯物辩证关系；其二， 在传播媒介的意识域层面，作为媒介意识内容的信息生产传播关系，同作为“政治关系以及相关制度”的文化帝国主义之间呈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内的思想关系”（胡潇，2010）。

总而言之，媒介与人类文明、文化是不可分离的，在不同媒介技术所塑造的媒介环境下，文化帝国主义的运作机制与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基于媒介哲学本质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拓展后的传播偏向理论，可以尝试把作为物质域/意识域复合体的媒介设定为中心出发点，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整体历史嬗变进行以媒介为坐标的划分与分析，以此来展现作为力量漩涡的传播媒介如何与文化帝国主义之间发生耦合，分析每个阶段主导媒介的传播偏向是否会造成文化帝国主义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的时空偏向，以及这种时空偏向会对全球文化与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何种时空偏向层面的影响等。本文通过对上述研究领域的追问思考与解释分析，使英尼斯的传播偏向理论在文化帝国主义研究中重新焕发其学术价值和意义，为文化帝国主义研究提供一种来自于传播学的可能与贡献。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7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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