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关注仰韶百年：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由此拉开仰韶文化研究的百年历程。经过百年来的不断探索，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已被初步揭示，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涉及10个省区，延续时间最长达两千余年，大体可分为初、早、中、晚四个发展阶段，在其广阔的分布区域内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或称为文化，是一支巨大的文化丛体或文化系统，内涵极其丰富。
同时仰韶文化是我国史前时期影响极为深远的主干性文化，是多元一体“重瓣花朵”式史前文化发展格局的“花心”。
10月15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在国家文物局举办，来自河南、陕西、山西等省的考古研究院（所）的研究员们介绍了本省仰韶文化考古发现情况，解读仰韶文化考古成果的价值与意义。

1921年前，安特生镜头中的仰韶村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现场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现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河南仰韶文化考古新发现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新进展》
仰韶考古大致可以分为三期。首先是第一阶段，20世纪20至40年代，仰韶文化开始发现，文化特征被初步认识和确立。1921-1924年，安特生及其团队在河南、陕西、青海、甘肃等地调查或发掘了50余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址。其中，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发现并命名了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由此拉开仰韶文化研究的百年历程。1926年李济主持对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人独立开展考古工作的序幕并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存。1931年安阳后冈遗址的发掘，发现仰韶、龙山、小屯“三叠层”，首次从地层学上证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之间的先后顺序。1945年夏鼐发掘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确认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文化的分期和中国文化西来说。

参与仰韶村考古的袁复礼（1893-1987）

20世纪50至80年代，仰韶文化框架基本搭建，主要成就包括类型划分、分期、分区、社会发展阶段及多学科研究等。从50年代中期陕西西安半坡、华县元君庙、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山西芮城西王村等遗址相继发掘。70、80年代，又发掘了陕西临潼姜寨、渭南史家、河南郑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岗、濮阳西水坡、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其中半坡遗址的发掘被学界认为是聚落考古的开端。1963年重新认识仰韶村遗存，仰韶文化所处历史阶段最终被确定。
1959年，安志敏、石兴邦提出仰韶文化应划分为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是考古学文化下划分类型之始。80年代仰韶文化研究在分期、分区和类型划分、谱系方面取得重要成果，认识到仰韶文化是分布面积约数十万平方里、延续达两千年、可分为多个阶段和多个类型的一个考古学文化。
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研究、开始全方位复原历史和多学科研究更多开展的阶段。1991年，班村遗址的发掘，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中由多单位联合、多学科参加的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新模式，标志着考古学科向复原历史和社会研究的高度发生转变。同年，以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为代表
是大学团队中真正聚落考古意图明显、技术方法明确，清楚该怎么发掘一个聚落之始。新旧世纪之交，灵宝铸鼎塬周围聚落考古研究课题，在区域调查基础上于2000年开始西坡遗址发掘，取得了以发现仰韶中期由多座特大型房址组成的聚落核心区、墓地为代表的重要成果。
近年来，河南省在“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项目框架下，对灵宝城烟、北阳平、渑池仰韶村、宜阳苏羊、郑州双树、南阳黄山等重要仰韶文化进行了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1、灵宝城烟遗址
城烟遗址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川口乡城烟村南，现存面积3万余平方米。2019年和202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发掘。共发现各时期房址40多座，墓葬80座，瓮棺130余座，陶窑30余座，灰坑900余座，灰沟10多条。出土遗物丰富，有陶器、石器、骨器等，主体遗存上属于仰韶文化早期东庄类型。此外，还发现石雕蚕茧形象、在瓮棺葬中发现可能存在的丝绸遗存等。
仰韶早期房址以半地穴式为主，数座带有墙基的地面式房址面积较大，最大者面积约153平方米，周围带有回廊，为迄今发现最早的带回廊建筑。在遗址中北部两条壕沟之间发现有两道平行的夯筑墙基，这种组合为同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应为最早的墙、壕并存的防御体系，可能为早期城址的雏形，对城市起源、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年代为仰韶文化初期即枣园阶段的城、壕防御体系，仰韶早期的回廊式建筑、制陶作坊、石雕蚕茧艺术品、可能丝绸遗存等，表明豫西晋西南地区在仰韶早期已有较高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

灵宝城烟遗址位置图

2、灵宝北阳平遗址
灵宝北阳平遗址是铸鼎原遗址群中面积最大的一处仰韶文化聚落遗址，现存面积72万平方米。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对其进行发掘，在遗址北部发现仰韶文化时期大型房址3座。其中F2保存较好，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加工考究。其建筑形式为半地穴式，坐东北朝西南，方向207°。平面略呈弧角方形，东西长约14.4米，南北长约14米，含基坑建筑面积约185.4平方米。室内深约1.1米，南北长9.5-11.3米，东西长10.9-11.7米，面积约120.34平方米。由房基垫土、墙体、火塘、门道、柱洞、室内居住面等部分组成。该房址内保存大量种类丰富的炭化木构件，有室内中心柱、附壁柱、梁架等，有的类似榫卯结构，为仰韶文化建筑遗存所独有，对于史前房屋建筑屋架结构的复原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
渑池仰韶村遗址
2020年8月，为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实施开展“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正式启动。考古发现遗迹较为丰富，有房址、壕沟、墓葬、灰坑葬、窖穴、灰坑、灰沟、道路、柱洞等；出土一大批文化遗物，有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制品等，所见遗存年代包含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期以及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另外还发现有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房屋建筑遗存。多学科学多技术研究亦有新发现，如在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人骨土样样品中检测到丝绸残留信息、在仰韶时期尖底瓶残留物中发现有谷物发酵酒和曲酒等。
第四次发掘极大丰富和加深了对仰韶村遗址文化内涵、聚落布局、聚落形态发展演变等方面的认识，对探索豫西地区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青灰色“混凝土”地坪、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房屋建筑遗存为该遗址首次发现，为研究仰韶村及豫西地区仰韶文化时期房屋建筑类别、形制、建造技术等提供新材料。仰韶文化大型人工壕沟的发现，反映出仰韶村遗址防御设施完备、聚落发展繁盛。同时发掘中收集的各类样品和标本，为多学科多技术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材料，将填补仰韶村遗址多学科研究空白。

彩绘陶器，仰韶村遗址首次发现

宜阳苏羊遗址
2016年10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了伊、洛河流域史前文化调查，发现苏羊遗址面积较大，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面积约60多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最厚达5米左右，以新石器时代堆积为主，包含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三个时期的遗存。
为深入了解苏羊遗址的文化内涵、文化堆积、年代以及聚落内壕沟内外遗迹分布情况，并为以后遗址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2021年6月开始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有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灰坑、房址等，出土了一批带有屈家岭文化的陶器，有罐形鼎、盆形鼎、圈足豆等，对建立河洛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序列，以及探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巩义双槐树遗址
2013-2020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双槐树遗址本体及其相邻区域进行系列文物调查勘探与考古发掘工作，确认双槐树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面积巨大、遗存丰富的核心聚落。
遗址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3重大型环壕、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公共墓地、大型院落夯土基址、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夯土祭坛等，另有数量众多的房址、灰坑、人祭坑及兽骨坑等遗迹。出土了丰富的仰韶文化彩陶等文化遗物，特别重要的是出土了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等。双槐树遗址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期七段。
大型中心居址和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的高等级性和源头性。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充分证明了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区这一大型聚落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经过数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可以确定这里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经过精心选址的都邑性聚落遗址，有关专家命名其为“河洛古国”。
南阳黄山遗址
黄山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 2018年5月至2021年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与玉石器制作有关的仰韶文化早期墓葬3座、房址1座，仰韶文化晚期大型“前坊后居木骨泥墙式”玉石器作坊建筑4座、工棚式建筑2座、窖穴类灰坑7座，屈家岭文化大型柱列式房址1座、中小型玉石器作坊址与居址13座、活动面多处、灰坑84座、保存较好的大小墓葬105座、祭祀坑2座、瓮棺葬89座，石家河文化早期与玉石器生产有关的灰坑3座。出土了数量丰富的制玉石工具、玉石料残次品、陶器、骨器等遗物，说明黄山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大型玉器石器生产“基地”性质的大遗址，仰韶早期和石家河早期也制造玉石器。
黄山遗址考古发现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作坊遗存的空白，在南北文化交流碰撞的关键地区、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关键时间为研究中华文明形成提供了关键材料，具有重大的文物和社会价值。
仰韶文化考古发掘已有百年历程，而仰韶文化研究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近些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各地各时期的仰韶文化，曾生发出许多熠熠闪烁的文明因素光芒，有的正在壮大转化，而有的甚至已经升华成为初步文明，一起构成耀眼的仰韶文化的丰富内涵。其中豫晋陕交界地带仰韶中期社会复杂化明显呈现，双槐树等遗址的材料则表明仰韶中晚期已经初步进入了文明社会。仰韶文化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有学者指出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仰韶文化是黄河文化早期重要代表，对其文明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是今后仰韶文化发掘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具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是探寻华夏民族起源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马明志：《仰韶源地、肇造华夏——陕西仰韶文化与历史地位》
今天我的汇报内容主要包括5个部分，包括地理背景和工作历程、文化内涵与分期、文明要素起源、彩陶的鼎盛及传播、第一次文化整合的历史地位等。
第二次文物普查，陕西有新石器时代遗址2242处，其中仰韶文化占据过半。第三次文物普查，陕西新石器遗址数目达到6677处，仰韶文化遗址超过2000处。其中，榆林市共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446处，工作最细致，发现遗址最多，可见各地区工作的不平衡性非常突出。2016年以来，在国家国家文物局“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项目带动下，我们开展的区域系统调查建模推演，其结果是，榆林市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达到12000——15000处左右，陕西省新石器时代遗址总数大约有25000——30000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达6000——10000座。可见，陕西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巨大。

参与仰韶村考古的安特生在河南

主要工作与主要发现：
1923年春，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为探寻他所设想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的线索，在前往甘青地区考察途中对西安东郊十里铺的一处遗址进行了调查，并认定该遗址属于仰韶文化。这是陕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首次被认定文化性质和年代。
此后，陆续开展了渭水流域和汉水流域仰韶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主要包括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扶风案板、陇县原子头、华县泉护村、高陵杨官寨、蓝田新街、西安鱼化寨、汉中李家村、何家湾、龙岗寺，带动了仰韶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聚落考古的新进展，也使得陕西在中国考古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半坡遗址发现于1953年春季，1954—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先生主持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发掘位置属于遗址的北部，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房屋遗迹40多座，墓葬200多座，还有大量陶窑、窖穴等遗迹。出土遗物上万件，主体遗存的文化性质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距今约7000—6000年。半坡是中国境内首次采用聚落考古的先进理念大规模揭露的古代聚落遗址，在当时全国范围内树立了聚落考古的标杆，在世界考古领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58年，国家在半坡遗址上建起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成为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

半坡遗址发掘场景

姜寨遗址是中国第一次全面揭露聚落遗址，成为仰韶文化分期、仰韶文化聚落与社会研究等重大课题研究的典范。泉护村的发掘则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分期建立了可靠的标杆。李家村、何家湾和龙岗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展示了秦岭以南汉水上游前仰韶——仰韶文化分布和演变的重要信息，表明仰韶文化翻越秦岭拓展至江汉地区的空间格局，并为研究仰韶文化在长江流域的传播提供了路径支持。同时，汉水上游仰韶文化流行制造和使用绿松石器、玉器的特点，暗示江汉地区可能是中国早期玉器制造的源头之一，需要进一步引起关注。
杨官寨遗址大型环壕聚落和成人墓地的发现，则解决了考古学界数十年关于庙底沟聚落形态和墓地分布位置、内涵的迷惑，同时通过基因组检测，初步认定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属于较为稳定的父系社会。同时，杨官寨遗址南部断崖处发现制陶作坊区和仰韶文化晚期前段的成排窑洞式房址。
新街遗址发现了一批仰韶文化晚期前段的砖，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砖，并发现玉石矿料切割的遗物和加工玉器的钻头，对研究仰韶文化玉器材料、加工手法等学术问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关于仰韶文化的内涵，学术界有明确的界定。以代表性的陶器为例，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陶色以红陶为主，有少量黑陶和灰陶，纹饰以绳纹为代表，泥质陶表明流行绘制黑色彩陶图案，以宽带、鱼类、蛙类、鸟类、人面、獠牙兽面纹为主要题材，典型器类有尖底瓶、蒜头壶、葫芦瓶、尖底罐、夹砂鼓腹罐、瓮、钵、盆等。
学术界一般将仰韶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大期，每期又可以分为多个发展阶段。仰韶文化早期一般被称为半坡期，中期被称为庙底沟期，晚期半坡晚期或西王村期。以前也有学者将各个时期称为类型，但类型具有区域的含义，因此现在多采用“期”的概念，以表示仰韶文化的演进阶段。还有学者主张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区域有别、并行发展的两个分支，但现在看来，那只是在仰韶文化边缘区域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因素而已，仰韶文化半坡期到庙底沟期是一脉相承的统一文化系统，只不过是在不同地区因为周边相邻文化影响而表现出的地域差异，并不影响仰韶文化作为一支内涵统一、连续演变的独立文化的事实。此外，在成人仰韶文化系统的内涵一致性的前提下，有学者将仰韶文化各阶段分别称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半坡晚期文化或西王村文化、泉护二期文化等，但无论如何，不可能抹杀仰韶文化的统一内涵，仰韶文化的命名必须坚持。

玉钺，是仰韶村遗址首次发现，在仰韶时期是军事王权的象征

学术界一般将仰韶文化的年代范畴界定在公元前4900—前2900年，大约经历了2000年。近20年来，仰韶文化的上限被提前到北首岭下层墓葬和零口文化阶段，大约公元前5000年，而下限的测年被推迟到公元前2800—前2700年之间，如此，则仰韶文化的时段被稍微延长。另外，陕北等地仰韶文化因素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400年前后，但由于那里陶斝、灰陶等因素的流行，已经属于龙山时代面貌，只是仰韶文化的一些要素消失步调较为迟滞而已，属于边缘滞后效应。
近些年，随着陕西龙山时代城址的发掘，如芦山峁、石峁、我们逐步认识到，龙山时代的合院式建筑、马面、瓮城等礼制性要素，其源头可能早在仰韶文化半坡时期、庙底沟时期就已经有所展现出雏形因素，只不过以前我们没有对比对象，没有条件进行长时段比对。这将是探索仰韶文化文明要素起源的一个主要方向。另外，最早的瓦、砖、泥抹子等大型建筑材料和工具也首先出现在陕西仰韶文化遗址中，如长安县鱼包头遗址庙底沟期筒瓦、蓝田新街庙底沟期砖，芦山峁、石峁、宝鸡桥镇等龙山时代板瓦、筒瓦等。说明陕西及黄土高原地区在仰韶时期就孕育出文明要素，走在全国各文化区系的前列。
仰韶文化以鱼类、蛙类、鸟类、人面、獠牙兽面纹为主要题材的彩陶文化，是仰韶文化信仰体系和世界秩序的理想构型，这一系列题材和表现手法向四周文化区系中传播，代表仰韶文化形而上的理念思想的广泛影响和深度认同，对早期中国的文化整合起到了无与伦比的粘合作用。
总结：
1、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最强势的一支文化系统，以最具特色的彩陶题材和尖底瓶等特有的要素为标识，文化延续2000年，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分布空间以黄土高原为中心并向周边形成辐射态势。陕西渭水流域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域。
2、陕西大量的考古工作确立了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和编年标尺。
3、仰韶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发掘始于西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则是我国第一次全面揭露聚落遗址，对了解仰韶文化的聚落布局和社会形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4、陕西的仰韶文化聚落沿线出现了类似龙山时代的瓮城、门塾哨所、马面等防卫或礼制性设施，开启了龙山时代高等级聚落礼制设施的先河。
5、仰韶文化的彩陶以人面、鱼、鸟、獠牙神祇为主体，并且形成稳定、系统的组合主题，这种主题不仅仅是一种陶器装饰图案，它反映了仰韶文化的神祇与巫祝信仰体系。这样地神祇题材影响了龙山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礼器图案题材，应该是青铜时代信仰系统的重要源头。
6、仰韶文化完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第一次整合。今后需要从大历史周期的视角考察仰韶文化在中国文化与信仰整合历程中的历史地位，陕西及黄土高原地区对中国历史的整合角色，不仅仅局限于周秦汉唐，而应该上溯至仰韶时代。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光辉：《山西与百年仰韶考古》
山西仰韶考古的探索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起步于1926年李济先生夏县西阴村的发掘， 1985年苏秉琦先生在《晋文化颂》中对山西与中国文明起源的思考，将这一工作引向深入。同时，伴随着西阴首次发掘到《晋文化颂》的面世，山西史前考古也走过了从考古学早期实践，到物质文化史建构，再到古代文明探索等考古学科发展的基本阶段。
据初步统计，山西发现的仰韶遗址总数已达716处，经发掘的近50处，地域分布上尤以晋南为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上世纪发现的夏县西阴、万荣靳村、太原义井、芮城东庄、芮城西王村、翼城枣园、翼城北橄、侯马褚村一期、垣曲东关、垣曲宁家坡、垣曲下马、垣曲上亳、太谷后土河、方山峪口、娄烦童子崖、汾阳杏花、吉县沟堡、忻州游邀、大同马家小村等，还有新近发掘的夏县师村、临汾桃园和离石德岗等。
在百年探索历程中，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文化谱系的建构和聚落考古探索等方面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和认识。

1926年，李济和袁复礼首次发现西阴遗址所在的灰土岭断崖

一、
山西仰韶时代的区域文化谱系构建始于西阴遗址首次发掘，此后通过20世纪翼城北橄和枣园、芮城东庄和西王村等遗址一系列的发现与探索，初步完成了这一学科基础任务。
迈出了中国人百年仰韶考古的关键一步。1926年西阴村的发掘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开展的仰韶考古，发现了大量以西阴纹为代表的彩陶，出土了仰韶文化首个桑蚕蚕茧，初步揭示了仰韶中期的灿烂文化成就，客观上也成为了山西百年仰韶探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揭示了晋南是盛极一时的西阴类型/庙底沟类型主要发源地。发现于1991的翼城枣园是目前山西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仰韶文化中期的西阴类型渊源探讨提供了新线索；1991年翼城北橄遗址的发掘进一步完善了西阴的文化内涵，完整展现了枣园向西阴发展的文化脉络。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建构了晋南枣园类型——西阴类型——西王村三期的发展链条。
集中展现了山西仰韶先民灿烂的文化和艺术成就。晋南素有嫘祖故里之称，在百年考古历程中，先后于山西夏县师村和西阴等地点发现最早的石雕蚕蛹和桑蚕茧，表明当时已经掌握养蚕缫丝技术。距今6000多年前的夏县师村遗址已开始修筑城墙，并发现环抱结构城门等城防设施。公元前6000年后，晋南仰韶先民开始流行烧制绚丽的玫瑰彩陶，在临汾桃园遗址、垣曲下马等发现大量制作精美的彩陶，并习见于晋南及周边各类仰韶遗址，谱写了华山玫瑰的绚丽诗篇。展示了史前南北文化大融合的盛况。借助山西串珠式的走廊地形，发源于晋陕豫交汇处的西阴类型/庙底沟类型，将自身特色的玫瑰花瓣彩陶和五边形房址，经由翼城北橄、临汾桃园、离石德岗、大同马家小村，远播至阴山南麓和辽西地区。
总的来说，以西阴遗址为起点，山西揭开的百年仰韶考古历程，于此逐步构建了从枣园类型/后岗一期——西阴类型——西王村三期/义井类型的谱系框架，也展现了其空前的文化造诣和绚丽诗篇。

桃园遗址出土的彩陶

二、
近年，夏县师村、翼城北橄、临汾桃园、离石德岗等仰韶文化遗址的聚落考古工作也取得历史性突破。
首次系统揭露山西地区仰韶早期城垣聚落。夏县师村遗址揭露了一处3.5万平方米的城址，还发现城门相关线索，使我们对晋南仰韶时代早期聚落轮廓有了初步认识。在晋南发现了首个仰韶中期的大型环壕聚落。2020-2021年翼城北橄发现了仰韶中期的首个聚落环壕，面积达到80万平方米，也是目前山西所知规模最大的仰韶聚落。此外，2019年，在晋南的临汾桃园遗址也揭露一处以大量精美彩陶和典型五边形房址著称的仰韶中期聚落，面积20万平方米，展示了晋南中型聚落的基本面貌。揭示了黄河东岸小型聚落的社会面貌。2019年在黄河东岸的离石德岗发现一处独具特色的仰韶中期小型聚落，揭露的一批向心向心分布五边形房址，发现成组的生产生活器组合，反映了仰韶中期家户的一般生活状态。
这些工作不仅从单纯物质文化史上阐释和充实了山西在联系北方与中原之间的桥梁作用，也从聚落形态上再现了山西仰韶社会的发展进程。
用苏秉琦先生《晋文化颂》中“华山玫瑰燕山龙”经典诗句解读来说，山西是大仰韶的核心分布区之一，也是仰韶中期盛极一时的西阴类型/庙底沟类型的发源地，更是整合早期中国文化版图最关键的北向通道。

早期中国文化版图

百年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新起点，努力方向：首先要进一步加强晋南考古，以考古中国等重点研究项目为依托，持续推进夏县师村、翼城北橄、芮城坡头等重点仰韶遗址的聚落考古工作。其次，加快临汾桃园、稷山郭家枣园、榆次北河流等既往发掘仰韶遗址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多元一体视角下的仰韶文化研究》
仰韶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和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
第一，在距今6000-5300年这一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晋陕豫交界地区为核心，覆盖范围最广，人口规模最大，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积蓄了最深厚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庙底沟社会形成了“集体取向”的独特发展道路，影响深远，庙底沟类型彩陶的传播促进了各地区一体化。
在黄河下游，时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开始出现。山东大汶口墓地M2005随葬品共计104件 。在长江下游，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积石圈和随葬大量玉器和石器的大型墓葬，其中07M23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的最高规格墓葬，其中M91随葬品38件（套），包括14件玉器。在长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晚期龙王山墓地墓葬等级差别明显 。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圣地”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随葬品有特殊内涵的玉器 。
在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地区，河南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性聚落西坡遗址面积40多万平方米，聚落呈现明显的等级化。西坡遗址核心部位的发掘和对整个遗址的系统钻探表明，遗址中心位置很可能存在一个广场，广场的四角都有大型半地穴房屋。西北角的F105室内面积约200平方米，外有回廊，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等级差别明显。与其他地区相比，庙底沟社会 “质朴执中”、重视宗族和集体事务的发展道路，如黄土般厚重，积蓄了中国式文明型国家构建的重要底蕴。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组合花纹盆

与各地多元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各地新生的古国领导者们踌躇满志，朝气蓬勃，有着很强的探索远方、相互交流的欲望，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获得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这样的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上均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因此被称作“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至此，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元一体”式文明演进的宏大格局。庙底沟风格彩陶广泛传播，东到大海，南抵长江，北到河套和辽河流域，西到甘肃，成为“最初的中国”一体化进程最靓丽的符号。
第二，距今5300年，庙底沟核心地区的社会动荡，引发大规模人群移动，促成西北地区的大范围整合，波动所及，北达河套，西南至四川盆地。向西，则直入河西走廊，打开了中国和欧亚腹地交流的通道。中华文明的发展，由此有了更辽阔的空间，也获得了直通两河流域文明腹地、贯穿欧亚大陆的新鲜文明因素的激发。
第三，距今4300至3800年的龙山时代，仰韶文化系统人群发展而来的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汇聚各方因素，达到了新的社会发展高度。
第四，与夏王朝对应的二里头文化，地处中原腹地，融合各方因素，与信仰和仪式有关物品虽然吸收了东方和江汉地区因素，但都邑格局和宫室建筑继承了仰韶传统。
第五，百年之前，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亚地区彩陶和黑海西北部特里波利彩陶的相似性，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困扰学界。现在，中国文化西来说早已烟消云散。中国考古学家已经以辽阔的欧亚大陆为背景，认识仰韶文化的意义，认识中国文明形成道路的独特性。我们在特里波利文化的中心地区罗马尼亚开展了考古工作，发现两个文化的彩陶确有相似性，是否存在早期交流，还有待探讨。但两个文化的发展道路截然不同，仰韶文化在动荡整合之后，成为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特里波利文化衰落后，该地区在罗马帝国之前，一直没有引人注目的社会发展。中亚绿洲的彩陶文化虽然发展出来小型城邦，但并未形成多元一体的强大文明。

特里波利彩陶和仰韶文化彩陶常被用来对比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海：《仰韶文化与华夏文明——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
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表明，仰韶文化之中孕育了诸多华夏文明的核心基因，仰韶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壮大的过程也正是华夏民族从“农业起源”到“城市革命”的早期文明化进程。因此，对仰韶文化的深入研究是我们探寻华夏民族起源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关键。
从考古学上看仰韶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读：
仰韶文化的经济基础
我们都知道仰韶文化以粟作（或称为旱作）农业为基础。学术界公认粟作农业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然而，粟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却并不简单。研究表明，我国北方地区自末次冰期以来的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的史前人类即已开始广泛利用禾本科植物，这就为粟黍的早期驯化奠定了基础。而明确的植物考古证据表明，至少在距今8千年的北方地区普遍出现了栽培的粟黍。以兴隆洼、磁山、裴李岗、大地湾等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为代表，大致分布在东亚季风降水带的北部边缘一线。从栽培的作物品种来看，均以黍的比例最突出，粟次之，同时还大量采食栎果、酸枣等野生果实。家畜方面，狗的驯化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已经出现；家猪早期驯化的证据虽然有，但还不断受到学界的质疑。如此表明，处于早期驯化阶段的以黍为主的粟作农业经济并不成熟，而这种情况在进入仰韶文化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有证据表明，大致在距今6千年前后，随着仰韶文化的兴起，粟作农业迅速发展成熟起来，主要表现就是粟的比例大大增加，黍的比例同步下降，与此同时采集野生果实数量大大下降，而大豆的比例开始上升。尽管有关仰韶文化时期的大豆是否已经被完全驯化还存在争议，但显然有意识的利用豆类资源已经相当普遍。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区有一些仰韶文化遗址还存在数量不多的水稻，表明随着稻作农业的北传，仰韶文化的成熟粟作农业经济体系中已经出现了混作的特征。伴随着仰韶文化成熟的粟、黍、豆、稻的作物品种组合模式，仰韶文化的家畜和动物资源利用模式也基本固定下来。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的分析表明，猪和狗都是以粟黍为原料进行喂养的，同时仰韶人还普遍狩猎一些鹿等野生动物。上述原始农业经济模式可以看做是成熟的粟作农业模式，它不仅是在仰韶文化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奠定了仰韶文化繁荣大发展的经济基础。粟作农业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汉代，粟仍然是黄河流域主要的粮食作物。
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
在成熟粟作农业的基础上，仰韶文化得以繁荣发展。首先是由人口的增加所表现出来的聚落数量和规模的扩大。仰韶文化早期，北方各地还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关中、晋南、郑洛至南阳盆地分布着半坡、枣园、后岗、下王岗等各具特色的地方类型。在半坡类型的晚期阶段，即大致距今6千年前后，仰韶文化开始由关中和晋南地区大规模向外扩张，尤其是向以郑洛为中心的中原核心区的扩张促成了东庄类型的出现和庙底沟类型的兴起。
庙底沟类型进入到仰韶文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形成了关中和豫西两个大的文化发展中心。考古区域系统调查表明，这两个区域不仅聚落数量庞大，而且还出现了高陵杨官寨、灵宝北阳平、西坡等面积数十万至百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聚落。其中，杨官寨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的仰韶文化公共墓地，推测集中埋葬的人口数量超过两千，是该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长期繁荣、稳定发展的直观表现。庙底沟类型繁荣的关中和豫西地区正是徐旭生先生通过文献梳理所推定的古史传说的“炎帝”和“黄帝”的活动区域，从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上看，大致为距今6-5千年，前后延续了一千年的时间。

仰韶村第四次考古发掘发现的唯一一件比较完整的交错平行线纹彩陶罐

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制作精美的彩陶，因此仰韶文化又被称为中国的“彩陶文化”。与仰韶文化早期各具区域特色的彩陶相比，庙底沟时期的彩陶则表现出了相当“统一”的纹样模式，以各类花瓣纹、豆荚纹、回旋勾连纹为主要特色，可以说遍布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甚至其影响远至辽西、黄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庙底沟彩陶发达，但从考古发掘出土遗物的统计看，彩陶在仰韶文化典型陶器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似乎说明彩陶并非简单的日用器类，或许有特殊的用途。尽管学界对庙底沟彩陶纹样有不同的解读，但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彩陶代表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共性，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植物考古、古DNA等新技术手段的研究表明，庙底沟彩陶的传播是与成熟粟作农业和人群的传播同步展开的。比如，西辽河流域的半拉山红山文化遗址即同时出现了彩陶、成熟的粟作农业经济和超过10%的来自中原仰韶文化人群的遗传基因。可见，仰韶文化的繁荣与扩张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的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仰韶文化的社会结构
学界一般将仰韶文化时期看作是氏族社会的大发展阶段，并从对单个聚落形态和公共墓地的研究来论证仰韶文化的社会结构。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和多人合葬墓。
仰韶文化的“大房子”集中发现在庙底沟时期，分布范围甚广。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山西离石德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都曾报道发现有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方形或五边形“大房子”。灵宝西坡遗址的F105，如果算上外围回廊，面积超过500平方米。这些“大房子”不仅内部空间敞亮，而且建筑结构讲究，地面反复铺设，有的还有彩绘的墙皮。从临潼姜寨和灵宝西坡仰韶聚落的空间布局来看，这些“大房子”常常位于成组分布的居住房屋的中心位置。有研究者根据民族志的记录认为此类仰韶文化的“大房子”并非营造一般的居住空间，而是社群的公共议事场所，是对整个社群重大事务进行集体商讨和决议的地方。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微体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推测在仰韶文化的“大房子”里还可能发生了集体的宴饮行为，这也被看作是凝聚社会力量和彰显社会权力的一种方式。由此可见，集体权力的行使是仰韶文化社会组织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
除了“大房子”之外，多人合葬墓也是仰韶文化的一个特色，在陕西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河南灵宝晓坞、邓州八里岗、汝州洪山庙等遗址均有发现，且集中在半坡期和庙底沟期晚段这两个时段出现。多人合葬墓的具体形式也有所不同，元君庙是独立的合葬坑，横阵为“大坑套小坑”，八里岗有二层台并同时随葬大量猪下颌，洪山庙则是大坑中放置成人瓮棺。虽然各地的多人合葬形式不同，但“合葬”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共性。合葬人数，少则数人，多则上百人。

鸟首状陶塑

早期的研究者常将仰韶文化的“合葬墓”看作是血缘关系密切的家族、氏族或胞族的集中埋葬行为。然而，近年来的多学科研究并不支持这种观点。考古学家以八里岗遗址庙底沟期晚段的合葬墓M13为个案，通过体质人类学、考古年代学、动物考古和线粒体古DNA的综合研究，揭示出这座合葬墓中的个体死亡年龄延续长达200多年，且以青壮年和中老年为主，并不构成完整的族系关系，也不存在单纯的母系血缘。因此，研究者认为，这种多人合葬墓实际上是以整个社群为单位每隔一段时间所进行的集体埋葬行为，属于仰韶文化的一种特殊“葬仪”。仰韶社会通过这种葬仪活动，对社群内一段时间的死者遗骸进行集中收集和再次埋葬，从而达到增强社群凝聚力的目的。可见，多人合葬墓与“大房子”一样，实际上反映出了仰韶文化相同的社会组织结构特点，即对社群集体行为的特别关注。这就为仰韶文化晚期之后以集体权力（collective power）的率先呈现为特征的中原社会复杂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仰韶文化与华夏文明
大约在距今5千年前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逐步进入到晚期发展阶段。中原核心区的社会发展重心从三门峡-灵宝一带转移到嵩山北麓地区。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时代特点是大量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入中原，尤其是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南方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北方的西王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以往的研究多将此看作是庙底沟类型式微，周边趁机做大的表现，但实际上中原的仰韶文化并没有衰落，反而是随着更大区域之间社会交往的加强，多元文化在中原地区的汇聚，为中原仰韶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带来了新的契机。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开启了早期城市化的进程。考古学上看，中原仰韶晚期的城市文明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
首先，人口大量集中于中心聚落，出现了早期的城市和城乡一体的新型区域聚落布局模式。巩义双槐树是其中最大的一处中心，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次一级的中心聚落还包括郑州大河村、西山、广武青台、荥阳汪沟、楚湾等。这些中心聚落发展成早期城市，西山还出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版筑夯土城墙。这种先进的版筑技术在之后龙山时代的新密古城寨城址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延续至夏商时期，成为北方地区筑城技术的直接源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仰韶晚期的中心聚落往往拥有多重环壕。以往的研究将其看作是社群之间紧张社会关系的表现，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多重环壕未必是同步起建，更有可能的是人口不断集中，聚落范围由中心不断外扩的反映。

仰韶文化时期墓葬发现丝绸

其次，在中心聚落中开始出现了分区规划的城市建设理念。巩义双槐树聚落不仅带有巷道的多进院落式大型建筑集中分布，而且出现了最早的夯土围垣结构。以围垣划分聚落功能区的特点，在之后龙山时代的登封王城岗、淮阳时庄都有表现，并延续至二里头时期。而围垣与交通道路系统的结合，成为二里头都城井字形大道和九宫格式城市布局的重要源头。城市规划建制强调的是秩序和规范，是仰韶文化以来强调公共事务管理和集体权力实施的进一步发展表现。
最后，仰韶晚期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化开始出现。一些表现个体身份的大型墓葬出现在灵宝西坡庙底沟晚期、伊川伊阕城、孟津妯娌等遗址。这些仰韶晚期大墓不仅单体墓葬规模大，有二层台结构、棺椁等葬具，而且还出现了随葬玉石钺等源自东方社会突出个体权力（distributive power）特点的新因素。表明仰韶晚期社会在着重发展集体权力和世俗管理的同时，也开始借鉴东方礼制中凸显个体权力的特点，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权力的完整体系。
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出现的中原早期城市化的新特点对中原华夏文明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它开启了龙山时代社会大变革的序幕，并为二里头夏王朝和世俗王权国家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