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长安县小苏村出土的铜建筑构件

陕西长安县小苏村出土的铜建筑构件

朱捷元黑光

1974年1月，在长安县纪阳公社小苏村附近发现一批铜建筑构件（图一）。原物是在该村东南100米处的黄土坑内出土，距地面深为1.6米。和铜构件同出的还有秦代绳纹瓦残片等。小苏村在西安三桥镇的西南3公里，东南距阿房宫遗址中心的阿房宫村有1.5公里左右。小苏村南1公里为大古城村,在大古城村及其东面毗邻的姬家庄、赵家堡的夯土层逶迤不断，形成一个面积达26万平方米的方形台地。以此判断，这批铜建筑构件的出土地点是在秦阿房宫遗址的范围内。

一、出土的铜建筑构件共6件，分三种类型∶一、方形圆孔铜建筑构件1件。长21.2、宽21.2、高11.6厘米，重19.25公斤。正方形，中间圆形穿孔，孔径17.5厘米，两侧面中间均有一个小卵孔（图版捌，1;图二，1)。

二、方形浅圆窝铜建筑构件2件。均长19、宽14、高7厘米，其面中部均有凹下的浅圆窝，直径9.4、深3.6厘米。一件重7.25公斤,另一件重7.75公斤，刻有“川"、“十"二字，是作为编号用的（图版捌，3、4;图二，2;图三）。

三、圆筒形铜建筑构件3件。均作圆筒形，中空，筒内有对称凸起的直秋纹两道，筒外中部亦有凸起的弦纹一道。均高9.3、径11.4厘米，重2.75公斤（图版捌，2;图二,3）。

关于使用铜来作建筑构件，我国起源很早，大约从殷代开始。1933年在安阳小屯村殷代遗址中曾发现铜础十个①。到春秋战国时期，就较为普遍了。《战国策•赵策》就曾记载：赵国的董安筑晋阳的''公宫之室”，就'‘皆以鍊铜为柱质"。而后，赵襄子缺铜，张孟谈就建议他取董子所营晋阳宫室的铜而用之。《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没落奴隶主阶级所雇用的亡命之徒荆轲刺秦王时，“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等等。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用铜来作宫殿、陵墓的建筑构件,更为普遍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修治骊山陵墓时，就“下铜而致椁"。《水经注》亦记载：“项羽入关发之（指秦始皇陵），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人销椁取铜。到后赵（公元319-351年）石勒，石季龙时，曾"据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②。

从现代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在凤翔秦雍城遗址、秦都咸阳遗址（今咸阳窑店附近）就出土了不少的铜建筑饰件和构件。如咸阳窑店附近就出土了包括方形带槽和卯的铜零件、工字形铜零件、铜铺首、套管、铜活卡等,其中还有四棱柱状的铜料以及相当数量被烧过的铜块。在临潼戏河水库工地曾出土过类似铜门楣类的较大型的铜建筑构件，上有精美的夔凤纹。

这次小苏村出土的这批铜建筑构件，既在阿房宫遗址的范围内，且构件与上述出土的秦建筑构件很相近似，可以认为这批铜建筑构件应是秦阿房宫内宫殿建筑上用的。就其用途来说：方形圆孔铜构件，据其形制判断，似作柱础用的。其中间圆穿孔的直径为17.5厘米，看来其固定的柱，很可能不是木质的，因其础面不大，孔径较小，承受不了较大型的木柱。而结合文献记载：秦官殿已有铜柱，则它很可能是铜柱的柱础。从其孔径的大小，也可以测定其承受铜柱直径的数值。两侧面中间的二个小卯孔，这无疑是起加固铜柱的作用。方形浅圆窝铜建筑构件,就其形制看来，很似门砧。上面中部有深3.6、径9.4厘米的浅圆窝，无疑是作为套门转柱用的户枢。圆筒形铜建筑构件，很可能是用来作结合、固定木质建筑材料的。这些构件，既显示了宫室的宏伟、壮观，又起着保护木质构件的作用。它们与上述咸阳渭城遗址出土的铜零件、临潼出土的铜门楣类的建筑构件，结合起来考察，可以说明在秦代宫殿建筑上已广泛的采用铜质构件。同时，也可以证明我国建筑上金属构件与木质构件的结合使用，已有悠久的历史。因此这批铜构件，为研究我国建筑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