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黑社会如何养活了中国的一个村？

美国黑手党（American Mafia）也被称为意大利裔美国黑手党，是一个高度有组织的意大利裔美国犯罪社团。

这样一个精密有组织的犯罪团体，却和中国深圳的一个小村庄有着密切联系：每年，黑手党都要从这里购买上万幅油画。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此做过很久的调查，曾一度怀疑这是黑手党新的洗钱方法。

“黑手党近10年来都在大量购买高仿油画。最多的是达芬奇的《岩间圣母》、拉斐尔《座椅中的圣母》，还有伦勃朗的《脱离苦难》，每年交易流水高达300万美元。”

为了摸清黑手党的内幕，警方卧底乔·路易斯成功打入芝加哥犯罪集团，他花了几年时间调查出了犯罪集团卖油画的原因：

用于新人入会仪式的一项传统流程。

虽然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机密，但是由于黑手党的“缄默法则”，他们的入会仪式从来都没人知道。

直到意大利警方追踪拍摄到一次入会仪式，神秘面纱才被揭开。

首先，黑帮教父用匕首划开新人的手，让血滴到一张天主教圣人的画像上。

然后他会让新人发誓：“你愿意在圣人面前以血发誓，永远遵守帮规不出卖家族吗？”

新人回答“我发誓”之后，教父会把这张画像点燃。

“如果你背叛，下场就会如这张圣像，遭受火焰炙烤、去地狱里也不得安息。”

之后新人会接过被烧的差不多的画像，合掌搓灭火焰。

这时教父会走过来拥抱新人：“圣人赐福与你，我的兄弟。”

FBI发言人表示，美国各地黑手党每年都会接纳上万名新人，每年在入会仪式上消耗的油画价值超过250万美元。

“除非在监狱或者帮派火拼期间等特殊情况，否则新人入会都要严格按照19世纪流传下来的标准流程。”

每幅画都要烧掉，黑手党也是要考虑资金消耗的。他们选择通过中间商从中国订购高仿油画。

“美国制造的高仿名画要三四千美元一幅，而中国货的价格只要三四百，大量订货还能打折。

世界上70%的油画来自中国，而中国油画80%来自深圳的一个神秘村庄-大芬村，也称“中国油画第一村”。

外媒报道

FBI表示：“刚开始我们不知道黑手党买画的原因，但画像的来源并不难查到。它们全部来自中国南方一个叫做大芬村的地方。”

“有油画商人作为中间商，帮助黑手党向中国的供货者下单。”

深圳大芬村，占地仅0.4平方公里。然而一走进这里，就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艺术氛围。

在这里不但可以见到著名画家的经典作品，而且可以了解国际油画市场的走势。

这里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画师，有200多家画廊。

画廊生产的油画作品都是国际市场最流行的名画。

据统计，大芬村每年生产和销售的油画达到100多万张，年出口价值3000多万元。

大芬村里到处都是都是画油画的人，随便拉上一个村民都能画莫奈、伦勃朗。

他们的工作已经可以和工厂流水线媲美，然而工资并不多。

“一张大幅的高仿油画在欧洲可以卖到一千多欧元，然而画工也就赚几百元人民币。”

2016年，一部名为《中国梵高》的纪录片上映了，人们对于大芬村有了更多了解。

大芬村不仅有外国油画，还有各种人物画像。

大芬村的很多画手其实一开始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没有任何绘画基础。

“他们拜师学艺，从调色、用笔开始学，之后是临摹，培训一到两个月就开始上手画了。这些学生熟练以后，叫上家人和老乡来一起学画，形成了整个油画工业链。”

《中国梵高》纪录片的主角是大芬村的画师赵小勇，原籍湖南邵阳。

从1997年至今，赵小勇临摹出了超过10万幅梵高的油画作品，被称为“中国梵高”。

赵小勇

他的住处在大芬村九巷，小小的画室里摆满了临摹的梵高作品：《星空》《向日葵》《咖啡厅》等等。

1987年，初中毕业的赵小勇来到深圳打工。一天，他听工友说起了小有名气的油画村，大芬村。

这位工友的哥哥在大芬村画油画，工友带着赵小勇去了大芬村“开开眼界”。

赵小勇第一次见识了油画创作的全过程，感觉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触动很大。

他决定也住进大芬村，开始临摹油画赚钱。他拜了一位已经在大芬村画了10多年的同乡为师。

大约半年后赵小勇就出师了，然而最开始的一年内，他一幅画都没卖出去。

后来高人给他指了一条明路：专门临摹一位画家的画，梵高就比较合适，因为他的画订单多。

于是赵小勇每天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临摹梵高的画，《向日葵》《咖啡馆》《星空》，他画了上百幅。

从无人问津到订单烫手，从2000年开始，赵小勇的订单像潮水一般涌来。

2000年4月，最多的时候，他的订单达到2000多幅。

虽然一开始连梵高是谁都不知道，赵小勇现在已经可以快速画出一幅精美的梵高作品。

他说：“那几年，我几乎把梵高所有的作品都画过了。

《鸢尾花》《向日葵》我画了两万幅。

现在我画梵高的画从来不用草图，可以直接在画布上落笔。

赵小勇现场表演了画梵高的《向日葵》，只用了28分钟就完成。接着他又用了22分钟完成了梵高的《自画像》。

不仅他的画技熟练，妻子钟早春也能画出仿真度极高的梵高。

钟早春甚至可以一心二用：一边看电视剧，一边画《向日葵》。

在赵小勇看来，大芬村是个竞争残酷地方，但是也算是好地方。

因为这里已经远近闻名，有成熟的市场和销售门路，经常有人来收画。

残酷在于竞争激烈，如果画得不行只能是赔光本钱后走人。

《中国梵高》获得了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外合拍长片，影片先后在欧洲多国上映。

这部纪录片的获奖，让赵小勇再度火了，他的画从过去的几百元，涨到最贵的1.2万元。

“现在我一般不动笔，因为画一幅1平方米大小的画，都值4000元。”赵小勇说。

临摹了一辈子梵高的作品，赵小勇在2014年终于见到了梵高的真迹。

2014年8月，赵小勇去了荷兰的梵高博物馆，看着自己临摹了无数遍的油画真迹。

梵高 向日葵

他感到呼吸快要停止了，忍不住落泪。“不一样，还是不一样。。。”他自言自语。

临摹的作品，似乎缺少了画家的灵魂。

而现在的大芬村，画师和画廊都比鼎盛时减少了一半。

现如今的喷绘技术逐渐成熟，降低了作画成本，也拉低了大芬油画村的档次。

因为喷绘一张画，只要100元不到，而手绘的一张画，至少要300。

赵小勇和一些画师已经开始转型做原创油画。

他说：“不少人都已经认识到，画师们必须走原创之路。这也是《中国梵高》对这个行业的启示。”

两年前，小苏菲第一次来大芬，街头巷尾摆满了油画，仿佛走进一座彩色的艺术王国。

如今的大芬，面临拆迁、改造的局面。

村口的断臂维纳斯，被雨水冲刷出了陈旧感；那根指向天空的画笔，好像在向游人诉说着什么故事...

从3号线大芬地铁站A口出来，直走几百米就到了大芬油画村。

改革开放前，这里还只是山清水秀的客家小村落，村民们靠种地为生，人均年收入不过200元。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偶然的机会，香港画商黄江来到大芬村，被这里淳朴的民风所吸引。

他带领十几位画工来到大芬村，租用了一间民房，开始了国内少有的油画加工、收购、出口的产业。

后面又出现了几个规模较大的画商，聚集了很多画工在这里安营扎寨。

这便是“大芬油画村”最初的模样。

后来经过政府的规划宣传，大芬村开始崛起！村内的油画店数量激增，国内外订单络绎不绝。

2005年，大芬油画村的交易额已超过2亿元人民币，其中90%销往欧美及中东。

如今的大芬油画村，0.4平方公里的面积里，以油画为主的各类商店共计1000多家，居住在这里的画师共计1万多人。形成了油画生产、收购和集中外销一条龙的体系。

纪录片《中国梵高》，讲的就是大芬村农民画工赵小勇的故事。

他画画二十多年，临摹卖出过几十万幅梵高的画，远销海外。

梵高，对于我们来说，是星空、是梦幻、是色彩艺术的圣人；但是对他们来说，却只是为了谋生、解决温饱的一种途径而已。

他不远万 里，去到荷兰的梵高博物馆，站在 梵高的自画像前久久凝视。 他对边上的保安说： “我会画梵高，画了20年几十万幅梵高的画。 ”保安问他： “那你有自己的画吗？ ”他哑口无言...

这是大芬村里所有画师的软肋。

大量的临摹复制品，却少有原创。世界的油画工厂，几万个“中国梵高”，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画家。

几乎每一条画巷，都能看到在安静作画的人，尽管身边是杂乱的桌面和随意乱搭的电线。

灵魂在圣殿，肉体在人间，这是梦想和现实的激烈碰撞。

无意中听到几个大哥在聊天：

“我女朋友跑了，说我挣不到钱”

“我老婆说：你继续画画，我就跟你离婚”

“好像这里拆了以后，要改造的高端一点，以后也不能随便坐在外面画画了”

街角散落着一些画布、巷子里充斥着颜料的气味， 老旧的收音机仿佛把时间凝固。

真不知道改造以后，还会不会有这么接地气的作画小摊了...

街边玩耍的小朋友，辅导功课的妈妈， 在画布前唱歌的男人， 以及那只打瞌睡的小猫， 这一切都是独属于大芬的美好印象。

改造之后，必然会变得更加商化，而那些大芬村最原始自然的氛围，也会随着画巷的拆除而不复存在。

有人用“油画民工”来形容在这里谋生的人们，我一开始觉得很不礼貌，回头想想却也很贴切。

亲身经历过油画村的繁华和落幕，他们是最无奈也是最有希望的。

他们一直在冲！一边靠着行画来谋生，一边在自己的小屋里搞创作。他们需要行画来维持基本的生活，也在积极探索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

一位画师在展示他的作品↓

爱艺术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最起码他们都愿意为此付出生活上的代价。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还有多远我们不得而知；未来的大芬村会怎样，我们也无法预测。

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多去走走看看，多拍些照片回来。

不要让艺术封尘太久，不要让大芬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