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湘泉：三次分配对调节收入差距具有潜力空间，需解决制度和环境问题促其发展

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曾湘泉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35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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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分配问题日益凸显，促进三次分配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收入分配问题上个世纪也讨论过，这次三次分配的提出意味着国家正式把收入分配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后面临新的问题。我国内循环一直难以启动是因为内需不足，与收入分配有一定关系。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借助三次分配有利于缩小这种差别。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也比较突出。一次分配是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二次分配是政府行政机制，三次分配是社会机制。三次分配是由社会主导的资源分配，通过建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联系，实现社会共同体的维系与繁荣。但实际上三次分配与一次分配、二次分配有关。面对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存在的问题，需要去倡导三次分配。

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即通过发展社会企业也能够促进区域发展和解决先富带后富的问题。国内这些年也在强调社会企业认证。根据《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2019年）》，我国具有自觉意识的社会企业，即认同自己社会企业身份并被行业内认可的大概有1648家，员工总数是79148人，2017年总收入是93亿元。这说明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企业发展的规模还不够大，尤其是，还没有深入到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关注弱势群体和扩大其社会资本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三次分配也利于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世界上一些教育发达国家的大学都是与三次分配有关。比如，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基本靠校友捐款，当然第一位还是基金会，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等。据统计，1949-1969年间，基金会捐款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来源，进入20世纪以后比以往有了更大的突破。这说明，三次分配在一流大学建设中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公益文化艺术的发展。中国的公益文化艺术发展这些年来遇到了很多障碍。比如，80年代交响乐团的工资特别低，很难维持下去，包括京剧、昆曲等传统文化发展都没有充足的收入来源，完全靠市场或靠财政都有局限。过去我们聚焦于解决物质贫困，忽视了精神贫困问题。目前，解决精神贫困日益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所以从供给侧来看，摆脱精神贫困的重要途径，就是提供大量的高质量、多样化的文化艺术产品和服务。一般的文化艺术产品和服务的短期收益率比较低、见效慢，因此市场和政府的供给总是显得不足，这时就需要三次分配。三次分配由社会机制主导，它具有更强的动力和足够的资源提供文化艺术产品和服务，对于促进人们的精神富足和人的全面发展必将产生重大的作用。

二、发展三次分配需要注重解决意识问题、制度建设、诚信问题

一是意识问题，要把三次分配放到社会共同体的繁荣与维系、放到共同富裕的角度认识。缩小收入差距现在面临的问题非常突出，初次分配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再分配也很重要。要看到三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有关，不是孤立产生的。前面提到的非劳人口问题、低保问题、失业保险问题、精神富裕问题，从教育和文化事业、社会企业来说都非常重要，这种认识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

二是制度建设。首先要把初次分配的事情解决好，很多农民工人在初次分配中应得的收入因为社保帐户转移而没有拿到。再分配也要提上议事日程。发达国家的富人积极投入三次分配，很大程度上是二次分配本身导致的结果，因为二次分配中要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他们不如将自己的财富投入公益事业，做对教育、科技、文化更重要的事情。所以，中国要推进三次分配，首先要推进二次分配和一次分配，在推进过程中通过捐赠的激励措施来引导富人的行为。

三是环境。要看到，在我国做公益事业的企业诚信问题特别突出，有的企业只是打着公益的旗号做盈利的买卖。所以，在这方面怎样去加强内部监管、行业自律、外部监督这些都面临很大挑战。三次分配的实质性推动需要加强环境建设，而不能只是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

三、推进三次分配的建议

一是加强对三次分配的重要性、价值和意义的宣传工作，包括对三次分配做得好的机构和人员的大力表彰等。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需要富人带头，这些做出榜样行为的人应当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

二是要推动制度建设。要去推动初次分配，特别是推动二次分配。在推动二次分配的时候，人们就会考虑选择把财富用于做对自己、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从而推动捐赠。

三是加强管理。包括行业自律、外部监督，特别是要把建立慈善和公益的信用体系建设提到议事日程。

四是要发布慈善捐献的需求报告。让捐款到社会真正需要的地方，对社会精神文化、社会收入差距有帮助的地方。

最后要加强学术研究，比如捐赠的动机研究、信用体系的国际经验借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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